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石陶鈞，（後改名石醉六），生於1880年3月28日，湖南省邵陽和安鄉大樹村（現新邵縣潭府鄉大樹村）。天生聰慧，酷愛讀書與思考。1886～1889 三年隨父在其授課的私塾學習。1890～1894，由其三兄公溥課弟，從十三經開始，逐讀《古文觀止》、《資治通鑑》、《史記》、《漢書》、《讀史方輿紀要》、《明臣言行錄》、《近思錄》等，使他積累了豐富的知識。 1895～1902.12 江建霞到邵陽主持年度考試，石醉六第一次離開故鄉到五十華里外的邵陽縣城應試，考了史學詞章，以第一名得為秀才，開始了他的科舉考試生活。第一次和江師見面時同去的還有蔡鍔（原名蔡艮寅，後改名蔡松坡），這是他初識蔡鍔，也是這次考上秀才的學生。蔡鍔比石陶鈞年幼兩歲，他們與江師初次見面時，江師說：中國前途極危，不可埋頭八股試帖，功名不必在科舉。一席話使石陶鈞茅塞頓開，為他啟示了一個新的宇宙和新的人生，同時他的人生也和蔡鍔很難分開了。
江建霞先生送石陶鈞與其三兄進入長沙的校經書院，住在葉德輝家從葉受經學，也是江師介紹的，認為葉有考據之學以為可師。不久轉入督學官署內萱圃，圃有藏書2萬餘冊，石陶鈞得以博覽群書。江師要求他每讀完一書即作讀書紀要呈閱，即使在百忙之中也要抽時間為石陶鈞指明得失，在先生的薰陶下石陶鈞發起並完成了許多自由研究。先生離湘之晨石陶鈞本欲隨行赴滬，不意葉德輝以詭計將其困於斗室，先生遍索不得，明知葉作祟，托梁啓超，熊希齡先後與葉協商不果，先生只得怏怏獨行，石陶鈞憤然與葉絕（注）。1896年在萱圃時由江師介紹認識了其弟子譚延闓，譚後居湘軍之首，北伐期間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譚對石陶鈞十分敬佩，有“逡巡引退，自嘆弗如”的表白。其時岳森將軍為譚之參謀長，邀石陶鈞為教導師黨代表，這是後話。
主要經歷
石陶鈞於1898年3 月入長沙時務學堂。該學堂傾向於民主與科學，並主張廢科舉建學堂，尤其是梁啓超為其主要導師，石陶鈞與蔡鍔加入梁門並得交譚嗣同，譚為學監。
1902年秋，湖南省政府派遣學生出國留學，石陶鈞入選赴日留學，夙願得償。1903年2月，他剛結婚9個月就從大樹村出發赴日留學，開始了六年的留日生活。
其時石陶鈞抱定使中國民族兵工獨立而不再受外侮的熱望，志在兵工技術。努力學習至5月，他已可閱讀一切日文。其時他的交往還是以湖南人為主，並以黃興（黃克強）為中心。他的摯友蔡鍔等已先他留日，留日學生中很多都是排滿的革命派，他的同桌陳天華更是革命激情蕩漾，他的全部精力放在寫《敬告湖南人》、《猛回頭》、《黃帝魂》一類的宣傳小冊子上，而黃興說：救國不獨心力，尤以身力為必要，只有挺身殺敵或殺身成仁才真有力。宏文書院在革命的氛圍下組織了土矅會（日語：星期六會），黃興每會必來，並以軍事國民革命路線相號召。自此他與黃興結成摯交，他力促石陶鈞放棄造兵（工）而從事用兵，這也是黃興回國對他的臨別贈言。經過幾個月的思考，石陶鈞暫時放棄了關於民族文化的思索，即滿清政治結束後現行文化究竟能使中國有些什麼成就，應該有什麼新文化取而代之的思考，最終決定改習陸軍。
自1904年4月8日起轉入振武學校正式學習陸軍，其後到名古屋第三師團炮兵聯隊實習，最後又進入東京士官學校，一直學習到以見習士官畢業。
