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
在歐洲，古羅馬時代即已經設立有監督部隊執行作戰的官員，據西羅馬帝國瓦倫提尼安二世時期的羅馬軍事學家韋格蒂烏斯所著的《羅馬軍制》中說：“皇帝往各部隊派遣總督，他們大多擔任過執政官。在和平還是戰爭的問題上，軍團也好，輔助部隊也好，都得聽從他們的決策。現今，眾所周知，他們的位置已由作為軍隊統帥（magistri militum）的高位人士占據，而且每位總督不是指揮兩個，而是指揮著更多的軍團。但實際上主宰一切事務的乃是具有一級高級將領頭銜的軍團長。當總督不在時，他作為其代理人享有最高權力。保民官、百人隊長和其他軍士都得執行他的命令。口令以及警戒或開拔的指令由他下達。如有軍士做出違法犯紀之事，須經軍團長核准由保民官去對之實施懲戒。全體軍士的武器、馬匹、被裝、糧餉全部由他掌管。部隊的紀律是否嚴明，軍團所屬步騎兵的訓練是否堅持不懈全都取決於他的號令和處置。 ”
唐故幽州監軍贈掖庭局令賜紫金魚袋隴西李公墓志銘拓片中國古代已經設有監軍以便臨時差遣，代表朝廷協理軍務，督察將帥。《史記.司馬穰直列傳》：“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新唐書.宦者傳.劉貞亮》：“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高崇文討劉辟，復為監軍。”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明朝遭遇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瓦剌部俘虜。明朝遭遇嚴重的危機，瓦剌乘勢進攻北京，拉開了北京保衛戰的序幕。
十月初一日，也先和脫脫不花率領瓦剌軍挾明英宗至大同，被郭登拒絕。也先繞過大同南進。前哨精騎二萬於初三日抵紫荊關北口，另一路瓦剌軍從古北口南進，過洪州堡進攻居庸關，轉攻牡羊口（居庸關西南）。初八日攻破牡羊口，明守將謝澤戰死。
明廷接到郭登的戰報，京師戒嚴。初五日詔諸王派兵入衛。初八日，命于謙提督各營軍馬，于謙親至德勝門石亨軍營，抵禦瓦剌的主攻部隊。初九日下令“ 有盔甲軍士但今日不出城者斬” 。各軍至城外部署完畢後，即關閉城門，以示背城死戰的決心。又下令“ 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 。于謙躬擐甲冑，率先士卒，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並在接下來防守京師時誘敵深入，擊敗了瓦刺軍隊對北京的進攻。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軍事科技的迅猛發展，傳統的集中大量步兵衝擊的方式已經難以撼動由大量鐵絲網、機槍、大炮以及錯綜複雜的壕溝所組成的防線。為了保障士兵執行進攻計畫，一戰各國相繼開始組建由軍官組成的督戰隊和督戰班，以避免士兵由於怯戰心理而不執行作戰計畫。
1916年初，德軍統帥部計畫在東線進行防禦，以集中兵力對西線法軍的“凡爾登突出部”實施突擊，企圖牽制和消耗法軍主力，迫使法國投降。計畫的制定者德軍新任參謀總長法爾根漢公開叫囂：“要讓法國把血流盡!”
