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渡口

石嘴山渡口

在石嘴山博物館的歷史展廳,有一些石嘴山渡口的資料圖片和介紹。作為黃河的著名渡口之一,石嘴山渡口在清代雍正初年設“市口”,是蒙漢交易的市場,清末駐天津的英、德商人在石嘴山開設洋行,利用該渡口轉運西北地區的皮毛。它與中衛莫家樓渡口、仁存渡口 稱為寧夏的三大官渡。

簡介

石嘴山渡口位於石嘴山市惠農區。該渡口始建於北魏時期,連線寧夏與內蒙古。清代雍正初年設“市口”,是蒙漢交易的市場,清末駐天津的英、德商人在石嘴山開設洋行,利用該渡口轉運西北地區的皮毛。渡口附近建有包蘭公路橋。石嘴山市因此渡口而得名。黃河萬里行第十批採風團成員曾來此採風。

渡口歷史

據《寧夏地方史話叢書·惠農史話》所刊文章《石嘴子云集商賈十洋行大發橫財》記載,早在秦漢時期,黃河石嘴子段就有船隻往來。公元450年前後的北魏時期,石嘴子渡口水運尤為興旺,朝廷向沃野鎮(今內蒙古自治區五原縣)運送軍需給養,石嘴子是必經之地。

據惠農區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劉霞(《惠農史話》主編)介紹,現在的惠農區政府辦公樓附近,清代曾為市口(夷場),依託石嘴子便利的水運條件,這裡成為河套地區蒙漢貿易、農牧交易的主要市場。

據史料記載,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朝廷批准在平羅設市口。後因人口、貿易、市場等原因,改設在石嘴子。市口(夷場)也就是今天的交易集市,每月交易三次。在寧夏的幾處互市夷場中,“惟石嘴通蒙古最多”。在原石嘴子的市鎮街區立有一塊石碑(現已不在),碑文記載:“蒙古一二月出賣皮張,三月出賣皮毛,五六月羊,七八月馬,九月茶馬,畢歲以為常……”商貿繁榮可見一斑。

1949年,渡口有個船主叫劉世英,是個大地主,他派一個叫張全子的管家管理石嘴山渡口。當時對面還有一條蒙族人的渡船,與劉世英家的船對開。

1949年9月惠農縣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十九兵團65軍派了一個班進駐渡口實行軍管。軍管會出面協調,把蒙族人的一條渡船、5個工人合併過來,然後將渡口移交寧夏河運管理局管理,只收取管理費和河道費,產權仍屬劉世英。

1951年土改,劉世英的渡船被沒收,成立國營石嘴山渡口管理所,仍由寧夏河運局管理。 隨著經濟發展,黃河石嘴子渡口運輸業日益發達,趕到旺季,在碼頭等候擺渡的汽車、拖拉機、畜力車,河東、河西趕集的人有時排隊達1公里多長。

1954年寧夏省撤消後,渡口交銀川養路段。

1958年後交寧夏內河航運公司管理,渡口規模變大。

1961年12月19日,渡口移交石嘴山市交通局管理。

1988年,隨著渡口處石嘴山黃河公路大橋竣工通車,取代了渡口擺渡,至此,繁榮的碼頭景象消失。

渡船的發展

幾十年來,石嘴山渡口的運力也相應地得到發展。最初劉世英僅有一條大船,長約6米,寬5米,船面中間鋪有3米寬的甲板,載重8噸,能上一輛汽車,要用12名船工或拉或劃,一天最多七八個來回,車少時兩三個來回。後來劉世英又造小船1條,只能載渡12名行人,用3名船工(1人掌舵,2人或拉或劃)。隨後,河西蒙族人的一條大渡船也合併進來。1951年新造1條大渡船,載重18噸,能渡兩輛汽車。這年,船工增至22人。1955年後,渡口過往車輛迅速增加,渡船也增加五六條。

