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秦漢刻石選譯封底李檣，山東鄒城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楹聯學會會員，中國國家畫院精英班成員，北京鳳凰嶺書院書畫家。山東書法家協會理事、學術委員會委員，山東省楹聯學會理事，山東省第四屆泰山文藝獎評審。山東省“德藝雙馨”書法家。濟寧政協文史委專家組成員，濟寧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鄒城市文聯主席、黨組書記。
主要學術專著有《秦漢刻石選譯》《杞芳堂讀碑記》《濟寧漢碑考釋》《山東省區域文化通覽》濟寧卷（合著）等。其中《秦漢刻石選譯》獲第三屆泰山文藝獎、2011 年度山東省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獎等。論文《漢碑考辨六題》獲山東省第三屆書學討論會優秀論文獎。2011 年起在《東方藝術·書法》雜誌開設“古碑新考”專欄，2書法作品入展中國書法家協會主辦的各類展覽，並於全國第三屆楹聯書法大展獲獎。
內容簡介
:李檣簡介（秦漢刻石選譯扉二）秦漢兩朝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時期。在政治制度方面，列國兼併使原有的領主政治被淘汰,秦始皇廢除分封，實行郡縣。西漢初各種政治力量博弈的結果，作為一種妥協，分封制又一度回潮。經過數百年的此長彼消，郡縣制方才完全取代了分封制。東漢雖然仍是郡、國並存，但所謂封國已經徒有其名。官吏由朝廷委派，已經與郡縣無異了。由那時建立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對地方實行層級式管理的封建政治制度，作為我國的基本的政治制度，一直維持到近代。在這一大的政治框架之下，各項文物、典章、制度陸續在這一時期內建立和健全，並深刻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其中單就文字這一項來說，在這一時期，完成了由籀文到小篆和由篆到隸的兩次演變。使漢字越來越簡便適用，為中華文明的傳承作出了巨大貢獻。
以上所述歷史的演變與發展，記載在古代歷史典籍中，反映在考古發掘的實物中，也反映在這一時期的摩崖、碑碣等刻石中。秦漢石刻是我國一項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它不但反映了中國文字的這兩次重大演變，也記載了從公元前三世紀末到三世紀初四百多年間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記載了當時的主要意識形態、思想學說、經濟制度、行政制度、行政區劃等。研究中國歷史包括各項專業史的人需要它，研究書法藝術史的人需要它，投身於書法臨習與創作的人更需要它。
但是由於距今年代久遠，不但語言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隔膜，文字字形也有很大的變化，這都造成了使用上的困難。尤其是學習書法的人，簡直不得不比著葫蘆畫瓢。歷代金石學家雖然有很多的著錄與介紹。但使用他們的著錄與介紹，其困難程度並不略少於刻石原文。著者從少年學書，即深嘗其中的甘苦。多年來就存著一份對這一時期的刻石進行選釋和今譯的心愿，減少當代讀者閱讀、使用這部分文化遺產的困難。於是結合學書，認真探求刻石內容。從語言文字、歷史掌故，旁及有關的古代典籍。經過多年的學習積累，才在近期寫成了這一部書稿。