為什麼法爾根漢會選擇凡爾登作為殲滅法軍的戰略重地呢?原來凡爾登是法國首都巴黎的東北門戶，距法、德邊境50公里左右，如同伸出的利牙，對深入法國北部的德軍側翼形成嚴重威脅。
1916年初，德國開始向香貝尼增兵，佯裝要在香貝尼發動攻勢。同時，法爾根漢悄悄集結部隊準備攻擊凡爾登。法軍總司令霞飛果然中計。自1914年德軍無力攻克凡爾登而轉移進攻方向之後，法國人就認為凡爾登要塞已經過時，法軍總司令霞飛在1915年即停止強化要塞。德軍向香貝尼移動的動作使霞飛異常警惕，霞飛認為德軍會向香貝尼進攻，然後從這裡進軍巴黎。
凡爾登戰役隨著結集跡象的漸漸明顯和暴露，英法聯軍終於弄清了德軍的真正意圖。霞飛慌了神，火速下令向凡爾登增兵。但到2月21日，僅有兩個師趕到凡爾登。而就在這一天，德軍開始了猛烈的進攻。經過12小時的轟炸，法軍的塹壕已經夷為平地。法軍在凡爾登節節失利，訊息很快傳到了法軍總司令部。霞飛總司令立即召開軍事會議，命令參謀總長立即趕到凡爾登，不惜一切代價死守陣地。隨後，又委任貝當將軍為凡爾登地區司令官，並集結兵力，準備增援。
貝當到達凡爾登後，首先對整個防禦體系巡視了一番。遍布屍體的前沿陣地令貝當感到情況萬分危急，凡爾登面臨著被包圍的危險。
正在這時，要塞東北部的都慕炮台被德軍占領。這個炮台原有一個輕步兵師固守，經過德軍12萬發炮彈的狂轟濫炸，德軍一支只有9人的巡邏隊未發一彈就占領了炮台。
貝當愈感情況不妙，立即在前線劃定了一條督戰線，嚴令士兵頂住德軍進攻，有誰膽敢退過此線，格殺勿論。
緊接著，貝當召開了前線軍事會議，研究保證後方援軍和軍火物資迅速到達的方案。當時除了通向西南的一條巴勒杜克——凡爾登公路還沒徹底破壞，其它已全部被德軍的大炮切斷了。貝噹噹即下令組織了一支搶修隊，在沿途平民協助下，鋪砌和拓寬公路路面，並保證車輛安全通行。
兩天后，6000輛汽車通過這條路，把19萬援軍和2萬多噸軍火物資運到了凡爾登要塞。由於這條公路出色完成了凡爾登戰役的運輸任務，因而被法國人稱為“聖路”。此後，法德雙方軍事力量逐步趨向平衡，德軍雖然第一次進攻得到一些好處，可法軍大量援軍和大炮的到來，使德軍寸步難行，雙方暫時對峙起來。
法爾根漢沒想到法軍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完成大規模的兵力集結和軍需供應，因而開始謀劃新的作戰計畫。
3月5日，大規模的戰鬥開始了。德國步兵在猛烈炮火的掩護下，從30公里的戰線上一齊向法軍陣地發起進攻。貝當將軍命令所有的法國大炮一齊開火，還擊德軍，20多萬軍隊用各種炮火向德軍掃射。德軍死傷嚴重，退了回去。到4月份，德軍經過70個晝夜的苦戰，仍未突破法軍防線。到7月份，雙方來回拉鋸，死傷非常慘重，仍然相持不下，德軍僅前進了七八公里。
1916年10月24日，法軍轉入反攻，迅速收復丟失的炮台，德軍潰退，退出了凡爾登戰役。
十月革命
托洛茨基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十月革命時期繼承了沙俄的督戰隊體制，托洛茨基在蘇俄反對外國武裝干涉和內戰期間,一直負責軍事工作，歷任軍事人民委員（即國防部長）、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共和國革命軍 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認為，用一支支持革命的戰鬥隊伍鼓動其他部隊繼續戰鬥是極其重要的。
托洛茨基提出：“假使到革命時期我們沒有一支破碎的、懷著怨恨和希望的、數以千百萬計的農民軍隊，那么，革命的整個進程，特別是在革命的最初時期，即從二月到十月，將會呈現出完全另外一幅情景。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講過了。只有在這些條件下，用彼得格勒衛戍部隊進行的試探才能成功，而這次試探也就預先決定了十月革命的勝利。” 在後來的俄國內戰白軍和紅軍中也曾出現很多新組建部隊下設督戰隊的方式。
北伐戰爭
