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縣喬氏

祁縣喬氏

祁縣喬氏,是清末民初全國聞名的商業金融資本家,在山西封建商業資本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它從清代乾隆初年創業,不憚勞苦,慘澹經營,經過幾代人的銳意進取,不斷開拓,終於留下了一段“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佳話。喬氏憑藉包頭這塊發樣地,進而壟斷、操縱了內蒙市場,並陸續將其商業字號延伸擴展至平、津、東北,直到長江流域。極盛時期,國內各通都大邑幾乎都有它的字號,且獨領風騷200餘年。

喬家始祖喬貴發,祖居祁縣喬家堡,因其父母雙亡,早年常為人幫傭,是一個衣不遮體無依無靠的光棍漢。乾隆初年與秦姓結為異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開始在薩拉開廳合成當鋪做夥計,稍有積蓄,便轉到西腦包開草料鋪,兼銷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雜貨。二人苦心經營,生意日見起色。但後來又一度虧賠,幾乎歇業。喬只好回原籍種地,留秦姓守攤。喬回原籍後娶積氏為妻,後續李氏。
喬家大院喬家大院

乾隆二十年(1755)口外糧食豐收,秦氏趁糧價低時購存一批黃豆,不料次年黃豆歉收,秦把黃豆出售,獲利頗豐,便把喬從原籍叫來共同經營。喬秦二人把店移到東前街,開設客貨棧廣盛公,喬秦二人當上了財東。到嘉慶時,廣盛公生意十分興隆,但一次倒賣“買樹梢”蝕本。所謂“買樹梢”就是當農民急於用錢時,將其青苗作抵押,商號借錢給農民。廣盛公這次“買樹梢”蝕本,幾乎倒閉,幸當地往來業戶支持,議定將廣盛公欠款緩期三年歸還,使廣盛公得以苟延殘喘。到三年結賬時,廣盛公不但還清了債款,而且大有餘利。秦、喬認為此乃復興基業起點,便把廣盛公改名復盛公。喬氏以在中堂、大吉堂、進修堂、德興堂名義,秦氏以三餘堂名義,在復盛公共投資白銀 3萬兩,業務仍以經營油糧米麵為主,後又兼營酒、衣服、錢鋪,買賣日益興隆。
喬家子弟恪奇祖訓,定有家規,不準嫖賭,不準納妾,不準酗酒。因此喬姓家業興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賭,揮在浪費,漸從號內將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喬家補進,最後復盛公14個財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為喬姓之股。
喬家大院喬家大院

復盛公成為喬姓之商號後,買賣興隆,繼在包頭增設復盛全、復盛西商號和復盛菜園。後來又在包頭城內共開設復盛公、復盛西、復盛全等有19個門面,四、五百職工,是包頭城開辦最早、實力最為雄厚的商號,故包頭城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
喬氏依託復字號,又向國內各大中商埠發展,先後在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各城鎮設立商號。光緒十年(1884)又設大德通、大德恆票號。大德通票號最初資本 6萬兩,中期增銀12萬兩,最後增至35萬兩。大德恆票號資本10萬兩。二票號在全國各地有20多個碼頭(分號)。西至蘭州、西安,東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張家口、歸化、包頭,東北至瀋陽等地,均設有喬氏商號。徐珂《清稗類鈔》載,喬氏共有資產四五百萬兩。實際不止此數,清末喬氏在全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等200多處,有流動資金700——1000萬兩以上,加上土地房產等不動產,有資產數千萬兩。
喬氏在商業經營中很注意網羅人才,這也是喬氏商業長久興旺的重要原因。如祁縣人閻維藩(1859-1949),原在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任職時,曾為福州都司恩壽墊支白銀賄官,總號認為閻違背號規,要處置維藩,不久恩壽升遷漢口將軍,但維藩因處分之事不快,已決意辭職。喬致庸得知訊息,認為閻善於交給官府,又是個經營人才,派其子學儀專程途中截迎,禮聘閻氏為大德通票號總經理,許全權處理號事。閻為報答喬氏知遇之恩,彈精竭慮,苦心全營,使喬氏商業獲益非淺。喬氏為其商業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結官府。喬映霞就認為花錢捐官買來的只不過是死後銘碑上的殊榮,並無可驕傲之處,而花錢結識權貴則可作為經商靠山。如果某官在官場失意,又可另外交結新官吏。也就是說前一個靠山倒了,還可找新靠山,使商業經營不受影響。喬氏交結權官,上至皇室親貴,至州府縣吏,四方籠絡,八方疏通。光緒以來,陝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撫道員,幾乎都與喬氏的商業在經濟上有交往。庚子事變,慈禧西逃,途經山西時,喬氏大展交結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營設在其所辦票號祁縣大德通總號,又出借給清廷40萬銀兩,以解清廷西逃財政拮据之急。清廷當然也是“投之以挑,報之以李”,此後對喬氏商業多加關照,又讓山西巡撫丁寶銓將“福種琅環”匾賜喬氏,喬氏商業也得以藉此大壯聲威,擴大了影響。
喬家大院喬家大院