1909年回國後，次年8月赴京（北平）接受清陸軍部對歸國學生的檢查考試。主試者段祺瑞。考試獲優等，為炮兵科舉人，與留德的張孝準同時入陸軍部，同科辦公的還有蔣作賓、簡業敬。當時的北平有軍諮府、陸軍部和南苑，諸機關遍布他的同輩同學，他雖然自嘲此舉無異乎蛆蟲入腐肉，但卻是為了政治革命準備新軍之所必需的手段。
石陶鈞與辛亥革命－他與黃興[1]
1911年石陶鈞建議整理全國兵工廠，這是他的素志夙願，亦為舉大事打基礎。5月陸軍部派遣接收全國各兵工廠，至8月將漢陽、上海和金陵（南京）三廠接收完畢回部。此時鐵路路權風潮勁吹，九月譚延闓為爭湖南鐵路自辦到京，一夕快談，知湖南已有相當基礎，譚回湘不到一月，黃興於10月10日在武漢舉事。石陶鈞11月15日半夜入武昌都督府會見黎元洪，次晨在漢陽歸元寺—革命軍總司令部晤黃興，隨即匆匆出發參加攻打漢口之戰。石陶鈞以總司令之客便衣罩上士兵外套渡漢水進漢口，17日拂曉發起攻擊，敵退守至午時，革命軍的甘興典部動搖，總司令黃興親自督戰仍無救於全線崩潰，漫山遍野無法收容，石陶鈞奉命督軍撤橋不許後退。是夜集議于歸元寺，黃以漢陽不易守，要石陶鈞速赴湘助譚延闓謀急救與根本發展，遂抵長沙譚以政情相告，才知湖南局勢十分混亂，陸軍留學生太無用，使石陶鈞受到很大刺激。直到1912年南京成立中華民國政府，湘政稍見秩序。譚延闓托石陶鈞起草建設計畫。9月蔡鍔邀他入滇主持西南議會，黃興正好又回到湖南，幾次集議均認為湖南乃民國保姆，要建設強大的國軍，強烈要求石陶鈞和張孝準、曾繼梧輔佐譚延闓負責軍事。黃、譚告蔡鍔石陶鈞暫不能離湘赴滇，次年宋教仁案發生，應黃興急召趕赴上海密議討袁，住愛義路100號黃家，此時孫中山先生也避難住黃家，與石陶鈞僅一牆之隔，深夜常聽先生講述拿破崙戰術。中山先生指望蔡鍔能帶雲南之兵出武漢參加討袁，而黃興主張立即在南京發動討袁，要駐寧第八師為先鋒，石陶鈞擔任接洽第八師之責（師長陳之驥及其兩個旅長和參謀長都是其同學），但是所見各異且機遇不合，石陶鈞往返滬寧歷時三月有餘，直到7月14日袁的部署已就，第八師自身感受威脅才接受黃興為討袁總司令，石陶鈞任參謀長職。14日石陶鈞與黃興抵寧倉促舉兵，但是夜以繼日半月之間無進展。石陶鈞認為袁賊義所必討，但不應遲之又久，隨後黃與石陶鈞先後亡命到日本，同去進見孫中山先生，被先生痛罵。此後孫黃關係破裂。石陶鈞一向與黃興情同手足，在感情上事實上不能舍黃就孫。
從1909 到1913這5年間，前有滿清壽終正寢，後有民國南擁北抱命在旦夕的危機。石陶鈞認為當時新勢力以黨為根據，介於新舊兩派勢力之間的是軍，軍偏向黨滿清之為時代潮流所湮沒是必然的，但是初步成功的新軍接受這腐敗極端的政治，並沒有拉過來華北舊勢力，便恣意享受，濫權瀆職，暗爭不休其結果完全失敗也是必然的，舊勢力捲土重來也就只有海外亡命一途。中華民國這塊招牌虛懸無著故有袁世凱的洪憲滑稽劇的上演，也是一種必然，石陶鈞看得清楚對我民族命運的黯淡深感憂慮。
1913～1914年亡命日本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發生，這時黃興的旅美計畫得到美國政府的同意。石陶鈞和李書城隨行，流寓加州後轉紐約，後再轉住費城與華盛頓之間的密第埃。 此期間主要從事研究，石陶鈞此時研究的是美國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並助黃興主攻市政，直到1915年秋，石陶鈞開始漫遊美南部各州，並在舊金山參觀世博會，其時國內袁世凱大搞帝制籌備，張繼從法國來美，黃興要石陶鈞和張一同回國參加全國一致的倒袁工作。於是年11月回到東京，準備赴雲南。
