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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史籍:三種校本(豎排版)》著者躬逢其役，記述了這一戰役的全過程。他的記述是在同年四月卽戰役過後僅兩個月寫的，因而日、時不爽，可以說是最可信的史料。今傳世甲申史籍甚伙，然多出於斯時或少後身處江南的文入之手，望中原兵事，若隔岸觀火，或但憑塘報，或雜集傳聞，或山川城邑方位不明，或事件原委不詳，致事態難於綜理，且多不實之辭。《偶然遂》絕少這種毛病，細事如村鎮道里，均可詳按。《甲申史籍:三種校本(豎排版)》言及這時李白成在河南的立足點為襄城，卽所謂『兩行進奉，三為饋糧』李宏志的《述往》及其它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記述。這是其它書很少談到的，甚至混淆襄城為襄陽。無疑這是為研究甲申史提供了一個今人尚知之甚少的重要事態。《甲申史籍:三種校本(豎排版)》的《後紀》部分，記敘了襄城戰役之後，至弘光元年乙酉，著者的流亡生活。所述雖個人及其家族的經歷，然由其避兵河朔，白事關中，會試京師，徙居澤州，重返河南，應召赴南京，及走謁史可法等的全過程，可窺知當時明王朝、農民軍與滿清三方軍事、政治形勢的消長之跡。他的每一次移徙，無不與中原逐鹿的大形勢緊密相連。其紀事脈絡與所系月日，皆可作為鼎革之際諸多車事、政治事件的重要參考。至於他所記述的，他在襄城被義軍曹部俘虜，乃由於『夢言相符』而獲生；在甲申六月於許、襄界盧家洞（郎舉人盧六藝的堡砦》被義軍都督袁姓者抓獲，乃由於『天大雷雨』而未被處死等等，無疑是一種虛捏（在南京具呈吏部，他自己就已改變這種說法》，應作別樣地解釋了。
《甲申史籍:三種校本(豎排版)》作者長時間以稿本藏於家。康熙問劉宗泗輯《襄城文獻錄》，曾摘錄一小段置於汪喬年死事條目下。至乾隆晚期，新鄭蘇如溱官襄城縣教諭，始據張氏家藏奉發刊，題詩弁諸卷首。這是我們能看到的惟一本子，也是今據以點校的底奉。如溱字惠波，乾隆四十二年舉人。由於襄城縣誌在乾隆十年後失修，其官襄城亦郎這個刻本的絕對年份，已難確考。就刻本版面諸特徵及諱字判斷，刻於乾隆晚期當無可疑。
這個刻本傅世者已很少了。據所知僅北京圖書館、河南省圖書館及長篇小說《李白成》著者姚雪垠各庋藏一部。兩館藏奉書尾均有殘缺，敘事至乙酉五月十一日驟止。蒙雪垠方家不吝所珍，才得校補為全書。據襄城縣文獻，張永祺未到浙江永康縣就職，《甲申史籍:三種校本(豎排版)》也是這樣寫的。而是在清兵攻占南京，南明覆亡之後，同年六月攜眷返回襄城。後避世隱居，至康熙元年死去，以明遣民終身。《甲申史籍:三種校本(豎排版)》中多次提到的永祺侄齎，字莘阿，初官廣東程鄉縣教諭，桂王《朱由榔》立肇慶，擢為監軍道。清師南下，贇督舟師逆戰，敗績，自投水以殉。贇幼子本淦，流落江湖，乞食以歸。永祺啼泣授以產，撫之成人。綜觀永祺生平，似非『但求升斗利祿』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者。至於他對待農民軍的態度，則完全站在朱明王朝一邊，這就無需多說了。
襄城劉青藜寫有《孝廉張公傳》。李時燦《中州先哲傳。遣逸》亦為永祺立傳。前者無差誤，茲附錄於後，以為知人論世之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