1958年石嘴山渡口從仁存渡口調進汽划子一隻,就地造20噸渡駁一隻配套,從此變成機動渡口。由於河面窄,航道好,10分鐘就可渡一個單邊。比較麻煩的是,一旦螺旋槳損壞,寧夏不能鑄造,要到南方定做,至少要等一個月。等得著了急,一位叫陳子宜的木工找來棵榆樹根,用刀斧雕出一個木螺旋槳,裝上也能湊合用,只是船速稍慢。以後凡遇螺旋槳損壞就如法炮製。兩年後,又新造汽划子一隻,每天能渡200多輛汽車。

艱苦的渡工

以人力擺渡時,渡工勞動強度特別大,辛苦無比。石嘴山渡口兩岸各有一個上船碼頭和下船碼頭,前者在上游,後者在下游。裝載的車、人下完後,船工要用縴繩將空船拉到上游的上船碼頭。弓腰拉縴,手腳並用,腳蹬手扒,正常水位拉一個小時,遇到洪水,要拉兩三個小時,平均每天拉10小時,不到天黑不收船。尤其是入冬以後,打著赤腳,還要下水。拉到上船碼頭,再上車上人,然後奮力划槳到對岸的下游碼頭靠岸,遇上渡運貨物,裝卸都由船工乾。

由於石嘴山渡口運量比較小,船工的收入十分微薄。解放前在劉世英的私渡,由他的管家在每天下班時給船工發工錢,發多發少,管家說了算。遇上車多客多,最多能發1塊錢;遇上渡運清淡,只有兩三角錢;颳大風,流凌停渡,就白等一天,一分錢沒有;冬天封凍就更不可能有收入。解放初期,船工收入增加很多,春夏秋三季平均,每月能發40元。

上世紀50年代,黃河航運事業日益發達,石嘴山渡口繁榮起來。尤其1958年包蘭鐵路建成通車,石嘴山渡口是連線國道109線寧夏到內蒙古的橋樑,是連結公路、鐵路交通運輸的樞紐,溝通西北、華北、西南交通的要津。石嘴山渡口很繁忙,旺季在碼頭等候擺渡的汽車、拖拉機、畜力車常排隊超過1公里。

1987年3月,在渡口處動工興建石嘴山黃河公路大橋,1988年10月竣工通車,以現代橋樑取代了原始的渡口擺渡,石嘴山渡口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黃河公路大橋通車後,原石嘴山渡口120噸的渡運船舶2套,(駁輪2艘,氣船2艘),閒置停用。

曾經的輝煌

在石嘴山博物館的歷史展廳,有一些石嘴山渡口的資料圖片和介紹。作為黃河的著名渡口之一,石嘴山渡口在清代雍正初年設“市口”,是蒙漢交易的市場,清末駐天津的英、德商人在石嘴山開設洋行,利用該渡口轉運西北地區的皮毛。它與中衛莫家樓渡口、仁存渡稱為寧夏的三大官渡。

清民時期的石嘴子不但有十大洋行,還有許多文物。這裡曾建有藥王廟、經堂廟、大佛殿、財神廟、牛王廟、文昌閣、清真大寺以及風水洞,石嘴山巨富鄭萬福還自建一條新街。

1.民國石嘴山富商

鄭萬福,字海峰,山西榆次人,因為做過馮玉祥和馬鴻魁的參議,故人稱鄭參議。鄭萬福是民國初年石嘴山的巨富,是寧北有名的民族資本家,堪稱工商巨子。他接手經營洋行,財源茂盛。他尊蒙重義,在河東建羊場,建牛場,建馬場,建駱駝場,羊只多達七八千,一百多匹馬,二百多峰駱駝,牛多得數不過來。他墾種土地五千五百多畝,最遠處種到後套的陝壩。他經營鹼湖,設定鹼櫃,開採和加工土鹼,現在內蒙古的鹼櫃正是當年鄭家的鹼櫃。他開礦採煤,礦井遍布河西汝箕溝和河東的二櫃溝。鄭萬福不是個為富不仁的人,他放食濟貧,熱心公益事業,常做慷慨解囊之義舉。他十分注重民族團結,漢、回、蒙人有難求之,必應。所以,當鄭萬福壽終正寢之時,蒙、漢、回三族,佛、道、伊三教同場祭祀,場面十分壯觀。

