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鄉歷程
3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已成為歷史，30年前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成為了回憶。但是，這場在30年前席捲整箇中國大地的上山下鄉運動，不僅影響了2000多萬知識青年的一生，而且衝擊了這2000多萬知青的父母、家庭、學校以及周圍的社會。可以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像一道狂飆，在中國歷史的平面上軋出了深深的軌跡，永遠不可磨滅。這道軌跡，蘊涵著多少辛酸、多少血淚，又留下了多少經驗和教訓啊！
歷史淵源
作為一場震撼中華大地的大規模青年運動，上山下鄉的產生並非偶然，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社會淵源的。
從50年代開始，我國就出現了城市中國小畢業的青年學生志願去山區、農村、邊疆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舉動。例如，1955年8月9日，北京郊區五名青年楊華、李秉衡、龐淑英、李連成、張生向北京團市委提出要求發起組織北京市青年志願墾荒隊的申請，北京團市委批准了他們的請求，組織了一支60人的墾荒隊。當時，以胡耀邦同志為首的團中央書記處肯定了他們的愛國熱情，鼓勵他們勇往直前、戰勝困難。同時又指出，組織大量的高小、國中畢業生到邊疆去的條件還不具備，他們大多數家庭在農村，應在自己家鄉為社會主義出力。1956年1月21日，團中央派專人到浙江溫州，向在大陳島開荒的200名青年組成的志願墾荒隊贈送了題有“建設偉大祖國的大陳島”的錦旗，並宣讀了團中央的祝賀信。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寫道：“城市中、國小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回響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在這裡，把城市中國小畢業生稱為知識青年，把去農村參加農業生產的行為歸納為“下鄉上山”。這是黨和政府的檔案中，第一次提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概念，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鄉開始的標誌。
知青上山下鄉並不是人為強制而行的，它是與一定的歷史條件、歷史因素相聯繫的。
50年代中期，國家還不可能馬上就完全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家在城市的中國小畢業生一部分人的就業問題有一定的困難，而農業生產對於中國小畢業生的容納量卻是巨大的，全國合作化光會計一項，就需要幾百萬人，因此毛澤東在1955年9月《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一個按語中發出號召：“組織中學生和國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關於中國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也明確指出：“從事農業是今後安排中國小畢業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們今後就業的主要途徑。”
60年代，單一的經濟體制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日益突出，勞動就業的出路越來越窄。另外由於長期忽視計畫生育，使我國人口呈幾何比例上升，城市人口積壓，就業的問題更是積重難返。同時，60年代我國又連續出現災荒年，我國經濟進入了空前的困難時期，再加上中蘇關係開始惡化，蘇聯的援建項目陸續下馬，必然決定要大量裁減職工。蘇聯又催還貸款，致使我國經濟出現低谷。面對如此的內憂外患，黨中央針對具體國情，為了解決我國人口多、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為了緩解城市的壓力，知青上山下鄉作為一項在全國範圍內有組織有計畫開展的長期工作被確定下來，隨著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這一作法逐漸成為調節城鄉勞動力的重要一環。
所以，知青上山下鄉是我國單一呆板的經濟體制所決定的，如果不理順經濟關係，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允許集體所有制和個體經營與全民所有制同時並存、廣開就業之門，即使不發生“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鄉的作法仍然要產生。
總的說來，1955年-1966年這段時間的知青上山下鄉工作做得還是比較穩妥的。黨中央是在結合國情探索一條就業門路，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較安定的。從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總計下去知青129萬，它適應了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的要求，減少了城鎮人口，支援了農業生產和邊疆建設。在這些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動回響黨和國家號召，放棄了升學、就業的機會，立志從事農村和邊疆建設的青年。他們在知識青年建設農村和邊疆的事業中，起到了開拓者的作用，是有志青年學習的榜樣，比如全國聞名的回鄉知青徐建春、呂根澤，城市下鄉知青王培珍、邢燕子，還有在改造低產田等方面作出顯著貢獻的江西知青宋喜明、“自己找艱苦的路走”的天津知青趙耘，放棄留京、主動下鄉的北京知青侯雋等，他們闖過了思想關、家庭關、勞動關、艱苦生活關和社會輿論關，成為知青參加農業勞動的開路先鋒，作出了貢獻、鍛鍊了自己。
紅衛兵運動
