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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年的進出口貿易數據顯示，中國進出口產品結構顯著改善，中國出口產品的成熟度已經接近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已開發國家水平，但是，中國的要素稟賦變化並不能對這種進出口商品結構的統計變化做出強有力的解釋。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基於古典、新古典貿易理論的傳統進出口貿易統計分析均假定一個產品的生產是在同一個國家／地區內部完成的，生產要素不可以跨國界流動（資本的跨國界流動比如國際直接投資被視為會替代國際貿易）；同樣，基於壟斷競爭和規模經濟理論的新貿易理論也不能強有力地解釋已開發國家與中國這種開發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模式，因為該理論所假定的對差異化產品的需求偏好和相似的人均購買力水平也不能成立。因此，我們需要利用產品內國際分工和貿易理論來解釋新的國際分工和貿易模式。國內外學者對產品內國際分工和貿易的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漸成熱點，他們以不同的概念研究同一種國際分工和貿易現象並建立了包括一般均衡分析在內的不同理論模型。但是，他們的研究存在幾個主要缺陷：一是沒有建立一個邏輯連貫一致的分析框架來解釋國際分工從產業間演變到產品內的路徑，也沒有指明國際分工未來的發展方向；二是沒有從生產組織形式的角度分析產品內國際分工是如何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的；三是將研究重點集中在理論模型分析、全球或區域分工分析、投入產出表分析等方面，迄今為止，尚無學者從零部件進出口的角度研究中國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和貿易的現狀，而在假定服務環節的分工數據不可得的前提下，零部件研究角度可以最直接、最直觀、最真實地反映中國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和貿易的現狀。
因此，《產品內國際分工與中國外貿增長——理論實證與對策》作者蒲華林基於實地調研、問卷調查、加工貿易和零部件進出口統計數據等資料，在梳理國際分工和貿易理論發展歷史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解釋國際分工演變路徑／軌跡的“要素稟賦差異一專業化經濟一交易效率（ESE）”模型，總結了產品內國際分工的基本決定因素；在全球生產網路組織理論基礎上建立了一個三維框架來分析產品內國際分工和貿易的組織形式，並提出三種典型的治理模式；詳細分析了中國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的現狀、主要影響因素以及獲取的價值和利益。
《產品內國際分工與中國外貿增長——理論實證與對策》的基本結論是：以零部件進出口為主要載體的產品內國際分工已經成為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主要形式，但是，無論是製成品還是零部件國際分工，中國獲取的分工價值和利益都非常微薄。為此，筆者提出了提高中國出口商品國內價值含量、增進中國國民分享國際分工福利、實現中國外貿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