2.石嘴山十大洋行

因石嘴子碼頭而興盛的清光緒年間“十大洋行”,書寫了一段十分特殊的歷史。電視劇《金羊毛》的故事就取材於這裡曾經興旺一時的毛皮交易。

在石嘴山博物館的歷史展廳,有一幅清末石嘴山洋行分布圖,可以看到,在石嘴山立著大大小小的10家外國洋行,這些洋行控制西北毛皮行業長達40餘年,成為外國資本在西北經濟侵略的橋頭堡。

石嘴山在歷史上向稱險關要隘。因其連線內蒙古,扼水陸交通之要衝,處農牧富庶之勝地,蒙漢交錯,貿易頻繁,故自清一代,設易市,置主簿,以通蒙漢之有無。原石嘴山鎮有石碑一塊,文曰:“蒙古一二月出賣皮張,三四月出賣皮毛,五六月羊,七八月馬,九月茶馬,畢歲以為常……”晚清光緒年間,外資入侵,設立洋行,遍收陝、甘、寧、青、蒙牧區皮毛,一時商賈輻輳,貿易繁盛,行商絡繹,船駝麋集。

帝國主義洋行入侵石嘴山之確實年月和經營情況,因無文字記載,無可考稽。

①.六大洋行立戶石嘴山

石嘴山設洋行,約在光緒六年(1880年),最後撤走是在民國十五年(1926年),前後共40餘年。

當時天津為帝國主義在北方經濟侵略的大本營。約在光緒五年(1879年),天津英商僱傭了一名叫“葛禿子”的人(一說是葛鬼子,原名未悉)隻身潛入西北,作首次試探。他抵石嘴山後,住許存榮旅店,因看到當地居民將羊毛與土合在一起,甚為驚奇,就問:“你們將羊毛和土弄在一起幹啥?”居民說:“漚糞土上莊稼。”葛又問:“為什麼不賣錢?”回答是:“此物現除了做毛氈,別無他用,亦無銷路,只育漚糞。”

葛回到旅店,許給店主優厚的報酬,由其出面作保,進行賒購,明年付價。不到一月余,即收毛4萬斤,每百斤銀二兩。葛禿子雇了兩隻船,由黃河順流而下到包頭由陸路運到天津,據說每百斤售銀20兩。

從此葛禿子變為富翁,正式和天津英商掛了鉤,訂了契約。光緒六年,他攜帶現銀,二次西來。到石嘴山以後,清償毛戶欠款,租房開業,在石嘴山掛起第一塊“高林洋行”的招牌,收購皮毛。後來又到西寧開闢了一個“新大陸”。由西寧回來,即將所收的皮毛運往天津。葛禿子第三次由天津回來,還帶來一批廣東人,擴大組織和經營範圍,開始安扎外莊。不久天津英商“仁記洋行”資本跟蹤而來,並帶來了一批天津人,與“高林洋行”展開了競爭。

此後,來石嘴山相繼設立的洋行共有10家,其中英商8家,德商兩家,而資本較大者為六家,故稱6大洋行。

②.曾壟斷西北毛皮產業40餘年

各洋行的主子,大部分住在天津英租界,石嘴山各行主都是次要的負責人,大都是天津人。各行均設有經理及副手數人,通稱為大老闆,總理一切。此外,在較大城市如蘭州、西寧等地也設行。在臨近牧區的小城市則設“莊”,負責聯絡收購。

大老闆之下,設銀櫃、外賬。銀櫃專司會計、出納,外賬專司庶務、接待等雜項工作。再下即為夏季職司人員,如學徒、廚師、勤雜等人若干名。大行約有四五十人,小行二三十人不等。在產毛區則設“外莊”,駐外莊者統稱為小老闆,專司放款、訂毛、收毛、運毛之責。從六大洋行設立的“外莊”來看,他們簡直對西北牧區撒下了“天羅地網”,幾乎囊括了全部西北產毛區。

