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款為：“同知府銜，泰安府泰安縣知縣秦應逵立石。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小陽月穀旦”。此碑立於公元1898年。碑高0.48米，寬0.88米；碑文31行，滿行18字，字徑1.7厘米；楷書。撰文者秦應逵，字鴻軒，湖北孝感人，光緒二十一至二十五年任泰安知縣。在這一泰山石刻中，秦應逵形容了十八盤之險，讚嘆了“天門形勝”，記載了維修經過。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文中寫到在他到泰安上任之前60年，同鄉程德潤對泰山南天門的維修，以及因南天門的先後維修而與程德潤結下的“三世因緣”。孝感人秦應逵所留下的這一古蹟，不僅是泰山的一段佳話，也成了南天門歷史的惟一實物證據。《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緒朝）實錄41》載，泰安縣知縣秦應逵才品政績，均有可觀，著李秉衡傳旨嘉獎。義和團運動，是清末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運動，最初流行於山東、河南等地，以設拳場、練拳術等方式組織民眾。義和團不但反洋教，而且與官兵的矛盾也尖銳地對立起來。庚子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北方部分地區達到高潮，引起八國聯軍武力干涉，八國聯軍占領了北京紫禁城皇宮，慈禧西狩躲到西安。李鴻章為議和大臣，與八國談判。德國統帥瓦德西對李鴻章說：“倡此戰爭的罪人還在西安，我要引兵前往誅戮他們。”李鴻章說：“等我三天，如果沒有結果，到時再動兵不遲。”慈禧太后獲電後，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初三開始議大臣之罪。《西巡迴鑾始末卷四》載，秦應逵袒庇拳匪，明示仇視各國人民，忍令境內教民慘受殺害，罪應革職，永不敘用。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權代表奕匡和李鴻章與11國代表達成了屈辱的《解決1900年動亂最後議定書》，也就是中國史稱的《辛丑條約》。1955年，在北京各界歡迎東德代表團大會上，東德總理格羅提渥將當年德軍繳獲的義和團旗交還給周總理。周總理隨後指出：“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爭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秦應逵被革職，這正是他的開明之處。縱觀秦應逵的一生，他最大的貢獻是古籍收藏。他一生愛書如命，以集書為好，離職還鄉時，與其他官員不同的是，運回家的並非金銀財寶，而是帶回數十口書箱，以作珍藏，家裡建有藏書樓一座，藏書萬冊。他藏書不獨以重金收購，還手抄輯納、工楷抄錄了明清兩代名人雜文選計139篇。為了研究藏書系統化，他繪製了將《古今圖書集成》和《二十四史》兩套書分類裝箱、組合上架的“藏書目錄圖”，對研究古籍館藏之法，具有參考價值。湖北省圖書館館藏的秦應逵的《手批讀杜心解》對當代研究杜詩具有重要的價值。《讀杜心解》是清雍正學者浦起龍所著的一部獨具匠心的杜詩註解著作，在杜甫詩研究集大成的清代，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秦應逵以收藏家獨特的視角，對當時這部被學者廣為推崇的《讀杜心解》，進行了大膽的肯定或否定的價值點評。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文研究中心教授曾紹皇曾撰考證論文，對秦應逵的《手批讀杜心解》作出過極高的評價。秦應逵離職還鄉後，從事教育工作。據《文史資料·孝感大事記》載：“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創孝感西湖書院（今書院中學），設教育會，會長為秦應逵”。於1915年去世，享年65歲。一九五七年二月，湖北省圖書館收到《長江日報》編輯部轉來讀者來信，反映孝感縣楊店區供銷社廢品站堆放了一批古籍，未作處理，急待搶救。時任省圖采編部主任的孔憲凱馬上叫上幾名工作人員拉上幾輛板車，連夜趕往孝感。經過兩天的跋涉，館員們趕到了孝感縣楊店區供銷社。在清理中，發現這批圖書為清同治間孝感縣進士秦應逵所藏古籍。書中鈐有“孝感秦氏家藏”朱文方印、“秦應逵藏書”朱文方印。經過七天七夜清理，他們選擇刻本較早、刊印較精以及有學術參考價值之抄本運回省館，其中有清代列入禁毀書目流傳較少之明崇禎刻本《皇明世法錄》、明崇禎刻本《冊府元龜》、明萬曆刊《唐類函》、明刻本《詩雋類抄》、鍾選《文歸》、清抄本《讀史方輿紀要》以及其他明清刻本。這些書雖不少缺卷短冊，但仍屬可貴之珍本。館員們在當地僱車僱人，將這批古籍全部從供銷社折價收回，用10餘輛板車將這些“寶貝”拖運回來。其餘的普通版本全部留存孝感縣圖書館。孝感圖書館也喜獲巨大豐收。除省館拉走的以外，秦應逵的大部分藏書成了孝感圖書館古籍的重要來源，使得孝感圖書館藏書，由1956年的藏書8495冊，到1957年底驟增至2.7萬冊，可見秦氏藏書之多。
