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
甘龍在新大秦帝國中的形象《商君書·更法》：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史記·商君列傳第八》：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王子帶後(待考)。“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人物分析
政見
把握甘龍的第一要義，在於區別甘龍與世族集團的不同政治特質。把握了這一特質，就把握了甘龍的政治個性。而甘龍的政治個性，恰恰是甘龍這個政治人物成為藝術形象“這一個”的根基。
政治根基：甘龍曾在秦獻公時期主持推行新政並長期領國，有功業根基，是秦國功臣，所以對秦國貧弱有清醒的認識。而世族集團，則以承襲祖蔭為根基，以維護祖制傳統為根基，對秦國貧弱有實質上的疏離感。這種根基差別，形成了甘龍在政治主張、政治策略兩方面與世族集團的重大差別。政治主張：甘龍前期主張有限變法，後期主張有度復辟。具體說，甘龍的政治主張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層面是認識基礎，承認秦國不推行新政不走向強大，便會走向滅亡的殘酷現實；第二層面是治國主張，以恢復穆公霸業為目標，與秦孝公求賢令的初期目標相同，而不是推倒重來的徹底變法；第三層面，支持變法的底線，是不觸動穆公祖制。
基於此等根基、主張與本質，甘龍的政治策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時期(商鞅入秦之前)，甘龍支持秦孝公謀求強國的種種舉措，此為支持新政期；第二時期(商鞅變法之初)，甘龍以多種方式試探觀察商鞅變法，並對世族集團宣布了自己的底線，此為試探觀察期；第三時期(商鞅全面變法與甘龍虛位)，甘龍蟄伏不動靜觀待變，偶有陰謀秘密實施並與氏族集團保持特殊的聯絡方式，此為蟄伏陰謀期；第四時期(孝公死後)，甘龍果斷跳出，主導恢復穆公祖制。
個性
甘龍的個性把握，關鍵在兩方面。
其一，是從甘龍與變法派以及世族集團的關係中，把握其矛盾性：既支持強秦，又反對變法；既反對世族無限度倒退復辟，又要將世族集團變為恢復穆公祖制的政治力量。從政治本質而言，甘龍是獨立的政治派別，無論是變法勢力還是世族勢力，都是甘龍力圖利用的棋子。
其二，是從甘龍的政治才能與精神性格，表現甘龍的頑韌機變。甘龍的政治才能，集中體現為政治洞察力與策略應變力。切忌將甘龍簡單化為不學無術的陰謀家。甘龍的秉性精神，言行表現為陰沉，精神表現為頑韌。所謂頑韌，便是巨大的精神忍耐力。甘龍之忍耐與嬴虔之忍耐不同，甘龍是清醒冷靜的自覺忍耐，嬴虔是心懷衝突的痛苦忍耐。
結局
孝公死後，嬴駟即位，老甘龍那些老氏族想聯合向新君請命，恢復舊制，但是新君順應民意，把老氏族們全部緝拿，總共一千多人，全部斬首，為商鞅平反，最終老甘龍連同一千多老氏族在觀刑的民眾中的唾罵聲中被斬首。可見“國人皆曰可殺”這句古語的震懾力。
人物評價
甘龍是一片與耕地相連的複雜多變的泥沼。甘龍是古典政治中罕見的清醒的保守派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