黃興在1916年袁世凱死後不久回到上海，石陶鈞也移居到上海福開森路黃家小住，9月底赴日參與蔡鍔在日治療。可是10月31日黃興就逝世了。他失去了一個摯友，也是政治上的盟友。黃興的逝世在日本引起巨大反響，也是對石陶鈞的重大打擊，中華民國失去了一位功勳卓著的元勛，更是湖南人的重大損失。
石陶鈞與討袁護法戰爭－他與蔡鍔[1][2]
石陶鈞與蔡鍔既是同鄉又是同學，前文已提到他們是同時被恩師江建霞先生錄取進入校經學院，後來又在長沙的時務學堂梁啓超門下。留學日本時蔡鍔1901年先行1904年先歸，雖不同科（蔡為騎兵科）卻也同在東京士官學校先後畢業。
先於他回國的蔡鍔1909年1月已經奉命在廣西龍州舉辦講武堂，應蔡鍔之邀5月由東京出發六月抵桂林，7月7日抵龍舟，蔡鍔談廣西練兵主旨“一為求中國獨立自由，必須戰勝至少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以此為最高目標；二為達到此目的必須全國一致；三為廣西必須為把握全國之樞紐，為完成此時必須密切團結新人。” 七月十六日石陶鈞任職為廣西講武堂學生隊長兼戰術教官。講武堂為廣西新軍準備幹部，在此認識了陸榮廷、岳森（我的外石陶鈞）。
8月講武堂遷南寧。蔡鍔建武德會，要旨是軍人社會武德化，其後改為建國團秘密組織。在廣西10個月，因覺得事無可為，1910.4遂辭蔡鍔,8月赴北平擬接受陸軍留學生規格考試。 1911.1到陸軍部任職，蔡鍔不期而至，相見甚歡，但是蔡已不見容於廣西了，可見他當時對廣西局勢“無可為”的判斷是對的。此時蔡鍔已調任雲南新軍37旅旅長，便把廣西練兵主旨的工作帶到雲南。1912年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政府，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9月蔡鍔電邀石陶鈞入滇主持西南協會，如前所述恰在此時黃興回湘，力舉石陶鈞、張孝準、曾繼梧輔佐譚延闓，負軍事責任。由黃、譚告蔡鍔不能應邀離湘之故，並期許來年。可是後來因形勢所成，直到1915年石陶鈞才到蔡鍔身邊襄助。
1915年11月石陶鈞由美國回到東京，準備回國參加全國一致的倒袁工作，蔡鍔派人來說他不久途徑日本赴雲南，請石陶鈞設法避開日本新聞記者和袁世凱密探的耳目。石陶鈞和張孝準，楊源浚等在門司山碼頭山東丸船上迎接蔡鍔，石陶鈞與蔡鍔易服秘密轉送，並攜蔡行篋住別府作就醫狀，並使其安全通過日本、香港和越南到達雲南。隨後石陶鈞也到了雲南。
1916年1月蔡鍔任護國軍滇黔軍總司令，石陶鈞隨蔡自昆明向川南行軍30晝夜抵永寧，駐納溪戰線在長江沿岸自敘州到重慶鋪開約500里，困苦與物資匱乏已達極點，參謀長羅佩金改任左翼總指揮，石陶鈞接替任參謀長，決死支撐。石陶鈞生前回憶這段往事：“護國戰爭期間自昆明凌晨啟程，行軍到傍晚宿營，隊伍每到一地，即可休息，而松坡卻要處理公務，各種文電均親自起草。我們這些人只能陪著，常常熬夜至2、3點才能去睡，一早還要出發。我疲憊不堪，騎在馬上就打瞌睡，好幾次摔下馬來，松坡自然是更勞累了。”