1966年3月底，毛澤東與康生、江青、張春橋談話，說：“我向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應運而生，紅衛兵就是這些孫悟空，他們在接踵而來的“文革”中大鬧中國，直至天翻地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表了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並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的大字報在北京大學出籠！
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的一些學生聚集圓明園，成立了第一個紅衛兵組織。他們以“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為指導，打著“造反有理”“反對走資派”的旗號，與各地黨團組織對立。這一天，是紅衛兵的誕生日。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送了聶元梓的大字報，“文革”開始！
1966年6月2日，正式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出籠，紅衛兵開始活動。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的紅衛兵向他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遍及全國。
自1966年8月18日起，毛澤東還在天安門8次接見全國各地來京的師生和紅衛兵，共1300萬人次，全國停學、停產搞大串聯的人數以千萬計，使“紅衛兵運動”達到高潮。
但是，在文革轉向各級政權的重建過程時，紅衛兵因受年齡、資歷、身份等局限，特別是中學紅衛兵，無法在各級權力機構中，特別是在地方政權中擔任角色。因此，當工人造反隊伍登上文革舞台時，命里注定只能當過河卒子的紅衛兵只好將帥印交給了工人老大哥，紅衛兵運動開始走下坡路。
1967年5、6月起，全國武鬥四起，紅衛兵也陷入了盲目的武鬥大戰中，使毛澤東大為惱火。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澤東召見了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五大紅衛兵領袖，十分生氣地教訓他們：“文化大革命進行兩年了，你們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斗，你們搞武鬥，你們脫離工人、農民、戰士、學生大多數。關鍵你們分為兩派，搞武鬥，輪到你們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不要腦子膨脹，甚至全身膨脹，鬧浮腫病。誰如果再破壞交通、放火、打解放軍，不聽勸告，誰就是土匪，國民黨，就殲滅！”
從毛澤東的呵斥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紅衛兵的厭倦。孫悟空搗蛋了，唐僧就會念緊箍咒。當時，毛澤東已開始考慮如何處置他手下這幫“孫悟空”了。
當時，大學停止招生，各個行業勞動力飽和，無力招工。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指示》，使大批學生留在校內鬧革命。66、67、68三屆學生積壓達1000多萬人。1967年12月22日，教育部在給黨中央的情況反映中說：“畢業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學生進不來，而二十世紀畢業生和招生人數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這不僅涉及教師和校舍問題，而且還需解決這些學生是一批畢業出去，還是分批畢業的問題”。紅衛兵的出路問題，已是刻不容緩。
就在這時，一批北京的紅衛兵於1967年10月上旬自發組織去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插隊落戶，開創了紅衛兵上山下鄉的先例，但未形成全局性的紅衛兵上山下鄉運動，但是，這種行為給毛澤東安置這些紅衛兵提供了思路。
1968年4月，毛澤東在黑龍江省革委會《關於大專院校畢業分配工作的報告》中批示：“畢業生分配問題是個普遍問題，不僅大學、且有中國小”。要求各部門、各地方、各大中國小面向農村、邊疆、工礦、基層，即“四個面向”，及時做好畢業生的分配工作。
但這“四個面向”在當時整個國民經濟出現全面衰退、絕大多數工礦和基層無法招工的形勢下，實際上只能面向農村和邊疆。1968年12月，毛澤東發出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於是，全國掀起了知青上山下鄉的熱潮。一度震撼全國、轟動全世界的紅衛兵運動被轟轟烈烈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所代替。
政治色彩
首先，在指導思想上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為理論依據，把知青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作為反修防修的一項必要措施，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要途徑，從而達到知識青年的革命化。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項政治運動，毛澤東認為通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可以改造、重塑一代青年，以防止修正主義在他們中間產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曾經預言：“中國和平演變的希望在中國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因此，毛澤東在培養接班人、教育下一代的問題上格外小心翼翼。毛澤東認為，如果中國產生修正主義，那么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是溫床。要防止修正主義，最重要一條就是要知識分子勞動化，以達到縮小社會主義條件下各階層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差距，最終實現消滅三大差別。這種打破傳統格局，實行生產勞動與上層建築成為一體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在“五七”指示中指出的，要把全國各行各業都辦成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的“大學校”的全新構想，要求學生“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
