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農民起義

1941年，在卓尼水磨川寺學經的活佛懷來倉·金巴加木措（人稱肋巴佛），在康多、杓哇一帶組織了一個“措登措哇”（七部落組織），參加的有當地藏族、土族青壯年韓東主、韓加措、金尼直、尼尕、他斗塔勤、羅賽、魯打拉、年旦增（外號“辣椒”營長）等。秘密聯絡卓尼北山“洪布”（土官）楊麻周，以為後援。肋巴佛和冶力關的汪鼎臣、八角的任效周（人稱“任大”）相友好，他們經常與臨洮地區的王仲甲、肖煥章、毛克讓和河州地區的馬福善相往來，此時結為志同道合的戰友，並利用民間組織哥老會頭目汪鼎臣、黃建偉（人稱“黃點名成”）、任效周等人，在臨潭冶力關、八角、甘溝、羊沙、足古川一帶活動，吸收當地民眾和逃荒難民參加反抗運動。為了得到武器，還結識了國民黨駐武都騎兵獨立營營長張英傑（和政縣人，哥老會成員，人稱“尕張”）,並得到他的支持。張英傑以籌辦軍餉為名，派下屬柳連副在冶力關開辦“軍風號木行”，與肋巴佛的“措登措哇”組織相互往來。1942年，肋巴佛的“措登措哇”組織日益擴大，影響面越來越廣。在此形勢下，肋巴佛率領當地農牧民喊出了“官逼哩，民反哩，家家門上釘板哩”（指釘門牌）的口號。這年農曆臘月二十一日晚，在臨洮苟家灘召開了秘密會議，參加者有王仲甲、馬福善、肖煥章和肋巴佛的代表年旦增等，約定在1943農曆二月二日宣布起義。
1943年1月，王仲甲在臨洮衙下集附近秘密活動。臨洮西鄉邊家灣回、漢人民在馬福善的領導下，在臥龍寺起義，喊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糧免款”的口號。臨洮縣紫松鄉農民也在王仲甲、肖煥章等人率領下掀起“抗糧、保命、反貪污”的起義。在甘肅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這年農曆二月二十日，肋巴佛配合王、馬兩路起義軍，率領48名藏、土族青壯年，以朝拜常爺池為名，在冶力關與汪鼎臣、黃建偉密商急速舉事事宜。正在此時，八角任效周、康樂楊家河王萬一等率起義農民來冶力關。二十二日，各地義軍3000多人在冶力關聚會，並號召冶力關、斜角灘、足古川和甘溝的農民也積極參加起義軍。手執大刀、長矛、鐮刀、斧頭、棍棒的各族農牧民在常爺廟殺牲祭旗後，在泉灘召開了誓師大會。會上推舉肋巴佛為司令，汪鼎臣、任效周、黃建偉、王萬一為副司令，分編為兩個師：第一師師長任效周，副師長王三（八角人）；第二師師長汪鼎臣，副師長王萬一（康樂縣線家灣人）。姜希廉、丁易姓成、馬子良、趙秉德分別為團長；吳吉昌、楊茂清、邢生貴等為營長。任效周代表司令部宣布起義的宗旨：“反對國民黨，接洽共產黨，抗日反蔣”。計畫“先打新城，後入武都接張英傑，然後去延安投靠共產黨”。由於起義軍大都是由饑寒交迫的農牧民組成，所以又叫“饑民團”。其時，東鄉族人麻木哥（人稱眼窩司令）也在寧定（廣河）巴洋溝宣布起義後，前來冶力關與肋巴佛會合。二月二十四日，起義軍向臨潭縣城（新城）開進，當晚進駐甘溝、羊沙，選拔精悍青壯年300多人為先鋒，由肋巴佛率領直奔新城。二十五日拂曉，先鋒隊隨趕早集的人進入城內，包圍了縣政府。當時，臨潭縣長徐文英剛剛起床，聞槍聲大作，偕夫人各持手槍，上房頂頑抗。駐守縣城的保全隊和警察聽到槍聲後，胡亂打了幾槍，便逃之夭夭。徐文英夫婦見勢不妙，衝出縣府向城南方向逃跑，至南門廟被起義軍擊斃。同時被處決的還有國民黨臨潭縣黨部書記趙廷棟、郵政局長苟克儉等。義軍打開監牢，放出囚犯，對城內居民則秋毫無犯。