在討袁護法戰爭中納溪之役是決定討袁大局的關鍵，結果袁軍大敗，到3月22日帝制被迫取消關於納溪戰役，石陶鈞在總司令部作戰計畫上，作了如下注釋：“此乃松公於民國五年三月十二日大洲驛總司令部（嘉樂店）作戰會議上計畫，當時我納溪方面各部隊實兵數一紙也。我軍苦戰納溪城東棉花坡一帶，陣地晝夜不得更代，給養不及半具，子彈不以時至，與敵決死以互爭尺寸地之進退者。自二月初藍田壩不利起，至三月七日夕退軍止，傷亡而外每營平均不及三百人，彼其疲憊之毒，在戰鬥續行中殆已無可擬語。賴以支柱者,精神之興奮耳。一旦背進衰竭之實，遂不可諱，甚者至陷於無神經。部將憂之，圖減縮正面以節兵力，合申意見，以謀專守，即此會議之前日也。松公以為，循此現狀，即專守亦無可言，非先作我士氣不可。乃遍歷行間，耳提面命，以血淚申大義，以軍法勵怯懦，竭移山填海之力，矢有進無退之心。將此生存戰線之三千一百三十人，人人灌以一絕而後蘇之興奮劑，即以一己之精神力，平均分配其幾許於其所部之人人。 此時直謂全軍佐勝之具，確已不在槍械子彈之屬，而直接取效於公一身之舉動焉可也！激戰之後，指揮官員之意志不為強壓的民眾惰力所搖迫者，陶鈞經歷戰役屢矣，此事實平生僅見。會議後，竟堅決仍守三層鋪、白節灘線。於時我對抗兵力，卻倍我八以上。公命但矣金、王兩支隊各自更番戌陣地，余皆集合後方從事休息，以備繼進，卒乃獲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至大勝，卒見二十三日之帝製取消，其關係略可較量矣。頃自福岡護公喪返滬，檢篋中得此紙，同人讀之，益瞭然當日艱難支撐之實況，感泣寶愛，乃至各不敢私，將鋟版以餉當世，以陶鈞為會議席中之一人，因命記之如右。”（見蔡鍔集，P.51-52,蔡端編， 文史資料出版社 1982版）。由上所述可見當時護法戰爭之慘烈和蔡鍔的矢志不移。袁世凱取消帝制後雙方停戰一月，袁仍盤踞總統而蔡鍔堅決反對，5月又繼續開戰一月，到六月促袁世凱自斃。此時蔡鍔因久罹肺病，由肺結核轉移喉結核（實際上可能是喉癌）說話都聽不見了仍扶病辦公，這時內外實石陶鈞主之。
倒袁後石陶鈞激流勇退一葉扁舟到上海，正好黃興自美回國，石陶鈞還是住黃興家，知黃興的痛苦在其本系人物政治道德的墮落，蔡鍔也同情黃的弱點，並對梁啓超一派有所箴規，托石陶鈞面達。他很高興有此機會可與19年前的時務學堂老師再度談心，就把全國一致倒袁的精神移作中國民族復興的基礎。
蔡鍔病情日重，8月得大總統的批准請假治病的覆電，出川輾轉到上海，9月9日稍事停留後即赴日本福岡入福岡醫科大學病院治療。嗣後石陶鈞亦東渡參與照料。10月還函黃興，告知松坡病見好轉。未曾想11月8日，僅晚於黃興不到十天蔡鍔也仙逝了。到此他的兩個摯友，政治盟友都與世長辭了，這“不但是中華民國的重大損失，也是湖南人的非常損失，他個人感到永久地孤立了”。
黃興發動並領導了武昌首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槍，辛亥革命推翻並永遠結束了盤踞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統治，中國進入了共和時代；蔡鍔以他的生命護法、摧毀了袁世凱稱帝的黃粱美夢，從而再造共和，他們的歷史功績永垂青史。石醉六追隨黃、蔡投身到時代的洪流，親歷了這兩次劃時代舊民主主義革命，故可謂“雙重元老”也。一個同時親歷這兩次革命戰爭的人又站在最高領導者左右的，在近代史上恐怕也是鮮有所見的吧。
