積極不干預政策

1960年代,香港財政司郭伯偉提出不干預構想,採取自由放任政策。 1970年代中,開始轉向積極不干預的政策。 g)一文,抨擊香港政府令“積極不干預”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

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什麼是積極不干預政策

積極不干預政策,或稱積極不干預主義是香港前財政司夏鼎基於1980年提出的術語,用以概括香港政府當時“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政策。積極不干預政策建基於一個觀點,就是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政府試圖規劃私營機構的資源分配,以及阻撓市場力量的運行,政府的行動最終都會徒勞無功,而且更會損害經濟成長,對於開放型經濟體系就更加如此.

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提出

1960年代,香港財政司郭伯偉提出不干預構想,採取自由放任政策。1970年代中,開始轉向積極不干預的政策。1979年9月 ,夏鼎基在題為《過渡中的香港經濟》的演講中提到干預主義和調節機制。

1980年12月,夏鼎基在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演說中,清楚地闡述了什麼是積極不干預政策,他特彆強調“積極”二字:

“但當我提到政府的經濟政策時,我是用‘積極’來形容‘不干預’的。也許我以往未曾清楚說明所謂‘積極’的涵義。這其實是指: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剛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形勢,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乾預行動的理據——在經濟的任何環節以及在需求供應方面。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研判利害所在。”

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評價與質疑

積極不干預政策被一些學者視為香港奇蹟(經濟發達)發生的重要因素。另一些學者認為,積極不干預政策使勞工法例保持寬鬆,是港英殖民地政府縱容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政策。 香港以前實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之所以能夠成功,正是切合了當時客觀的經濟環境,也是英國政府在香港這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實現其最大經濟效益的最佳例證。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積極不干預主義已經消亡(甚至認為過去三十年並沒有實施過嚴格的積極干預主義),稱香港現在的經濟政策是選擇性干預主義(selective interventionism),當中例子包括:

  • 1970年代的十年建屋計畫、興建捷運。
  • 1983年實施聯繫匯率,將港元與美元掛鈎。
  • 1987年股災時聯交所停市4天。
  •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香港政府入市干預,動用近1200億港元的外匯儲備,分別出擊外匯股票期貨市場,打擊國際炒家。
  • 董建華擔任特首時期,投資數碼港和香港迪士尼樂園。
  • 1999年9月,當時的政務司陳方安生曾經為投資數碼港辯護,稱數碼港是政府的例外處理,而積極不干預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干預。
  • 2002年6月,唐英年曾批評過港英政府標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是騙人的,他認為抽稅、築路、興建公營房屋、工業邨等,均是干預,是任何政府都會做的;最重要是如何以公開、公正的政策改善營商環境。
  • 2000年6月29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同樣稱當年八萬五房屋政策“不說便不存在”,引起政界人士譁然。
  • 2006年9月11日,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明確表示,特區政府並不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並指這是「很久以前」的事。
  • 2006年10月6日,一直視香港為“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的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一文,抨擊香港政府令“積極不干預”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
  • 2007年9月7日,香港特區政府以平均價$155.4港元增持港交所股份,令其持股量增至5.88%,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港府增持港交所,顯示對港交所的支持,有助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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