落款為：“同知府銜，泰安府泰安縣知縣秦應逵立石。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小陽月穀旦”。此碑立於公元1898年。碑高0.48米，寬0.88米；碑文31行，滿行18字，字徑1.7厘米；楷書。撰文者秦應逵，字鴻軒，湖北孝感人，光緒二十一至二十五年任泰安知縣。在這一泰山石刻中，秦應逵形容了十八盤之險，讚嘆了“天門形勝”，記載了維修經過。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文中寫到在他到泰安上任之前60年，同鄉程德潤對泰山南天門的維修，以及因南天門的先後維修而與程德潤結下的“三世因緣”。孝感人秦應逵所留下的這一古蹟，不僅是泰山的一段佳話，也成了南天門歷史的惟一實物證據。《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緒朝）實錄41》載，泰安縣知縣秦應逵才品政績，均有可觀，著李秉衡傳旨嘉獎。義和團運動，是清末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運動，最初流行於山東、河南等地，以設拳場、練拳術等方式組織民眾。義和團不但反洋教，而且與官兵的矛盾也尖銳地對立起來。庚子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北方部分地區達到高潮，引起八國聯軍武力干涉，八國聯軍占領了北京紫禁城皇宮，慈禧西狩躲到西安。李鴻章為議和大臣，與八國談判。德國統帥瓦德西對李鴻章說：“倡此戰爭的罪人還在西安，我要引兵前往誅戮他們。”李鴻章說：“等我三天，如果沒有結果，到時再動兵不遲。”慈禧太后獲電後，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初三開始議大臣之罪。《西巡迴鑾始末卷四》載，秦應逵袒庇拳匪，明示仇視各國人民，忍令境內教民慘受殺害，罪應革職，永不敘用。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權代表奕匡和李鴻章與11國代表達成了屈辱的《解決1900年動亂最後議定書》，也就是中國史稱的《辛丑條約》。1955年，在北京各界歡迎東德代表團大會上，東德總理格羅提渥將當年德軍繳獲的義和團旗交還給周總理。周總理隨後指出：“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爭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秦應逵被革職，這正是他的開明之處。縱觀秦應逵的一生，他最大的貢獻是古籍收藏。他一生愛書如命，以集書為好，離職還鄉時，與其他官員不同的是，運回家的並非金銀財寶，而是帶回數十口書箱，以作珍藏，家裡建有藏書樓一座，藏書萬冊。他藏書不獨以重金收購，還手抄輯納、工楷抄錄了明清兩代名人雜文選計139篇。為了研究藏書系統化，他繪製了將《古今圖書集成》和《二十四史》兩套書分類裝箱、組合上架的“藏書目錄圖”，對研究古籍館藏之法，具有參考價值。湖北省圖書館館藏的秦應逵的《手批讀杜心解》對當代研究杜詩具有重要的價值。《讀杜心解》是清雍正學者浦起龍所著的一部獨具匠心的杜詩註解著作，在杜甫詩研究集大成的清代，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秦應逵以收藏家獨特的視角，對當時這部被學者廣為推崇的《讀杜心解》，進行了大膽的肯定或否定的價值點評。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文研究中心教授曾紹皇曾撰考證論文，對秦應逵的《手批讀杜心解》作出過極高的評價。秦應逵離職還鄉後，從事教育工作。據《文史資料·孝感大事記》載：“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創孝感西湖書院（今書院中學），設教育會，會長為秦應逵”。於1915年去世，享年65歲。一九五七年二月，湖北省圖書館收到《長江日報》編輯部轉來讀者來信，反映孝感縣楊店區供銷社廢品站堆放了一批古籍，未作處理，急待搶救。時任省圖采編部主任的孔憲凱馬上叫上幾名工作人員拉上幾輛板車，連夜趕往孝感。經過兩天的跋涉，館員們趕到了孝感縣楊店區供銷社。在清理中，發現這批圖書為清同治間孝感縣進士秦應逵所藏古籍。書中鈐有“孝感秦氏家藏”朱文方印、“秦應逵藏書”朱文方印。經過七天七夜清理，他們選擇刻本較早、刊印較精以及有學術參考價值之抄本運回省館，其中有清代列入禁毀書目流傳較少之明崇禎刻本《皇明世法錄》、明崇禎刻本《冊府元龜》、明萬曆刊《唐類函》、明刻本《詩雋類抄》、鍾選《文歸》、清抄本《讀史方輿紀要》以及其他明清刻本。這些書雖不少缺卷短冊，但仍屬可貴之珍本。館員們在當地僱車僱人，將這批古籍全部從供銷社折價收回，用10餘輛板車將這些“寶貝”拖運回來。其餘的普通版本全部留存孝感縣圖書館。孝感圖書館也喜獲巨大豐收。除省館拉走的以外，秦應逵的大部分藏書成了孝感圖書館古籍的重要來源，使得孝感圖書館藏書，由1956年的藏書8495冊，到1957年底驟增至2.7萬冊，可見秦氏藏書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