從1916年11月到1917年5月石陶鈞（以下均用“石醉六”），岳森和很多朋友經紀了黃、蔡的喪葬。
1925年石醉六長子石潮白與蔡鍔長女蔡鑄廉結婚，蔡石兩家終成聯姻之親。婚後夫婦繼續留學日本。
石醉六的後期軍事與政治生涯[1]
石醉六以軍人人格從事的軍事生涯在1913年追隨黃興南京討袁以後，以黃興始而以黃興終。他認為自己用其所學以達到政治革命的願望已基本完成，就毅然決然結束了。雖然1915～1916又追隨蔡鍔雲南起義討袁至袁賊自斃，但是他自己認為那已經不是以軍人人格從軍，而是勢在必為。何以如此？他是一個理智的人，勞心的人，看到國家不能從“推翻滿清政府走向建設中華民國的積極方向反而是軍閥割據，中國困憊於混亂的泥濘之中輾轉為外侮所乘，損失不計其數”，他自認為這是他“習陸軍的最悽慘的結果”，他決不能坐視。他自己表示“絕對不願以國家性質的職業作為攘利爭權的勾當”。
1919年4月石醉六從日本回國，國內已是軍閥割據的局面，譚延闓本為湖南政府首腦，但退守零陵已久，派密使持函來約郴州相見。曾石醉六囑“非驅逐張敬堯毋歸見我”，石醉六便過衡陽促吳佩孚驅張恢復湖南政權，譚囑其辦理兩事，一為使李根源部隊退出韶關以免吞併郴州，二是從廣州軍政府領取餉銀助吳發動。石醉六欣然領命赴雲南以調動李部，斡鏇於唐繼堯，並獲朱培德楊益謙等相助，果然李退出韶關。又以湖南出席廣州軍政府政務會議代表常與伍廷芳和岑春煊接洽得銀60萬、彈百萬。1920年初促吳驅張條件基本成熟，但三月突聞其父去世匆匆離穗返湘，譚延闓以邵陽極危而堅留郴州暫勿奔喪。挨至5月譚軍向長沙進軍，張敬堯被驅逐石醉六卻失去見老父最後一面。譚再獲湖南政權，但軍閥跋扈自由擴軍又無軍費，最後趙恆惕取而代之，湖南社會紀綱不存，譚與石醉六隻得離湘旅居上海。
旅滬六年間主要的軍事有關的活動不多。因協助蔣作賓夏斗寅等湖北自治，在長沙與趙恆惕虛與委蛇，此時認識了毛澤東，匡互生，夏曦和成仿吾，逐漸活動多起來。到1923年石醉六在滬幾乎無日不見譚延闓和岳森等。譚在1922年任黎元洪復職大總統的內政部長，還參加湘省省長選舉，同時接受了孫中山大元帥所任的湖南討賊軍總司令，任石醉六為軍務委員長，石醉六無一事不參與商討。1923年2月離滬赴粵石醉六未同行，至4月初共產黨人謝晉自粵來迎才同到廣州。五月譚入湘行使總司令之職，譚道源，成光耀，汪磊三團首倡反趙恆惕，方鼎英，魯滌平，張輝瓚，戴岳次第歸服譚延闓，但是至11月因陳炯明進攻廣州，譚奉命回粵，軍事暫告一段落。
這段時間石醉六反省十年來內亂不已，認為不統一則權利分割，統一有可能導致權利專賣，所以感到建立黨軍的意義重大，並認識到國共兩黨相互關係與民族的死活與利害密切相關，民族主義若為兩黨共同重視，民族必活必利，否則必害必死。石醉六在“思想上對社會主義原有深厚同情的指望”。但在當時中國現狀上他主張明確而強化三民主義的步驟，因為三民主義不明化就很難強化，不強化則國民黨不振，而黨治將不是以弱致而敗就以強取而亡。
基於這樣的認識，當時1924年11月曾琦、李璜自法國回國，倡導反共的國家主義，曾與石醉六有舊，（此人手抄1909年蔡鍔致石醉六函論兵書兩封，還有黃興1915年旅居美國在紐約旅館寫給石醉六的論中日關係的函件。這些函件收錄於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但石醉六認為他們比國民黨更右，易為舊勢力所污染，而沒有受其影響。