本書篇目的選取首先考慮有獨特的歷史意義，包含較多的歷史信息，能與正史互相印證、補充或糾正的。如《大吉買山地記》提供了土地買賣的證據，《犀浦簿書殘碑》反映了當時小農經濟占有財產的情況，都是難得的經濟史資料，雖然是斷簡殘篇，也予以選取。因為我們是以詮釋文字為目的，所以其他零星刻石及殘斷碑刻,沒有首尾不能連讀,而且也表達不出完整、獨立意思的,便捨棄了。又如絕大多數墓碑的碑主都是各級官僚。《肥致碑》是唯一的一幢介紹方士的，本來可選可不選，為了其人物獨特性還是選取了。其次選取石刻的漫漶泐損較輕，基本能夠閱讀和標點，能相對完整地了解它的基本內容的。最後還考慮到，本書不完全是為學習書法的朋友服務，但畢竟對學書的朋友用處更大一些。所以在篇目的選取上也要考慮其書法價值，儘量不遺漏在書界影響較大、為多數人所揣摩臨習的碑刻。
本著以上考慮,我們選取了秦漢時期的刻石41件。其中秦代1件:《秦嶧山刻石》,新莽時期1件:《萊子侯刻石》，其他39件都是東漢時期的。尤其是東漢後期的桓、靈二帝時期有29件,按篇數說占全書的70%。如果按篇幅長短來說所占比重更大，因為前期的篇幅都比較短小。
從石刻形制方面說，有摩崖5處、碑27幢、其他刻石9件。所謂其他刻石，指在未經磨礱的自然石上刻字、石闕刻字及畫像石題字。至於《秦嶧山刻石》,現存複製品是碑的形制，我們無法想像當時的原件是刻在怎樣的石頭上的。
“碑”是文字刻石的最完整形制。碑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組成。碑首上刻概括碑的名稱及內容的文字,稱碑額。有的碑有額,也有的無額。如本書所選的27幢碑中,《袁安碑》、《乙瑛碑》等10幢無額,《武斑碑》等17幢有額。至後期還有少數的碑雖然無額,但有與額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題目,刻在碑身上碑正文之前。如《封龍山頌》無額,碑文首行題“元氏封龍山之頌”。還有的碑既有額，又有題目，如《孔宙碑》碑額篆刻“有漢秦山都尉孔君之碑”二行十個字，碑文首行又題“有漢秦山都尉孔君之銘” 。《肥致碑》碑首刻文字六行,述東漢章、和二帝建元之年，表明碑主生活、活動的大致年代，算是一種很特殊的碑額，碑之首行又題作“河南梁東安樂肥君之碑”。種種情況可以看出，碑的形制是逐漸形成的，而在形成過程中又不斷地有所突破。
碑的額下常常有穿。“穿”就是在碑身上鑿透的圓孔。據劉熙《釋名》:“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轆轤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據此意我們考察出所收《乙瑛》、《禮器》、《封龍山》、《華山廟》諸碑,都無穿,其他墓碑多有穿,正與此意相合。
關於書體,除《秦嶧山刻石》與《袁安碑》為篆書外,其他皆為隸書。從隸書的演變過程看,從西漢早期的古隸,逐漸演變為形體趨扁、體勢左右背分、筆勢左挑右波的“八分書”。“八分書”大體可分為秀逸圓轉與方朴雄渾兩種風格流派。如《禮器碑》、《曹全碑》等屬於前者,《鮮于璜碑》、《張遷碑》等屬於後者。至於《武梁祠畫像題字》則發展為帶有向楷書過渡跡象的“新隸體”了。
秦漢刻石大多不署作書者姓名,題名者是少數。雖然從史書上得知《秦嶧山刻石》是李斯所書,但刻石上並未署名。《乙瑛碑》後人題“鍾太尉書”，已被多人否定。少數署書者姓名的，如《武斑碑》署“紀伯允書此碑”，《華山廟碑》署“遣書佐郭香察書”，《衡方碑》署“碑,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希書”, 《西峽頌》署“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書文”，可見署名方式也不一而足。
