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石嘴山渡口位於石嘴山市惠農區。該渡口始建於北魏時期，連線寧夏與內蒙古。清代雍正初年設“市口”，是蒙漢交易的市場，清末駐天津的英、德商人在石嘴山開設洋行，利用該渡口轉運西北地區的皮毛。渡口附近建有包蘭公路橋。石嘴山市因此渡口而得名。黃河萬里行第十批採風團成員曾來此採風。
渡口歷史
據《寧夏地方史話叢書·惠農史話》所刊文章《石嘴子云集商賈十洋行大發橫財》記載，早在秦漢時期，黃河石嘴子段就有船隻往來。公元450年前後的北魏時期，石嘴子渡口水運尤為興旺，朝廷向沃野鎮（今內蒙古自治區五原縣）運送軍需給養，石嘴子是必經之地。
據惠農區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劉霞（《惠農史話》主編）介紹，現在的惠農區政府辦公樓附近，清代曾為市口（夷場），依託石嘴子便利的水運條件，這裡成為河套地區蒙漢貿易、農牧交易的主要市場。
據史料記載，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朝廷批准在平羅設市口。後因人口、貿易、市場等原因，改設在石嘴子。市口（夷場）也就是今天的交易集市，每月交易三次。在寧夏的幾處互市夷場中，“惟石嘴通蒙古最多”。在原石嘴子的市鎮街區立有一塊石碑（現已不在），碑文記載：“蒙古一二月出賣皮張，三月出賣皮毛，五六月羊，七八月馬，九月茶馬，畢歲以為常……”商貿繁榮可見一斑。
1949年，渡口有個船主叫劉世英，是個大地主，他派一個叫張全子的管家管理石嘴山渡口。當時對面還有一條蒙族人的渡船，與劉世英家的船對開。
1949年9月惠農縣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十九兵團65軍派了一個班進駐渡口實行軍管。軍管會出面協調，把蒙族人的一條渡船、5個工人合併過來，然後將渡口移交寧夏河運管理局管理，只收取管理費和河道費，產權仍屬劉世英。
1951年土改，劉世英的渡船被沒收，成立國營石嘴山渡口管理所，仍由寧夏河運局管理。 隨著經濟發展，黃河石嘴子渡口運輸業日益發達，趕到旺季，在碼頭等候擺渡的汽車、拖拉機、畜力車，河東、河西趕集的人有時排隊達1公里多長。
1954年寧夏省撤消後，渡口交銀川養路段。
1958年後交寧夏內河航運公司管理，渡口規模變大。
1961年12月19日，渡口移交石嘴山市交通局管理。
1988年，隨著渡口處石嘴山黃河公路大橋竣工通車，取代了渡口擺渡，至此，繁榮的碼頭景象消失。
渡船的發展
幾十年來，石嘴山渡口的運力也相應地得到發展。最初劉世英僅有一條大船，長約6米，寬5米，船面中間鋪有3米寬的甲板，載重8噸，能上一輛汽車，要用12名船工或拉或劃，一天最多七八個來回，車少時兩三個來回。後來劉世英又造小船1條，只能載渡12名行人，用3名船工（1人掌舵，2人或拉或劃）。隨後，河西蒙族人的一條大渡船也合併進來。1951年新造1條大渡船，載重18噸，能渡兩輛汽車。這年，船工增至22人。1955年後，渡口過往車輛迅速增加，渡船也增加五六條。