喬貴發共有三子,長於全德,堂名德星堂,但後繼乏人,人丁缺少,故長門所營商業較遜色。
次門全義,生子致遠,堂名寧守堂。致遠生二子。長嶸,堂名保和堂,次超五,堂名保元堂。喬超五是鹹豐九年(1850)舉人,光緒初補新城知縣,在他的影響下,其子弟秉承遺訓,追求功名,故喬姓這一支,父子、叔侄、爺孫、兄弟、舅甥多有科名。
三門全美,堂名在中堂。全美生二子,長子致廣,英年早逝;次子致庸(1818一1907),是喬家中一位出類拔萃人物,他歷經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四個朝代,為喬氏家族的繁榮立下了大功。致庸先是想以“儒術榮門閥”,後又感到此乃舍本求末。於是決心繼承租業,在商界大展宏圖。致庸治商有方,並主張經商首重信,次重義,第三才是利。他認為:經商必須戒懶、戒驕、戒貪。在致庸的精心經營下,喬氏“在中堂”的商業得到很大發展,人稱致庸為“亮財主”。致庸生有六子,次子景儀所生子映霞,過繼長子景岱,人皆稱大少,喬氏在中堂後來由他主持。
映霞深受乃祖薰陶,主持喬家以來,事業心強,治家頗嚴。映霞不願意喬家諾大家業在他手中敗落,力圖振興,維護這個家族的繁盛和完整。
映霞還針對眾兄弟與子弟的性格特點,分別立書齋名,如“不泥古齋”、“知不足齋”、“日新齋”、“自強不息齋”、“一日三省齋”等,以資互勉,並訂立家現:一不準吸鴉片,二不準納妾,三不準 貝者博,四不準冶遊,五不準酗酒等。
喬家對子弟讀書也十分重視,而且要求甚嚴。他們聘私塾教師一定要聘學問大的,在接待上也尤為禮遇。如對所聘本縣名儒劉奮熙,尊敬異常,以致不敢對劉提報酬,只是暗中對劉家給予多方資助。喬家對教師逢節日有例敬,專配有二名書童陪待,吃飯時由家長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請賓朋,必為教師設首席相待,教師回家時,必備轎車接送,家長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喬氏如此尊重教師。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樹立教師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於教師秉權執教。約束驕橫的小少爺。同時使教師有所感戴,可不遺餘力地施教,最後受益者仍為喬家。喬氏重教之風,為喬家培育了許多人才,其後代子弟有不少人進入高等學府,成為科學家、教授和愛國軍人等。
儘管喬映霞很能幹,但他的婚姻生活並不完美,而且還引起過報界注意。映霞思想化較開明,早期崇拜康梁,後傾向孫中山推翻帝制,曾率先剪辮子,動員家族婦女解除纏足之陋習,又任過區長、禁菸委主任。一次在與鄰村人械鬥中,誤用槍打死一人,花了很多金銀才了結此事。1914年金永任山西巡按時,意欲勒索喬家,又舊事重提;傳拘映霞。不得已逃天津租界。在此期間,信奉了基督教。映霞原配程氏,難產身亡。繼娶楊氏,生子健,但楊氏不久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然與劉菊秀邂逅相遇。劉氏天津人,協和醫專肄業,護士。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劉正在病房實習,二人相識,後成婚,生一子,生活了五年。後二人因個性不合,時有口角,裂痕越來越大,最後離異。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樓自殺,致使踝骨斷裂,終生成踢腿。《在中堂——喬家大院》一書載:“對劉菊秀外界詆毀頗多,說她原本有情夫,和映霞結婚不過貪喬家之財而已。婚後仍和原來情人鴻雁往來,暗渡陳倉,還說得有鼻子有眼的,什麼通信用英文書寫,欺映霞不識英文,映霞截獲原信著人翻譯,始知為請書等等。”1994年筆者在日訪學期間,蒙日本學者小野信爾、小野和子教授幫助獲得民國10年 2月28日出版的《解放畫報》第17、18期,載有《一封內容複雜的信》,披露了映霞與劉的婚姻內情:即喬劉是1917年夏經人介紹結識,是年11月20日(農曆)結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劉之情人是美國麻省工大碩士林某,該報還登載了劉林英文通信。但喬劉離婚後,劉嫁北京某醫生。文章指出:“劉女士本不愛喬,是父母拿喬財產染她之心,才為勢所屈。所以教會的牧師為了財產離經叛道了,堂堂的碩士為了財產變成拆白黨了!信教的婦女為了財產墜入地獄了!忠厚的男子為了財產受著痛苦了!財產究竟是好東西呢?還是壞東西呢?還是不會用財產呢?”該文作者結論道:“父母遺產不是享福之具,實是取禍之道。有志的男女,不應收受父母之遺產,明白的父母,不應將遺產傳之子女。”從喬映霞的婚姻故事中,可知民國初年喬氏資產尚多,不過並不等於喬映霞就能有了幸福美滿的婚煙。
喬氏家族的衰敗,是從清末清政府設戶部銀行始。時喬氏票號業務多被官辦銀行奪走,公私存款大幅度減少,喬氏不得不把票號改組為錢莊。辛亥革命時期,隨著清王朝的滅亡,原依附清王朝的喬氏商業,大受損失。喬氏在包頭的復字號商業,1926年馮玉祥軍向北撤退,餉糧皆由包頭商號墊支,攤派極重,喬氏復字號因此損失糧食五萬石,現洋150萬元,元氣大傷。1937年日軍侵占包頭,喬氏復字號當鋪、錢鋪均被日偽組織接收。抗戰後,喬氏商號復業,僅苟延殘喘,到解放前已是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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