本書所選收各篇，儘可能涵蓋各方面的社會內容。除唯一的秦刻石為頌揚最高統治者的威德以外，在漢代刻石中，反映當時土地所有制狀況的有《萊子侯刻石》、《大吉買山地記》、《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石券》等。《張景造土牛碑》反映了當時立春鞭打土牛的風俗,以及當時賦役的部分情況。《犀浦簿書殘碑》反映了當時一般民戶擁有財產的狀況。《裴岑紀功碑》記述了一次東漢在邊境用兵的歷史事件。《開通褒斜道摩崖》、《石門頌》、《西峽頌》都是開通和修復道路的內容,反映了當時的交通狀況。屬於孔廟祭祀方面的有《乙瑛碑》、《禮器碑》和前後《史晨碑》。其他修廟祭神的碑記有《封龍山頌》、《華山廟碑》及《白石神君碑》。《武梁祠畫像題字》反映了廣闊的社會內容,已詳見該篇題記及注釋中,此不贅述。《三老諱字忌日記》、《武氏石闕銘》記述的是一個家族的部分情況。《楊淮表記》是一個特例。它以記述往事的口氣，記述了楊淮、楊弼堂兄弟二人身世及仕宦履歷。作記的是別人,但並且也沒表示出作記人與被記人的關係。
除以上所述的以外,剩下的都是為某一個人所立的碑。其中的《校官碑》、《張遷碑》是表述地方官功德的,如後來的“去思碑”、“功德碑”之類，其餘的都是墓碑。墓主大都是各級官吏。碑文的形式由簡趨繁。如早期的《袁安碑》只敘仕宦履歷，比較簡單。後來逐漸演變形成了一種格式。先敘事跡，從先代到身後依次詳敘。敘文以後以韻語作頌辭，也稱銘文。頌辭都是四字韻語，只有《曹全碑》是三字韻語。立碑人多為門生、故吏，從比較早的《景君碑》到後期的《曹全碑》、《張遷碑》都是。也有後代子孫為先人立碑的，如最早的《馬姜墓記》還不能算是成熟的碑的形式。從記文中“……子孫懼不能章明,故刻石記……”看，像是後代所為。《鄭固碑》則為“弟述其兄”。《鮮于璜碑》是“君之孫舫、倉、九等，乃相與刊山取石，表謚定號,垂之億載,以示昆苗”。《魯峻碑》既是門生故吏所為，文中也題到了“弱冠而孤”的兒子（息），並且記文及銘文很像是兒子的口氣。只有《肥致碑》是記述宗教人物事跡的。此碑出土於墓中，墓主當是肥致的弟子許幼。是許幼的兒子許建在他父親的墓中刻石記道人肥致的事跡。
有的碑背面刻集資立碑人的名字，有的還記載著錢數，叫作“碑陰”。《景君碑》的碑陰在人名後又有銘文。有的碑沒有碑陰，如《鄭固碑》。《鮮于璜碑》雖有碑陰而非題名，是另一篇頌辭和一段記述墓主三個兒子和墓主先世的文字。可見在固定的形式之外，也因各自不同的情況而有所變通。
對每件石刻作品，用題記、原文、注釋和今譯四種方式把它解釋清楚。
題記介紹其載體形態、主要內容、刻立及出土年月、地點及其現狀。扼要指出其歷史價值及書法價值。這部分內容本著述而不作的原則，取公認的成說，著者不作過多評論，更不作爭論。
關於原文，絕大多數皆取自原石或原石拓片。對其文字進行認真辨識和校勘。字形無大變化，為大家所公認的，直接錄出。現已簡化了的更直接以簡化字記錄。凡屬古寫、隸變以及通假字，則照原樣描摹。在《說文》、《玉篇》、《廣雅》等字書、訓詁書中求解。這樣仍有一些字查不出，既不能迴避，又不能杜撰，只好據實存疑，留待今後解決。
注釋部分首先把古寫的、隸變的、通假的字解釋成現在的通用字。其次是解釋詞語。其中占篇幅較多的是人名、地名、官職名、典故成語的原始出處等。工作量雖然浩大和繁雜，所幸因年代太早，所以詞語出處不出經史範圍，史部的不出“前三史”，尤其是大多出自《後漢書》，見於其他雜著的很少，相對而言比較集中，便於尋找。引文基本上都是在石刻文之前，個別出現六朝以後的引文，那是解釋詞語用法的例證，不是解釋掌故的。所有引文都從原書抄出。四書、經書都抄自古版或其影印本，“前三史”則抄自中華書局標點重排本。詞語重複出現的情況很多。通常的辦法是在出現重複詞語時，注稱“見前某篇某注。”我們自己讀書深感遇到這種情況時前後翻檢的麻煩，尤其考慮到本書的讀者是不一定按順序每篇都讀的，採用此法更不適合。因此除在一篇內重複的以外，凡遇重複的詞語，初次出現時詳細引證原文進行解釋，再次出現時注釋從簡，不用“見前某篇某注”的辦法。