這一想法體現於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中就是使知青通過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同農民在生活、文化等方面逐步同化，不斷縮小三大差別的傾向。因此，在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一味地強調在艱苦的環境中改造世界觀，不切實際地將大批知青下放到生產和生活都很差的地方，吃菜、用煤都要從原動員城市運去。國家、單位、家長平均每年為一個知青花費上千元（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終因負擔沉重最後不得不全部撤出，另選地區安置。這種浪費財力和物力人力，為政治目的而一轟而上的作法，使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蒙上濃厚的政治色彩。
其次，在方針政策上，毫無長遠規劃，各地區不問具體情況，把知青上山下鄉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來抓，一轟而起，缺乏整體部署，致使知青工作越來越窄。
據統計，1968年到1973年6月，全國就有800多萬城鎮知識青年到了農村，但是由於極左思潮的影響，加上林彪、“四人幫”的破壞，知青工作暴露了許多問題。很多知青在生活上長期不能自給，在口糧、住房、醫療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難。問題不斷反映到中央。1973年，毛澤東覆信福建知青家長李慶霖“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但是，這個“統籌解決”直至毛澤東逝世，也未能解決。各地為了完成政治任務，制定了許多主觀隨意性很強的土政策，使知青工作的方針政策完全處於混亂狀態，導致知青上山下鄉工作完全陷入了一種“跟著感覺走”的困惑迷茫之中。
再次，在方式方法上搞一刀切，採取了極端的絕對化做法。在當時宣傳動員工作上，無限拔高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意義和作用，1968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甚至載文把下不下鄉作為衡量一個青年革命不革命的標準和對毛主席革命路線“忠不忠”的政治態度問題，輿論上造成了強大的政治壓力。在動員方式上採取粗暴的強制手段，對動員對象或辦學習班，提高認識；或註銷城鎮戶口；或停發父母工資（1973年以後政策和方法有所改變），嚴重挫傷了廣大知青及家庭的積極性和自尊心。
總而言之，處於十年動亂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正如北京市革委會1969年1月25日《關於知青和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知》中明確指出的那樣：“各級革命委員會和安置機構，在上山下鄉工作中，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自始至終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前因後果
勿需諱言，毛澤東對於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是這個悲劇性運動的總導演。知青上山下鄉政策的出台，並不是代表中國共產黨集體的一項成熟的政策，而是較多地反映出毛澤東的個人意志及其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講，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是毛澤東的晚年失誤之一。
從毛澤東與知識青年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上看，毛澤東對知識青年和知識分子有一個“信任-疑惑”的過程。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毛澤東對那裡的留學生極盡讚美之詞，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世界是屬於你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於你們的。”顯而易見，當時毛澤東對知識青年和知識分子是相當信任而且寄於厚望的。
但是，雙百方針和大躍進的失敗使毛澤東對自己有點缺乏信心，他越來越意識到中國社會的革命化進程要很長時間才能實現。因此他對中國青年加強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教育壓力。在1959年以後的數年中，毛澤東尋找越來越多修正主義跡象的趨勢表明，他對未來領袖的素質憂慮日深。到1964年為止，革命接班人的問題很少出現，在中國的報刊雜誌上。在共青團九大上，胡耀邦披露了困擾著領導階層的疑惑：“因為他們（指青年）生活在和平和穩定環境下，這很容易使他們對和平和穩定環境產生一種虛假的幻覺，因而追求悠閒、保險的生活。因為他們沒有經過革命鬥爭的嚴峻考驗，所以對革命的複雜性和實際要求缺乏理解。”
毛澤東對知識青年和知識分子的困惑在1965年他接見埃德加·斯諾時表露到了頂點。毛澤東說：“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將革命推向共產主義，另一種可能性是年輕人否定革命，演出可悲的一劇；和帝國主義和平共處，使蔣介石的殘渣餘孽打回大陸，或讓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仍保存國內。當然我不希望出現反革命。但是未來的事只能由未來的一代所決定，而且將來的事誰也無法預測。……二十世紀的年輕人和他們的後代會用他們的價值觀來評價革命工作。……一千年後我們所有的人，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有可能顯得相當滑稽可笑。”