1958年石嘴山渡口從仁存渡口調進汽划子一隻，就地造20噸渡駁一隻配套，從此變成機動渡口。由於河面窄，航道好，10分鐘就可渡一個單邊。比較麻煩的是，一旦螺旋槳損壞，寧夏不能鑄造，要到南方定做，至少要等一個月。等得著了急，一位叫陳子宜的木工找來棵榆樹根，用刀斧雕出一個木螺旋槳，裝上也能湊合用，只是船速稍慢。以後凡遇螺旋槳損壞就如法炮製。兩年後，又新造汽划子一隻，每天能渡200多輛汽車。
艱苦的渡工
以人力擺渡時，渡工勞動強度特別大，辛苦無比。石嘴山渡口兩岸各有一個上船碼頭和下船碼頭，前者在上游，後者在下游。裝載的車、人下完後，船工要用縴繩將空船拉到上游的上船碼頭。弓腰拉縴，手腳並用，腳蹬手扒，正常水位拉一個小時，遇到洪水，要拉兩三個小時，平均每天拉10小時，不到天黑不收船。尤其是入冬以後，打著赤腳，還要下水。拉到上船碼頭，再上車上人，然後奮力划槳到對岸的下游碼頭靠岸，遇上渡運貨物，裝卸都由船工乾。
由於石嘴山渡口運量比較小，船工的收入十分微薄。解放前在劉世英的私渡，由他的管家在每天下班時給船工發工錢，發多發少，管家說了算。遇上車多客多，最多能發1塊錢；遇上渡運清淡，只有兩三角錢；颳大風，流凌停渡，就白等一天，一分錢沒有；冬天封凍就更不可能有收入。解放初期，船工收入增加很多，春夏秋三季平均，每月能發40元。
上世紀50年代，黃河航運事業日益發達，石嘴山渡口繁榮起來。尤其1958年包蘭鐵路建成通車，石嘴山渡口是連線國道109線寧夏到內蒙古的橋樑，是連結公路、鐵路交通運輸的樞紐，溝通西北、華北、西南交通的要津。石嘴山渡口很繁忙，旺季在碼頭等候擺渡的汽車、拖拉機、畜力車常排隊超過1公里。
1987年3月，在渡口處動工興建石嘴山黃河公路大橋，1988年10月竣工通車，以現代橋樑取代了原始的渡口擺渡，石嘴山渡口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黃河公路大橋通車後，原石嘴山渡口120噸的渡運船舶2套，（駁輪2艘，氣船2艘），閒置停用。
曾經的輝煌
在石嘴山博物館的歷史展廳，有一些石嘴山渡口的資料圖片和介紹。作為黃河的著名渡口之一，石嘴山渡口在清代雍正初年設“市口”，是蒙漢交易的市場，清末駐天津的英、德商人在石嘴山開設洋行，利用該渡口轉運西北地區的皮毛。它與中衛莫家樓渡口、仁存渡稱為寧夏的三大官渡。
清民時期的石嘴子不但有十大洋行，還有許多文物。這裡曾建有藥王廟、經堂廟、大佛殿、財神廟、牛王廟、文昌閣、清真大寺以及風水洞，石嘴山巨富鄭萬福還自建一條新街。
1.民國石嘴山富商
鄭萬福，字海峰，山西榆次人，因為做過馮玉祥和馬鴻魁的參議，故人稱鄭參議。鄭萬福是民國初年石嘴山的巨富，是寧北有名的民族資本家，堪稱工商巨子。他接手經營洋行，財源茂盛。他尊蒙重義，在河東建羊場，建牛場，建馬場，建駱駝場，羊只多達七八千，一百多匹馬，二百多峰駱駝，牛多得數不過來。他墾種土地五千五百多畝，最遠處種到後套的陝壩。他經營鹼湖，設定鹼櫃，開採和加工土鹼，現在內蒙古的鹼櫃正是當年鄭家的鹼櫃。他開礦採煤，礦井遍布河西汝箕溝和河東的二櫃溝。鄭萬福不是個為富不仁的人，他放食濟貧，熱心公益事業，常做慷慨解囊之義舉。他十分注重民族團結，漢、回、蒙人有難求之，必應。所以，當鄭萬福壽終正寢之時，蒙、漢、回三族，佛、道、伊三教同場祭祀，場面十分壯觀。
2.石嘴山十大洋行