起初以為在注釋清楚的基礎上，今譯就好辦了。實際進行下去，才知道這一步工作最麻煩，也最複雜。例如在古文中可以省略的句子成份，在現代文中卻不能省略，省略了就像是不完整了。遇此情況只能把省略的成份補足，並且用括弧括起來，表示是原文中沒有的。又有因漫漶泐損而原文不銜接的，只好用刪節號表示銜接不上的地方。有時很難找到一個與古文準確對應的詞進行直譯，有時很簡單的一句話卻暗含典故，按字句直譯表示不出暗含的典故來，只得像串講一樣，繞個彎才能說清楚。這樣譯出來，僅能求信、求達，就顧不上求雅了。其實古文今譯只是理解原文的一種方法，是沒有誰把古代文的語譯當文章來讀的。
本書編寫過程中，王昶的《金石萃編》、高文的《漢碑集釋》、何應輝的《中國書法全集·秦漢刻石》是主要的參考資料。在篇目的選取以及載體形態的表述上，主要得力於此書。其餘無論古今人著作，凡有引用，均註明作者名、書名、篇章名，並在篇末羅列參考書目。
目錄
1、秦嶧山刻石
2、萊子侯刻石
3、三老諱字忌日記
4、開通褒斜道摩崖
5、大吉買山地記
秦漢刻石選譯目錄6、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石券
7、袁安碑
8、馬姜墓記
9、裴岑紀功碑
10、景君碑
11、武斑碑
12、武氏石闕銘
13、武梁祠畫像題字
14、石門頌
15、乙瑛碑
16、孔謙碑
17、禮器碑
18、鄭固碑
19、張景造土牛碑
20、封龍山頌
21、孔宙碑
22、犀浦簿書殘碑
23、華山廟碑
24、鮮于璜碑
25、武榮碑
26、衡方碑
27、史晨碑
28、肥致碑
29、夏承碑
30、西狹頌
31、楊淮表記
32、魯峻碑
33、尹宙碑
34、趙寬碑
35、校官碑
36、白石神君碑
37、曹全碑
38、張遷碑
王學仲評此書
秦漢刻石選譯扉頁鄒城李檣君，出身詩書世家。克供厥職之餘，撰成《秦漢刻石選譯》一書。行將付梓，囑余為之序。情不獲辭，乃為之序曰：
君以家學淵源，耽於文史，酷嗜書法。自幼勤苦臨池，兼擅各書體。所作書翩翩多姿，古趣盎然。年甫而立時即漸露頭角，被吸納為中國書協會員。以往固以書界之青年才俊目之矣。及其以此書書稿示余，乃知李君非僅書家，亦且學者也。
此書選取秦漢著名刻石中之有首尾、可連讀者三十八篇，校勘原文、斷句標點並加以注釋與今譯。篇中掌故皆從古籍中釐清來源。凡五經、四書、“前三史”、諸子、字書及其他漢代以前古文獻，皆信手拈來，遊刃有餘。並在題記中時出新見，對相沿成誤之處，皆一一釐正。如《肥致碑》碑首有二“萌”字。前此諸家皆著錄為“崩”，此書以充分證據正確認讀，解決理解上之問題。又如《校官碑》“前半敘事之文目曰之誄，後半有韻之文目曰敘”，清人翁方綱氏且感困惑。對此，百多年來無人顧及。此書持充分理由改變斷句，遂使此疑迎刃而解。似此者，不一而足。腹笥之豐富，學養之深厚，於現今中青年中概未嘗見。此書出版嘉惠學人之處良多。舉凡研究漢代以前之重大歷史事件、意識形態、思想信仰、生活方式、風俗習慣者，皆可取資於此。其影響固不囿於文字流變與書法藝術之一隅也。
鄒城為原始儒家發祥之地，甚富國學底蘊。李檣鄒人也，可謂地靈而人傑矣。余為李君之博學多識賀，為此書之出版問世賀。
（王學仲，天津大學教授，聯合國教科文專家組成員，中國書協顧問，天津市書協主席。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第二、三屆副主席。）
評價
張延齡評此書
秦漢刻石選譯選頁近年來李檣同志除完成職務份內的工作外，每日埋頭讀書、寫作，不知他在做哪些方面的學問。孜孜矻矻大概有數年之久，已有部分成果公之於世——《秦漢刻石選譯》一書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了。拜讀之下，感想良多。
按說，講論古代石刻是文物部門的事，也是書法界的事。筆者既不屬文物部門，也不在書法界，圈外人談論這個問題，難免不著邊際。不過，我覺得李檣同志此書，並不囿於文物和書法的圈子，而是從大文化、大歷史的視角來進行觀察、研究和寫作的。因此是可以允許外行人說幾句外行話的。