張宗昌的有白俄僱傭兵組成的白俄督戰隊，對付臨陣脫逃的士兵。中國各系軍閥，也紛紛組建了自己的督戰隊。賀勝橋之戰，北伐軍攻破吳佩孚的第一道陣地後，吳佩孚率督戰隊、大刀隊、機槍手列於賀勝橋上，嚴令官兵不準退卻，但潰兵四散，吳見狀怒不可遏，令機槍手“向退卻者掃射，積屍累累，血流成河。”敵軍遭到督戰隊的射殺，棄槍而逃，跳水逃跑者數以千計。吳羞憤至極，砍掉10餘個旅、團長的頭懸於電線柱上示眾，以懲戒後退的官兵。
吳佩孚還令陳嘉謨、劉玉春率大刀隊分八路赴前線督視各部隊作戰。潰兵後退無路，紛紛向督戰隊開火。於是，敵軍內部，互相廝殺，亂作一團。第四軍各部乘機奪取賀勝橋。吳佩孚見兵敗如山倒，倉皇驅車逃跑。
第二次世界大戰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國民黨軍隊習慣拉夫強押年輕人當兵，即“拉壯丁”，因此需要督戰隊在後方用機關槍頂著眾多意志不夠堅定的部隊，以免部隊出現動搖甚而大批逃亡。
孫元良與蔣介石的合影1938年在向下關撤退時，任國軍72軍軍長兼88師師長孫元良在南京防衛戰中正防守光華門一帶。12月12日，率師直屬隊和262旅一部擅自向下關撤退，在挹江門內被督戰隊所阻。
國軍的督戰隊肩上都佩帶著督戰臂章，在極其不利的戰線上強迫士兵們前進，士兵逃亡就會被從後面的督戰隊開槍射殺。國軍縱有督戰隊，但在戰場上仍難以挽回戰局。
1942年7月28日，蘇聯最高統帥史達林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戰事和軍隊中士氣不振的問題時下達了第227號命令，因“一步也不許後退！”（Ни шагу назад!）而出名，它成了蘇聯的抵抗的一個象徵，推動蘇軍血戰到底。概括的說，第227號命令要求蘇軍面對德國法西斯的侵略，無論付出多大人員傷亡，都要誓死保衛祖國，不準後退一步。擅自撤退的軍官和政工人員將被認為是“懦夫”和“叛徒”，並將遭到軍法處置。
二戰末期納粹德國的武裝黨衛隊和督導官也曾強迫準備投降的士兵和平民繼續戰鬥。
解放戰爭
在解放戰爭的太原戰役時，山西軍閥閻錫山為了保住自己最後的地盤，也是拼盡了全力。他不但把所有的軍隊集結在一起固守太原，而且還招募了大量的壯丁，組成了7萬多人的民團，為了保障民團的戰鬥力，晉綏軍組織了很多軍官督戰隊。
國軍士兵大多是通過捉壯丁強征的，加上厭戰心理，所以逃兵現象非常嚴重，督戰隊成了維護戰場紀律的重要武器。
韓戰
韓國與美國軍隊韓戰時期，韓國軍隊出於對國內左翼勢力的敵視和破壞活動的擔憂，在軍中組織起了“肅清委員會”，一方面實行督戰工作，另一方面沿著控制區域屠殺著被懷疑“通匪”分子。但效果往往不好，1951年4月，中國人民志願軍發起了春季攻勢，一路勢如破竹。當志願軍距韓國軍隊還有1英里，連子彈都沒落到韓軍陣地時，韓軍第6師就發瘋般地從守衛工事中衝出。不是向前沖，而是向後逃命。近萬韓國軍隊上演了戰場集體大逃亡。李承晚組織了大量的督戰隊來彈壓潰軍，要奪回戰鬥。可萬萬沒想到，督戰隊反被潰軍殺光。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北方軍隊勢如破竹攻入南方，李承晚的部隊一觸即潰。次年起接任麥克阿瑟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馬修·李奇微在自己所著《韓戰—李奇微回憶錄》中這樣描述了戰爭爆發時的態勢：“北韓人民軍不僅為這次進攻作了充分的準備，而且還擬制了詳細周密的計畫，甚至連派某些部隊混雜在難民之中潛入南韓境內、破壞交通、散布恐怖言論以及摧毀堅固工事等問題都考慮到了。”
1950年8月2日，一份獲取自北方軍隊的檔案與唐納德·尼克爾斯的記錄相互印證。這份已被華盛頓解密的檔案述及了在韓國12座城市發生的大屠殺，水原有1000人被殺，大田有4000人被殺。這份早期的朝鮮北方的檔案沒有提及當時在邊境地區仍在進行的屠殺，如單在釜山就有1萬多人被殺——這是一位名為Chan hyun的韓國立法人員在1960年經調查得出的結論。在李承晚下台後，朴正熙軍政府執政前的短短的12個月的民主政府執政期間，他完成了這一調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