因石嘴子碼頭而興盛的清光緒年間“十大洋行”，書寫了一段十分特殊的歷史。電視劇《金羊毛》的故事就取材於這裡曾經興旺一時的毛皮交易。
在石嘴山博物館的歷史展廳，有一幅清末石嘴山洋行分布圖，可以看到，在石嘴山立著大大小小的10家外國洋行，這些洋行控制西北毛皮行業長達40餘年，成為外國資本在西北經濟侵略的橋頭堡。
石嘴山在歷史上向稱險關要隘。因其連線內蒙古，扼水陸交通之要衝，處農牧富庶之勝地，蒙漢交錯，貿易頻繁，故自清一代，設易市，置主簿，以通蒙漢之有無。原石嘴山鎮有石碑一塊，文曰：“蒙古一二月出賣皮張，三四月出賣皮毛，五六月羊，七八月馬，九月茶馬，畢歲以為常……”晚清光緒年間，外資入侵，設立洋行，遍收陝、甘、寧、青、蒙牧區皮毛，一時商賈輻輳，貿易繁盛，行商絡繹，船駝麋集。
帝國主義洋行入侵石嘴山之確實年月和經營情況，因無文字記載，無可考稽。
①.六大洋行立戶石嘴山
石嘴山設洋行，約在光緒六年（1880年），最後撤走是在民國十五年（1926年），前後共40餘年。
當時天津為帝國主義在北方經濟侵略的大本營。約在光緒五年（1879年），天津英商僱傭了一名叫“葛禿子”的人（一說是葛鬼子，原名未悉）隻身潛入西北，作首次試探。他抵石嘴山後，住許存榮旅店，因看到當地居民將羊毛與土合在一起，甚為驚奇，就問：“你們將羊毛和土弄在一起幹啥？”居民說：“漚糞土上莊稼。”葛又問：“為什麼不賣錢？”回答是：“此物現除了做毛氈，別無他用，亦無銷路，只育漚糞。”
葛回到旅店，許給店主優厚的報酬，由其出面作保，進行賒購，明年付價。不到一月余，即收毛4萬斤，每百斤銀二兩。葛禿子雇了兩隻船，由黃河順流而下到包頭由陸路運到天津，據說每百斤售銀20兩。
從此葛禿子變為富翁，正式和天津英商掛了鉤，訂了契約。光緒六年，他攜帶現銀，二次西來。到石嘴山以後，清償毛戶欠款，租房開業，在石嘴山掛起第一塊“高林洋行”的招牌，收購皮毛。後來又到西寧開闢了一個“新大陸”。由西寧回來，即將所收的皮毛運往天津。葛禿子第三次由天津回來，還帶來一批廣東人，擴大組織和經營範圍，開始安扎外莊。不久天津英商“仁記洋行”資本跟蹤而來，並帶來了一批天津人，與“高林洋行”展開了競爭。
此後，來石嘴山相繼設立的洋行共有10家，其中英商8家，德商兩家，而資本較大者為六家，故稱6大洋行。
②.曾壟斷西北毛皮產業40餘年
各洋行的主子，大部分住在天津英租界，石嘴山各行主都是次要的負責人，大都是天津人。各行均設有經理及副手數人，通稱為大老闆，總理一切。此外，在較大城市如蘭州、西寧等地也設行。在臨近牧區的小城市則設“莊”，負責聯絡收購。
大老闆之下，設銀櫃、外賬。銀櫃專司會計、出納，外賬專司庶務、接待等雜項工作。再下即為夏季職司人員，如學徒、廚師、勤雜等人若干名。大行約有四五十人，小行二三十人不等。在產毛區則設“外莊”，駐外莊者統稱為小老闆，專司放款、訂毛、收毛、運毛之責。從六大洋行設立的“外莊”來看，他們簡直對西北牧區撒下了“天羅地網”，幾乎囊括了全部西北產毛區。
每年農曆正月上旬，小老闆由石嘴山總行出發，攜帶現款，返回所在“外莊”。他們先察看牧民羊群大小，估計產毛數量，然後訂立契約，規定交毛數與交毛期，最後付給定銀。除直接向牧民購毛外，也委託中間人、商販、商號代為收購。有的商號見有利可圖，便自己收購再轉賣給洋行。外莊再將收購的皮毛集中後，運送至石嘴山洋行，經過加工，再船運或駝運至包綏，轉運到天津。