此書名稱“秦漢刻石”，實際上，只有秦朝的一件和新莽時期的一件，其餘三十九件都是東漢的。因為此前留下的完整石刻，可以加以句讀、解釋的很少，這也無可厚非。而且正是因為絕大部分內容出自東漢，使我們從本書中相對全面地看到了一個東漢時期的完整面貌。本書在篇目的選取上，似乎有意顧及到這個目的。所以對於有關於社會、經濟、交通等方面內容的石刻儘量多收。如有關當時土地占有及使用情況的，就有《萊子侯刻石》、《大吉買山地記》、《侍廷里父老□買田石券》、《犀浦簿書殘碑》等四件。當然，《犀浦簿書殘碑》不僅於此，還包含其他方面經濟史珍貴价值。有關孔廟祭祀制度的有《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等。有關民俗、民間信仰及民間宗教活動的，有《張景造土牛碑》、《封龍山頌》、《華山廟碑》、《肥致碑》、《白石神君碑》等。對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的開通京畿至漢南交通方面內容的有《開通褒斜道摩崖》及《石門頌》。眾多的《武梁祠畫像題字》反映了當時的民俗、社會風尚及社會意識。就是占篇幅較多的墓碑及其他人物碑記，也都有充實的社會內容，並非後世的諛墓文可比。
那么通過這些內容，我們看到了一個怎樣的東漢社會呢？
首先，看到許多農民占有一小塊土地的情況。最能反映當時農民占地情況的《犀浦簿書殘碑》，從中看到在幾十戶農戶中，占地最多的二百六十畝，最少的五畝。據《孟子》所說，古代“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近世每平方里三百七十五畝，按此換算古代的二百六十畝，約合近世一百零四畝強。當時粗放的耕作技術，自耕農的耕作方式是可以勝任的。那時占有土地的方式，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兄弟幾人共同占有的，如《大吉買山地記》之例；也可以為全宗族或宗族中的一個支派所占有，如《萊子侯刻石》之例；也可以為某社會群體組織所共同占有，如《侍廷里父老□買田石券》之例。在土地的使用上，可以耕種，可以出租，也可作墓地。這些情況說明當時的農業社會中，小農經濟已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自從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廢井田，開阡陌，開始承認土地私有，也就漸漸形成了土地買賣制度。這個過程進展到東漢，已歷時四百多年。隨著歷史進展，在後世的改朝換代中，每次被摧毀的都是貴族、官僚和大土地所有者，自耕農應是較少被觸動的。經過一個朝代的土地兼併，土地漸漸地集中，下一次的社稷易主，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又被摧毀。周而復始地改朝換代，使中國的封建社會形成了小農經濟占優勢的特點。這種特點一直維持到近代。
其次，看到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已經最終確立。自從秦始皇廢除分封實行郡縣以後，至西漢初年，分封制又一度回潮，並很快暴露出這個制度的弊病，引起“七國之亂”的災難後果。經過西漢二百多年的不斷鬥爭，逐步解決了異姓王和同姓王的問題。至東漢時期，在行政區劃上雖然仍是郡縣與王國、侯國並存，但是實際上王國和侯國已經徒有其名。地方上的行政，由朝廷派官治理。地方官雖名為“相”，但不是襄助王、侯，而是對朝廷負責。從孔廟諸碑中記載當時上行下答的公文，我們可以看到魯國相上奏的文書，都是直達中央，從中並看不到魯王的影子。漢代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最終確立，影響中國社會兩千年。中間雖又有西晉恢復了舊的分封制，但不久又遭“八王之亂”而導致西晉的淪亡。此後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都是中央集權的。雖然有時處於分裂狀態，如三國，如南北朝，如十六國，但在割據政權內部仍實行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