每年農曆正月上旬,小老闆由石嘴山總行出發,攜帶現款,返回所在“外莊”。他們先察看牧民羊群大小,估計產毛數量,然後訂立契約,規定交毛數與交毛期,最後付給定銀。除直接向牧民購毛外,也委託中間人、商販、商號代為收購。有的商號見有利可圖,便自己收購再轉賣給洋行。外莊再將收購的皮毛集中後,運送至石嘴山洋行,經過加工,再船運或駝運至包綏,轉運到天津。

洋行每年收毛的具體數量,現已無可考據,僅根據行內下級人員及工人的回憶,我們可以估摸一下:據王煥章先生談,有一次他給“新泰興”大老闆理髮,有人問他今年收了多少毛,老闆說收了200多萬斤。再根據洋行打包工人楊華林老人說,每個行每年船運數不少於100船,每船載重量是2萬斤,那么總數也200萬斤。又據冒良臣老先生(在平和洋行當過學徒)說,他曾給洋行辦過海關三聯執照,平和洋行每年船運約一百二三十隻,駝運不少於千峰。每船2萬斤,每駝250斤,總計約在260萬斤左右。若以六大行的總運量來說,則年達1500萬斤以上。

根據《西北叢編》所載:“各洋行專門收購甘、寧、青各地皮毛,並在石嘴山加工打包,由河運、駝運至天津出口……昔貿易盛時,年可收皮百萬張,羊毛約三千萬斤。”

由上面的4種說法估計,可以得到大概數字,10個洋行每年收皮百萬張,毛2000萬斤左右,是比較可靠的。

當時羊毛收購價格有寧毛與青毛之分。寧毛因為一年剪兩次,纖維較短,故價格低,在早期每百斤3至5輛銀子,晚期增至7至10兩,洋行運至天津後,每百斤為25至30兩,最高達35兩。青毛因為一年剪一次,纖維較長,故價格較寧毛為高,平均每百斤15至20兩,運至天津為30至40兩,最高達到50兩以上。根據這個收、售價格來看,洋行最少也有50%的利潤。以40年來計算,帝國主義由西北掠奪去的羊毛約8億斤,皮約4000萬張,其利潤之大,令人咋舌!

③.撤行的幾個主要原因

西北產毛區是成為洋行致富的“天堂”,是他們的“聚寶盆”,哪肯輕易放棄呢?可是他們最終還是匆匆撤走了。其原因,根據當時在洋行工作過的幾位老人講述,可歸納為幾點:

牧區破產,毛源枯竭。在帝國主義洋行40餘年的殘酷剝削下,大多數的牧民幾乎都變成了洋行的債戶,欠下了還不清的債務。鄂托克旗王爺,只借了洋行3000兩銀子,每年把他的全部皮毛交給洋行,還不夠償付利息,最後只好把3個鹼湖押給洋行。即使洋行撤莊後,外面欠賬還很多。據邵冠英老先生說:“新泰興”撤莊時,還有外欠約七八十萬兩銀子。

皮毛增稅,關卡重重。民國初期,甘肅當局在石嘴山設立皮毛公賣所,先按5%收稅,為了加強稅收,第二年稅率增至10%,第三年又增至15%,並加強了稽查工作,要求毛、票數字相符,包件與斤稱相符,查出多餘,則皮毛充公,還要罰款。察綏等地聞訊,亦要求收過境稅,青海馬麒則禁止賣毛給洋行,由自己壟斷,直接運往天津。在此情況之下,洋行活動範圍越來越小,利潤越來越薄,毛質也越來越雜。民國10年先撤走瑞記、天長仁、平和、仁記四行,其餘各行亦於民國15年全部撤完。

革命運動的高漲。在洋行開始收縮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中國爆發“五四”運動。帝國主義分子及其在華的代理人一時喪魄落魂。當時在綏遠的馮玉祥及其領導的國民軍,於此時整軍西來,督辦西北邊防。先在五原設立了設治局,準備駐軍屯墾。當地外國神甫懾於西北軍的威力和當時國內革命的聲勢,只好答應退地。石嘴山洋行得知這個訊息以後,又怕國民軍借餉,於是匆匆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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