1925年5月30日上海暴發五卅慘案，他親見流血，到大夏大學講演，看到青年已經發動起來，就受聘到大夏大學講學，開始講哲學和軍事學，後又兼為暨南大學授同樣課程，至1926年一月，因健康原因辭課療養。2月7日譚延闓寄旅費並函稱“弟望君來，決非以參謀長等等相挽，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君勿為流言裹足也”，其意可感，於是石醉六再赴廣州，寓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與譚朝夕談話。留廣州兩月，由於外界刺激很多以至健康惡化，作了幾次公開講演，最後在中央黨部決定任其為第二軍教導師黨代表後而悄然離開廣州，他在時過境遷後表示很對不起長眠在南京靈谷寺好友譚延闓。他在5月到杭州度假（結婚25周年）陪尊年夫人游西湖有感而有一詩：
湖邊雖見慣，經事漸知非。
昔似登山馬，今成向夕暉。
意深風自默，天遠命爭微。
群木空成翳，從來本獨飛。
1926年11月身體因閉門謝客的寂靜的生活而有好轉，便準備還鄉，旅滬六年就結束了。過漢口時應唐生智之約擔任軍事教育長，這樣才有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長沙第三分校出現。學校規模宏大，他擔任校長。在他的辦公室自書大幅標語：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這時共產黨人夏曦擔任政治部主任。由於寧漢兩方(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內斗,他苦心經營到1927年5月長沙發生了許克祥的馬日事變，學校不能再進行下去了。
1928年12月～1929年19月石醉六為健康旅居德國柏林，住中國駐德公使館，也參與外交大小事，並出席日內瓦國聯的裁軍會議，還會見了德國首相興登堡。
1930～1940年是他十年的國民政府參軍生涯，這十年主要是中日戰爭從發端到日寇的長驅直入。“中國民族要生存必戰勝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這是蔡鍔在廣西練兵的最高目標，直到此時才走上實行之路”。國府參軍就是國府主席的武幕僚，他先後經歷了蔣介石、林森和譚延闓三任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稱九一八國難日）日寇侵占東北四省，石醉六先後撰寫了《救國百條》，《三轉向運動》，《一個最有效的辦法》等小冊子，激勵國人共赴國難。作為一個參軍，並未參加實際的戰鬥，而“對於民族生存的方法有了更多的的隱憂”，1933年8月他寫了《中國今後三十年》，這段時間他經過了一段苦悶的歲月，因為他從對列寧主義的了解，覺得列寧的作法有悖於馬克思後期的思想和馬克思死後恩克斯的思想與著作，從而對蘇俄有了看法，所以對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的政策也有牴觸。共產黨這時有了南昌起義，井岡山會師組成紅軍，在瑞金成立了紅色政權，國共兩黨圍剿與反圍剿和他的國家民族命運的考慮不能協調，甚至同情蔣介石在日寇入侵大敵當前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內』。