另外，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疑惑還表現，在他對知識分子那個著名的“皮毛論”上。他說：“二十世紀知識分子附在什麼皮上？是附在公有制皮上，附在無產階級身上。誰給飯吃？就是工人、農民。”在這裡毛澤東把知識分子指為只能依附在那張皮上的毛，就是說毛澤東把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看成了“源”與“流”、“體”與“用”的關係。早在1921年，毛澤東在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時，就在《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第23條中指出：“來大學學友為破除文弱之習慣，圖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並求知識與勞動力兩階級之接近，應注意勞動。”可見，毛澤東早就有“勞動分子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初衷，只不過在文革時走了極端。毛澤東在1964年2月13日春節談話中說：“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統統轟下鄉，分期分批下放到農村、工廠。不要總在機關，這樣寫不出東西，你不下去就不開飯，下去就開飯”。儘管這番話是針對文藝界，但是實質上反映出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一貫態度。
正是由於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有這種疑惑態度，因此他對知識分子亮出了“五七指示”，對知識青年發動了上山下鄉運動。
血淚太陽
毛澤東讚譽青年是太陽，而作為上山下鄉運動主角的知青，應該說是一代流過血淚的太陽。正因為他們受過磨難、流過血淚，因此，他們是一代放射特別光芒的太陽。
習仲勛同志說過：“從動亂中走過來的一代青年，受到過毒害和創傷，也得到了其他時期所得不到的磨鍊。”這裡他講了兩個方面的結果，即傷害和磨鍊。
知青受到的傷害是無與倫比的。政治上，他們受極左思潮的毒害，正如報告文學家徐遲所言：“文革把正直的人改變成了政治的人。”例如1974年春，“批林批孔”運動蓬勃開展，《人民日報》出現了“堅決打退資產階級右傾翻案回潮”的大黑標題。黃帥、張鐵生、白啟嫻等“英雄人物”粉墨登場。內蒙古兵團知青王亞卓很正直地給黃帥寫了批評信，不料卻遭到了席捲整個內蒙古兵團的批鬥。許多知青不理解，只好昧著良心參加了批鬥會。
生活上，許多知青長期不能自給，在口糧、住房、醫療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難。另外，知青受到歧視、打擊和污辱的事也時有發生，黑龍江兵團二師十六團團長和參謀長合夥姦污幾十名女知青就是一例。周總理很氣憤的說：“這不是我們的團長，是國民黨的團長”，這兩名罪犯後被槍斃。
學習上，知青完全被耽擱，使我國的教育和人才培養出現了斷鏈。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後，大部分青年到了農村、邊疆，有的地區因國中畢業生全部上山下鄉，停辦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一、二年級學生，也隨畢業生到農村去安家落戶了。當時全國又盛行“讀書無用”“讀書吃虧”的思想，許多學生喪失了學習積極性，大部分知青的文化程度至多相當於國中畢業生。
但是，知青們在傷害的血淚中也受到了磨鍊。政治上，他們成熟了，分析、解決問題的立足點高了、眼光遠了；生活上，他們為人處事老練多了，“自立、自強”成了他們生活的座右銘；學習上，他們很惋惜逝去的時光，十分珍惜返城後的學習時光，取得了很好的學習成績。例如：在八十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中屬於“知青型”的就近一半，至於在新時期文學史上，知青作家更是嶄露頭角。
因此，知青們對自己這段經歷十分珍視和難忘，原內蒙兵團一位北京知青說：“我對上山下鄉這條道路一點也不後悔。只有在這條道路上，我才體會到了勞動人民臉上皺紋里的艱辛，才知道他們肚裡裝的是什麼。也正是在這條道路上，我由一個驕傲自負的中學生鍛鍊成為一個自願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老農工，我認為上山下鄉政策是符合中國國情的。”1989年11月5日，原內蒙兵團2師12團的北京籍知青歡聚勞動人民文化宮，共同回首往事，儘管他們對生產建設兵團的功過是非有爭議，但是他們永遠忘不了那段充滿血淚、卻不畏艱苦的拼搏歲月。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
30年前“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不能簡單地因徹底否定“文革”而遭否定，也不能因為知青上山下鄉不是“文革”的產物而得出應繼續堅持這種做法的論點。
作為“文革”主帥的毛澤東在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中扮演了總導演、總設計師的角色，儘管他在後來感到了運動中存在許多問題，但終因力不從心，未能統籌安排、解決問題，致使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以悲劇告終。
作為這場運動主角的2000萬知青們，在這場運動中受到傷害，同時也得到了磨鍊，上山下鄉成了他們血淚浸泡、永不磨滅的記憶。
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後果是不幸的，它給國家、社會、農村、知青諸方面帶來不滿意。
單一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勞動就業問題，才使上山下鄉不得不出台。
歷史如煙雲般逝去，歷史也如金石鏤刻般長存。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已成了歷史，但它留下的思索、史訓卻永遠成不了歷史。
歷史是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