第三，我們看到了當時行之有效的官吏選拔制度。本書諸石刻中涉及的人物，除肥致是民間宗教人物以外，在所有官吏中有一個是賢良出身，其餘幾乎清一色的是孝廉出身。賢良、孝廉都是漢代選拔官吏的科目。都是由郡守舉薦到朝廷，可以立即授官。前者不常設，後者常設，均起於西漢，沿用至隋唐實行科舉以前。這也是一個歷史的進步。先秦時分邦建國，對貴族實行世卿世祿的制度，既不能給有才能的人提供發展的機會，也不能發揮官員治理的積極性。到了秦朝按戰功授爵，較前進步了。但是有戰鬥能力不一定有行政管理能力，而且沒有戰爭的時候也無戰功可紀，這種選拔官員的辦法不能經常有效。實行賢良、孝廉這些選拔制度，可以使有品行操守的、有學識和管理能力的人充實到各級政府機構中，對國家實行有效的治理。雖然再好的制度也難免日久生弊，但在東漢時期，應當說這個制度還是有效的。不僅本書所涉及的政治人物都做出了相當的事業，更要緊的是可以看出底層人士有了可以躋身政治，並且可以晉身上層的機會。例如《袁安碑》的碑主袁安，雖然碑文只簡單敘述了他的履歷，並沒有陳述細節。但這個人物是古人提到窮困潦倒時經常引以為喻的人物，見於古代各種典籍資料。本書在譯介時也引述《後漢書》本傳等資料作了較詳細介紹。他的祖父輩還做過地方官吏，但是到了他少時竟然一貧如洗了，大雪封門他把自己困在家裡，不肯出去打擾他人。就是這樣一個淪落到底層的人被舉為孝廉，做了官，後來竟然位至三公。這種知識分子地位的可沉可浮，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特點。後來這些選拔科目生了弊病，又產生了科舉考試，形成了政權由讀書人操控的文官制度。（漢代還是文武不分的，被舉為孝廉的雖是讀書人，一般開始都授郎官，其實是武職）。這種職業文官的制度，保證了吏治的規範和行政治理的有效。
以上所述小農經濟占優勢的農業社會、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不斷改進的官吏選拔制度，這三點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特點。我們是持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相信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幾個大致相同的社會生產方式的發展階段。但不同國家、民族也有各自不同的特點。由於以上所述的幾個重要特點，使我國的封建社會不同於歐洲的封建社會。歐洲的封建社會是黑暗的中世紀，而中國的封建社會則是有高度文明的、繁榮和強大的中華大帝國。
第四，我們還看到了當時的民間草根文化的一些方面。中國古代傳統文化，除了封建朝廷所倡導的內儒外法的廟堂文化以外，還有以原始信仰和道家學說為核心的民間草根文化的傳統。這在漢代石刻中也有部分反映。本書所選譯的《武梁祠畫像題字》集中反映了當時民間的意識和民間的情感。通過這些題字，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民間崇尚的和讚揚的是講誠信、重然諾、助善懲惡的刺客，義夫和列女。這與當時的時代風尚有關。司馬遷為遊俠和刺客立傳，並非僅僅由於他個人的好惡傾向，也與當時整個時代的思潮有關。有了這個草根文化與廟堂文化互補，對於維護社會正義，限制“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政治權術，約束統治階層人物的個人行為都是有好處的。從畫像題字中表彰的眾多傑出女性，也可以看出當時民間的婦女觀，也並非如儒家創始者所說的“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輕視和仇視婦女，而是包含相當的尊重的。