因為他期望國內形成共同的一股力量對日作戰，因為“一部分的對敵總是吃虧的”。但是他也認識到紅軍是中國的第二種黨軍，對此他感到憂慮。在苦悶中他撰寫了《荊棘叢中民族自尊心的兩面》，《有禮的民族與無組織的國家》，《民族精神復興的三誘導線》等文章。但他又認為“我們自己的國共關係如不解決對日作戰終不可能”，“中國共派原是我民族一部分，急在燃眉的時候必須團結整個民族才能對外，如果反共便不能反日。”西安事變後國共再度合作他就感到極度的“歡慰”。 共產黨內他也有很多朋友，前文已經提到一些，還有像譚平山、林伯渠、李維漢、成仿吾、田漢，謝晉等，他在1948年看到蔣家王朝之將傾，在病中還說：若能病癒，應該去見見共產黨老朋友了。
由於石醉六的健康狀況已不適合前線殺敵，便漸于軍事機密不發生關係，以其侄石祖黃（陸軍大學畢業，時任第14師第79團團長）參加淞滬之戰獻身國家以補其缺，而聊以自慰,並希望他能善繼他的武德。1937年其夫人得了半身不遂，便獲政府許可疏散在原籍工作。
石醉六的另一面－詩人、哲學家
大多數的親友都知道先石醉六是一個軍人，知道他與黃興，他與蔡鍔的深交及其辛亥革命時間的活動。但也有極少數的朋友知道他不僅僅是個軍人，而且是一個志存高遠的詩人和學者，特別是一個思想家，一個哲學家。 他是一個詩人可以從他出版的詩集，如《武岡集》，《危城集》和《廬山集》可以瞭然，至於思想家、哲學家大多有些人只聽說他在寫一本名為《一論》的書。
石醉六確實是一個偏於理知，追求真理的人，沒有一切從俗的習慣，注重自己內在的潛修。自青年時代起懷抱著創造新的宇宙觀、人生觀的大志。他一生淡泊名利，只求實現自己對國家和民族責任，就是找到一種合符今後民族發展的一條新的有效的文化路線。在他晉升國府中將參軍後，他就和家人說過，“我身上背著的不是將軍的斜皮帶而是枷鎖，我要扔掉這個枷鎖，自由做事”，自由做事就是指他的著作《一論》。
1939年，他年屆一個甲子，尚未了卻這個大願，他說：“我不能放棄我的一刻一分了”。於是他孜孜不倦奮力筆耕，自上世紀20年代初起開始其哲學著述，終於在1948年前完成了《一論》初稿，不想1948年疾病突然襲來，身體本不好的他6月終不治而與世長辭。《一論》出生面世的責任自然落在了他希望善述他的文事之次子石沖白。 關於《一論》請見《石醉六哲學遺著<一論>始末》。
結束語
石醉六的一生有其奮起革命，站在時代潮流的最前端的一面，也有潛心學術研究，以建立中華民族新國家的文化路線為己任的一面。這樣的人生史上並不多見。藉助他在長沙三分校的下屬徐君虎(1906－1995，曾任湖南省民革主任，湖南省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的輓詞作為結束吧。
挽石醉六
之一
學貫中西傳“一論”， 名成黃蔡並千秋。
之二
惟大學問，功高心愈下。是真淡泊，身歿道益明。
（注）有人在百度網上問：“石醉六確有其人嗎？從《戊戌喋血記》里說，此人乃神童，少時被湖南一個姓葉的劣紳搶去，圈養為孌童。後被羅英和蔡鍔等人救出。但數年後，他又被人搶去。”。這裡說的葉姓劣紳應該就是葉德輝，但後面說的完全是杜撰、胡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