洋行每年收毛的具體數量，現已無可考據，僅根據行內下級人員及工人的回憶，我們可以估摸一下：據王煥章先生談，有一次他給“新泰興”大老闆理髮，有人問他今年收了多少毛，老闆說收了200多萬斤。再根據洋行打包工人楊華林老人說，每個行每年船運數不少於100船，每船載重量是2萬斤，那么總數也200萬斤。又據冒良臣老先生（在平和洋行當過學徒）說，他曾給洋行辦過海關三聯執照，平和洋行每年船運約一百二三十隻，駝運不少於千峰。每船2萬斤，每駝250斤，總計約在260萬斤左右。若以六大行的總運量來說，則年達1500萬斤以上。
根據《西北叢編》所載：“各洋行專門收購甘、寧、青各地皮毛，並在石嘴山加工打包，由河運、駝運至天津出口……昔貿易盛時，年可收皮百萬張，羊毛約三千萬斤。”
由上面的4種說法估計，可以得到大概數字，10個洋行每年收皮百萬張，毛2000萬斤左右，是比較可靠的。
當時羊毛收購價格有寧毛與青毛之分。寧毛因為一年剪兩次，纖維較短，故價格低，在早期每百斤3至5輛銀子，晚期增至7至10兩，洋行運至天津後，每百斤為25至30兩，最高達35兩。青毛因為一年剪一次，纖維較長，故價格較寧毛為高，平均每百斤15至20兩，運至天津為30至40兩，最高達到50兩以上。根據這個收、售價格來看，洋行最少也有50%的利潤。以40年來計算，帝國主義由西北掠奪去的羊毛約8億斤，皮約4000萬張，其利潤之大，令人咋舌！
③.撤行的幾個主要原因
西北產毛區是成為洋行致富的“天堂”，是他們的“聚寶盆”，哪肯輕易放棄呢？可是他們最終還是匆匆撤走了。其原因，根據當時在洋行工作過的幾位老人講述，可歸納為幾點：
牧區破產，毛源枯竭。在帝國主義洋行40餘年的殘酷剝削下，大多數的牧民幾乎都變成了洋行的債戶，欠下了還不清的債務。鄂托克旗王爺，只借了洋行3000兩銀子，每年把他的全部皮毛交給洋行，還不夠償付利息，最後只好把3個鹼湖押給洋行。即使洋行撤莊後，外面欠賬還很多。據邵冠英老先生說：“新泰興”撤莊時，還有外欠約七八十萬兩銀子。
皮毛增稅，關卡重重。民國初期，甘肅當局在石嘴山設立皮毛公賣所，先按5%收稅，為了加強稅收，第二年稅率增至10%，第三年又增至15%，並加強了稽查工作，要求毛、票數字相符，包件與斤稱相符，查出多餘，則皮毛充公，還要罰款。察綏等地聞訊，亦要求收過境稅，青海馬麒則禁止賣毛給洋行，由自己壟斷，直接運往天津。在此情況之下，洋行活動範圍越來越小，利潤越來越薄，毛質也越來越雜。民國10年先撤走瑞記、天長仁、平和、仁記四行，其餘各行亦於民國15年全部撤完。
革命運動的高漲。在洋行開始收縮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中國爆發“五四”運動。帝國主義分子及其在華的代理人一時喪魄落魂。當時在綏遠的馮玉祥及其領導的國民軍，於此時整軍西來，督辦西北邊防。先在五原設立了設治局，準備駐軍屯墾。當地外國神甫懾於西北軍的威力和當時國內革命的聲勢，只好答應退地。石嘴山洋行得知這個訊息以後，又怕國民軍借餉，於是匆匆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