當然，草根文化與統治者的廟堂文化又是互相滲透、互相影響的。因此，民間風俗的“打春”活動，要由官府主導。民間的自然神崇拜，如民間的封龍山神、華山神、白石神君等，也由地方官主持修廟祭祀。民間的宗教人物肥致，也要受到皇帝的冊封。這說明廟堂文化是屬於強勢的一方。但民間草根文化一直不絕如縷，保持了我國傳統文化的多元性。部分抵消了儒家的偽善和法家的極端，增加了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因素。
總之，漢代在我國古代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朝代。從秦國商鞅變法開始，我國社會生產方式有重大的變革。但在秦始皇滅亡六國完成統一後，這種新的生產方式是靠武力推行六國的，缺乏必要的過渡，所以很快便崩潰了。從西漢開始，實現了成功的文化轉型。這個轉型在漢代石刻中有深刻的反映。這個轉型的各個方面，如原因、過程以及對中國歷史的影響等，這中間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李檣同志這本書也有意地以實證的方式表現了這個轉型時期的文化，因此對歷史文化的研究是一份彌足珍貴的資料。對這份資料的闡釋，無疑更是有積極作用的。
李檣同志的這部著作，秉持客觀的態度，從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中找根據，對所選的碑文進行闡釋和今譯。體例全面而周到，但卻很少表述個人的觀點。腹笥之豐富，在現在的年輕人中非常難得。其文風平實沉穩，不疾不徐，娓娓道來。在《前言》中縷述漢代石刻的概況、碑刻形制及其演變、漢代書體流變及其風格、所選各石刻主要內容及其大致分類，然後在內文中一一予以詳述。尤其在石刻與正史有牴牾處，抱並存的態度，不輕易下斷語，如說什麼補正史之不足，糾正史之缺失之類。今人替古人作仲裁，只能表明今人的淺薄。如對《裴岑紀功碑》，引用《後漢書》原文，指明其互相矛盾的地方，卻不肯定誰對誰錯。這是對讀者的尊重和對讀者判斷力的相信。另外，對相沿已久的對漢碑的多處誤讀、誤解的糾正，如對《肥致碑》碑首文字的厘定等，構成了本書的許多的亮點。
本書雖不專為書法而作，但李檣同志畢竟是書法家，其書法的視角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前言》中說：“從隸書的演變過程看，從西漢時期的古隸，逐漸發展成形體趨扁以及體勢左右背分、筆勢右挑左波的‘八分書’，‘八分書’又大體形成秀逸圓轉與方朴雄渾兩種流派……還有如《武梁祠畫像題字》則發展為帶有向楷書過度跡象的新隸書……”這種分法非常巨觀，也非常言簡意賅。明白了這幾句話也就掌握了欣賞與學習隸書的門徑。所以這本書不但對研究歷史文化是有用的，對學書者來說更是有用的。
因為同住在一個巴掌大的小城裡，街上走著的人晃來晃去都成了熟面孔，所以不記得是什麼時候開始認識李檣同志的。他給人總的印象就是不浮躁。平時很少見到他興高采烈過，也很少見到他激昂慷慨過。辦事總是那種按部就班的樣子，說話總是那種不疾不徐的調子。我想這種性格是他學術研究能做出成果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一代，趕上了好時候，受到了比較全面的教育，接觸到各方面的資訊，做學問的條件是好的。十年“文革”期間固不足論，他們也不像四、五十年代至“文革”前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知識結構大都是殘缺不全的。按說在學術研究上基礎都比較紮實。只是在社會轉型期間，社會生活的變化令人目不暇接，學問之外的光景太精彩了，很難讓年輕人沉潛下去。誰能在萬丈紅塵之中保持住一份定力，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故紙堆中討生活，誰就能夠在學問上有所建樹，拿得出成果。我覺得李檣同志就是這樣的人。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他還會有新的成果問世。朋友們都在期待著。