隨後撤離縣城，開往石拉路、大橋關山區，進行短時間的休整。義軍發動臨潭東南鄉一帶的饑民參加起義隊伍，其中力量較強大的有王旗王子壽率領的300多人，石門溝竇巨川率領的200多人，起義軍迅速壯大至4000餘人。1943年農曆三月初一日，起義軍從石拉路、大橋關出發，經閻家寺、馬旗溝，向岷縣挺進，途中與岷縣保全隊發生了一場遭遇戰，義軍撤到了梨園、磨溝一帶。次日，一部分義軍突破石門口封鎖，到達甘溝；一部分越大嶺山回到冶力關，然後經康樂王子溝、斜角灘渡洮河，到門樓寺峽城與王仲甲、肖煥章、毛可讓率領的起義軍會師。會師後，起義軍正式起名為“甘肅農民抗日救國軍”。至此，起義軍聲威大振，各地人民自備馬匹、武器，前來投軍者不絕於道，義軍隊伍很快發展到五萬多人，涉及臨潭、卓尼等十多個縣。
1943年4月中旬，甘肅農民抗日救國軍在王仲甲、馬福善、肋巴佛等人的領導下，向武都進發，途中發出討伐國民黨的檄文。義軍沿九甸峽經新堡、柏林、中寨，包圍了岷縣梅川鎮。隨後又繞道申都、閭井繼續南下，在途中消滅守軍一個連，繳獲步槍數10支，在鐵廠繳獲機槍2挺、步槍百餘支，子彈15000餘發。義軍主力在宕昌稍事休息後，順利通過良功，入武都林壩。此時國民黨騎兵營長張英傑、王德一（稱“王陰陽”）率部起義，與主力軍會合，計畫奪取武都。國民黨聞訊後從陝西調來第七師、第十二師和五十九師，向起義軍瘋狂進攻。十萬起義軍在裝備精良的敵人面前，只好放棄攻占武都的計畫，從甘泉鎮等地撤出，向草川崖挺進。
1943年6月上旬，起義軍在草川崖召開了各路領導人參加的“草川崖會議”。會上決定分兵三路，向延安進發。王仲甲、郭化如為右路，張英傑為左路，劉鳴、肋巴佛、肖煥章為中路。
草川崖會議後，起義軍中各種矛盾開始顯露出來，各路義軍不能協同作戰，出現了各自為陣傾向。個別領導人嚴重脫離民眾，相互猜疑和嫉妒。農民思鄉情緒抬頭，士氣日趨低落。這年六月，起義軍在敵人追擊下退到禮縣桃坪，經旋水到武山灘歌鎮，後又至岷縣，在蒲麻梁與保全隊展開了激烈的戰鬥，繳獲機槍2挺，步槍20支，掃清了重返洮河流域道路上的障礙，繼續向會川羅家磨撤退，這時起義軍隊伍減員至1萬多人。次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半夜，張英傑投降了敵人。敵五十九師圍攻起義軍。起義軍浴血戰鬥，傷亡慘重，主力軍再次被衝散，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難以統一行動而分散。農曆五月，義軍留守的黃建偉部聽到起義軍大隊回師洮河一帶，急速率部沿河布防迎接大軍渡河。過河後，起義大軍馬福善部駐康樂阿古山一帶，在潘家集、何家山等地分散潛伏，停止活動，保存實力，以圖再起。至此，一場聲勢浩大的、轟動西北的農民革命武裝鬥爭暫告結束。
這次起義，前後達7個月之久，波及20多個縣，參加的有七、八個民族，人數最多時達10萬以上，是具有民族聯合陣線性質的起義。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其聲威震撼了國民黨在甘肅的統治，牽制了國民黨軍隊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與進攻，客觀上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及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