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剖析
2010年8月1日下午3時許,4名中年男子在清華大學西門附近,用菜刀砍下了各自左手小指的一部分。如此殘忍地對待自己,竟僅僅是為了以此證明自己並未曠工。因為原單位的合併移交,他們從正式在編職工變成了“編外人”,而且同工不同酬,但他們像大多數遵紀守法的普通百姓一樣選擇了忍耐,誰知移交不久又被強迫與勞務派遣公司簽訂勞動契約,直到2008年被冤“曠工”丟掉了飯碗,而實際上他們天天在上班。他們沒有撒潑無賴,而是試圖用合法途徑為自己討個說法,從勞動仲裁到法律訴訟,經歷了將近兩年的艱難維權,數次上訪和被拘留。他們最終選擇在清華西門外斷指,血淋淋的演繹。
維權之路
帶血的維權
我們實在沒辦法了,該走的路都走了,告都沒地方告了。”4名原湖南寧遠縣水利水電局的正式在編職工在將自己的手指切下併吞入口中後欲哭無淚。最令人吃驚的是部分政府人員的態度,他們竟然把責任全推到工人身上。經歷了數次上訪和被拘留之後,他們被迫來到首都,用菜刀砍下了各自左手小指的一部分。當時現場還擺著白紙,上面寫有8個紅色大字:“我沒曠工,還我清白”
自殘的是尊嚴
魯迅曾說,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撕碎給人看。而在這個悲劇里,戕害的不僅是肉體,還有公民的尊嚴、希望以及對政府的信任。中國現在的青年工人,無論質和量都與前一代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社會過去30多年來,雖然不能說在所有方面都改進了,但在有些方面還是有明顯進步的,這體現在新的一代對自己作為工人的尊嚴、對生產生活條件等有所改善的期待。學者丁學良認為,這恰恰是中國進步的產物。因此,現在各方面,包括地方的法規、管理措施,企業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等等,都要正視這個現實,不能再把他們當螺絲釘、打工機器,更不能把他們當牛馬和牲口——牛馬和牲口在重壓之下也會反咬你一口,何況是人?
權責分析
當理性維權成為“奢侈行為”
湖南寧遠縣水利水電局4名正式在編職工先是“被編外”、“被曠工”,後被逼到北京上訪自殘,又被當地政府派車接回徑直送到了寧遠縣拘留所,和家人都遭到有關方面的軟硬兼施。當地政府、電力公司曾對他們說,“誰不妥協誰就去勞教,4個人不妥協就4個都去勞教。”本應代表百姓利益的政府職能部門與利益受到傷害的公民之間的關係,成為一種博弈的悲劇。畢竟,少了職能部門的撐腰,一個人的力量要與一個企業進行對話本身就是巨大的不公平。
冷血的官員難道不明白:作為工人基本尊嚴和基本經濟利益的要求,本身並不是政治性的,矛頭指向資方,並不指向政府。但如果一直阻擋他們通過理性、間接、和平的辦法解決,累積時間長了,就可能爆發成為針對政府的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因此,應該在工人的訴求還沒上升到政治層面的時候,採取積極的辦法去處理。
工會再度成為看客
在斷指門事件中,我們始終沒有見到“工人的保護神”工會的身影。這樣的無奈以及產生的悲劇為何屢屢上演,其背後必定有密不可分的社會根源和制度根源。一方面,是公民常識和維權意識的不斷增強;另一方面,則是維權配套機制的繁冗和落後。
數據顯示,中國的產業工人已超過3億。截至2009年底,我國基層工會組織已累計達到184.5萬個,全國工會會員總數達到2.26億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王兆國日前明確表示,在涉及企業職工合法權益的維護上,工會要敢於維權、善於維權,旗幟要更鮮明,聲音要更響亮,措施要更有力,努力幫助職工民眾解決實際問題。斷指門事件再次深刻地揭示:弱勢群體在利益集團面前,如果其所信任的工會和政府部門缺位,那是怎樣的一種悲哀。
浙江大學馮鋼建議未來走“民間工會”道路,有條件允許各地工人自發組織成立民間工會,變審批制為登記制;學者戴建中則認為,在不改變政府工會基本模式前提下,工會需要更多獨立性,社團形式運作也未嘗不可。
社會評論
四個“秋菊男”,“我本善良”,面對自己權利受到的侵害一忍再忍,忍無可忍。原本一個健康社會應該為他們預留的維權通道被各種不健康力量堵了個嚴嚴實實——仲裁、訴訟、上訪、談判都沒有結果,非逼著他們以斷指這種野蠻、血腥的行為,吸引公眾,刺痛大家的良知。如果這種方法真的有用,引來大家的效仿,到時公眾又會麻木了,他們可能會選擇更極端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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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永浩作品《秋菊男的故事》,刊載於韓寒主編《獨唱團(第一輯)》,講述了作者兒時維權的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