（張延齡，作家，學者）
劉光評此書
秦漢兩朝在短短的四百餘年間為後世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思想傳統構建了框架、奠定了基礎，在文化、藝術方面，也以勃健的生命力締造了先秦之後的又一高峰。然而對於這個時代的了解，除典籍外，我們也只能藉助各個時期考古發掘所得的實物。這其中，刻石無疑是最直接、最具說服力的材料了。
在對這些材料的解讀過程中，識字、斷句、釋義無疑是三個最棘手的問題。一方面，這些石刻中保存基本完好、用字完全遵守正體的畢竟所占比例不大，大部分刻石都有不同程度的漫漶泐損，同時，受兩次文字演變的影響，俗字、誤字時常閃爍其中，這都給研究歷史、學習書法的學者以及愛好者帶來很大的困難與不便。正是出於要“減少當代讀者閱讀、使用這部分文化遺產的困難”的目的（《秦漢刻石選譯》前言），李檣先生積數年之功，完成了這本《秦漢刻石選譯》（下簡稱《選譯》），該書的出版，實“嘉惠學人之處良多”（王學仲先生為《選譯》所做序文），既是了解秦漢文化意識形態以及政治制度、民情風俗的重要參考資料，也是書法研究者和愛好者（尤其是針對秦漢階段石刻書法）極好的工具書。
該書篇目選取涵蓋廣泛，解讀體例完整清晰。作者對所選的每件石刻作品的解讀均嚴格按照“四步走”呈示給讀者：首先是題記，強調客觀記錄，在參閱諸多材料的基礎上，取其中最公允的說法，對其歷史價值、書法價值不做過多評判，今人、古人觀點並舉，往往一兩句或數字便精準涵蓋；然後進行原文文字的辨識、校勘；再次，對文中重點字、詞進行注釋，以幫助讀者理解石刻內容；最後是今譯，即將文言文譯作白話，進一步方便學人。
倘若說對唐或唐以後的刻石進行釋讀、今譯，其難度未必很大；但是對秦漢石刻來說，恐怕工作量便會倍增，其難度也非僅高出一二層台階。對於古人未曾正視和解決的問題，或者牽強訛謬之處，李檣先生在深研“前三史”之餘，又輔以民風世俗、歷史掌故、社會組織等多方面的研究，以求從諸多角度提出與原文旨意更為接近的觀點。如對《衡方》和《張遷》等碑中的異體字、《尹宙》與《肥致》（見296頁）等碑中的謬字、《孔宙》中的缺字（見223頁）的糾辯，對《校官碑》（見349頁）斷句行文的調整，對後世記載中與史實不符之處的澄清（如第235頁對《華山廟碑》的考證），都可以看得出李檣先生對所用典籍的遴選標準之高（底本好，參閱廣）和對工具書的駕馭能力之嫻熟（有疑有信，有破有立），更看得出李先生做學問的態度之端正。李先生能樂此不疲，沉浸其中、編纂數年，扎紮實實做學術，實可謂“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尤其應當提出的是李檣先生選取大量的漢畫像作為《選譯》的研究對象。漢代民間文化極度繁榮，然而學者們對漢畫像進行較為系統的研究尚不足三百年。對於有記載的，李檣先生不厭其詳地摘錄有關其原處位置、狀貌等方面的記載，並對其石刻內容進行詳細釋讀、分析，以方便讀者對漢代意識形態進行更為巨觀的考察和理解。包括另幾組石刻作品的收錄，“不囿於文字流變與書法藝術之一隅”，蓋著者乃從大處著眼耳。
數日前收到李檣先生的書法作品集，拜讀完畢，不禁由文及字連生感慨：其《選譯》行文平實質樸，書法風格亦簡約清新；譯釋於紮實處見通變，書法亦於擬古中見性靈——此蓋其浸淫秦漢深矣，氣息方能逼古；濡染翰墨久矣，腕下才可生新。以此觀之，昔日有成之學者、書家青壯年時，孰能不似今日之李檣君？於學於藝，盡乎志、游，足矣。
（劉光，北京師範大學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