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在本次演講中，瑪麗·普維教授對數學在社會中的套用，特別是數字和數學公式在金融市場乃至全世界經濟領域中的作用，做了深入而獨到的分析，並提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問題。她指出：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一個新的勢力軸心已經形成，目前全世界都感覺到了它的存在。從本質上講，這個勢力軸心無所謂好壞，在某些國家，如中國，它幫助提高了國民的整體生活水平，在另一些國家，它使人們能夠享受比期望的更多的退休金。但是，它也在世界範圍內拉大了貧富差距。瑪麗·普維教授分析了股票、配股或期貨交易的手段，即投資的工具或產品，以及記錄利潤和虧損的手段，即記帳或會計工具。把這兩種手段放在一起討論是因為在金融文化中，交易的表現形式，如會計師輸入公司帳本或交易者輸入電腦的數字，不再必然地反映或指明現金或商品的實際交易。表現形式與實際交易反而越來越混為一談，有時這種表現形式導致交易發生，有時表現形式代替了交易，有時表現形式實際上就構成了交易本身。這種表現形式與交易的融合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實際效果，例如，當表現形式可以影響或取代交易時，所涉及的價值也就變成一種抽象的概念了，輕按一鍵就能使之呈指數增長或瞬間崩潰。表現形式與交易的融合有幾個歷史原因，其產生部分是由於新的市場，如期貨市場，鑽了舊會計制度的空子。這種融合之所以成為可能，也是因為數量化，作為金融市場的主要表現形式，是一個固有的抽象化過程，為了能用數字描述交易，必須抽象出一些重要的內容，其被認為重要是因為其可被數量化，而忽略其他一些內容，因為其不能被數量化。當然，通過數學運算又把抽象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這個水平上，電腦軟體所運行的方程變得比在現實中進行的交易更為重要。在數量化主導的新的金融文化中，人們寫下的數字和計算機進行的運算產生著惟一有意義的價值，即使這種價值僅僅是字面上的，或者是如此之大以致永遠也不可能轉換為實際貨幣。
但是，如果市場對於數學模型來說過於複雜怎么辦？如果完全意料不到的事件發生了，我們知道這樣的事確實會發生，如果它們以數學模型所無法預測的方式影響市場，又會怎么樣？如果數學模型所假定的常態忽略了一些實際上至關重要的變數，會發生什麼？如果交易者用於從期貨中獲利的數學模型，以模型不能預測、分析家不能控制的方式對期貨產生了實際的影響，又該怎么辦？也許只有這一類的問題才能向金融勢力軸心挑戰，否則的話，它就會以自己的那種抽象的形象來重建一切，包括價值。也許這類問題正是我們，特別是在座的數學家們，應該提出並努力回答的問題。
全文
感謝大家今晚的光臨。我不是數學家，但我確實在研究數字以及數學在社會中的套用。我今晚所講的內容主要涉及的是美國，但我想對中國來說也可能有借鑑意義。我演講的題目是《數字能保證誠實嗎？》，答案是：不能。但這並不是演講。
最近發生在亞洲、南美洲和美國的事件清楚地表明，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一個新的勢力軸心已經形成，目前全世界都感覺到了它的存在。這個軸心包括了大跨國公司，其中許多公司通過在像香港這樣的免稅區註冊來逃避國內稅收，也包括了投資銀行、非政府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家和企業福利基金，還包括了像我這樣的普通投資者。從本質上講，這個勢力軸心無所謂好壞，在某些國家，如中國，它幫助提高了國民的整體生活水平，在另一些國家，它使人們能夠享受比期望的更多的退休金。但是，它也在世界範圍內拉大了貧富差距。
在這次演講中，我只能討論分析家們所稱的“金融化”的一小部分內容。我將特別探討在金融文化中，利用數字和數學來重建價值和暫時性之間的關係所採用的一些方法。通過把那些與時間相關的概念如風險等轉換為數字和數學公式，金融化正在創造一種新的價值形式，這為那些知道遊戲規則的人創造了巨額利潤，同時也給那些不懂遊戲規則的人造成了巨大損失。
我從一個明顯的歷史現象開始探討，金融文化與產品經濟的不同在於，金融利潤主要是通過投資，通過貨幣的轉移和交易，通過對未來價格的押注而實現，這與產品經濟截然不同，產品經濟是通過把勞動力轉化成可在市場上定價和交換的商品來產生利潤。
下面我將談到的有一些是股票、配股或期貨交易的手段，即投資的工具或產品，另一些是記錄利潤和虧損的手段，即記帳或會計工具。我把這兩種手段放在一起討論是因為在金融文化中，交易的表現形式，如會計師輸入公司帳本或交易者輸入電腦的數字，不再必然地反映或指明現金或商品的實際交易。表現形式與實際交易反而越來越混為一談，有時這種表現形式導致交易發生，有時表現形式代替了交易，有時表現形式實際上就構成了交易本身。這種表現形式與交易的融合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實際效果，例如，當表現形式可以影響或取代交易時，所涉及的價值也就變成一種抽象的概念了，輕按一鍵就能使之呈指數增長或瞬間崩潰。表現形式與交易的融合有幾個歷史原因，其產生部分是由於新的市場，如期貨市場，鑽了舊會計制度的空子。這種融合之所以成為可能，也是因為數量化，作為金融市場的主要表現形式，是一個固有的抽象化過程，為了能用數字描述交易，必須抽象出一些重要的內容，其被認為重要是因為其可被數量化，而忽略其他一些內容，因為其不能被數量化。當然，通過數學運算又把抽象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這個水平上，電腦軟體所運行的方程變得比在現實中進行的交易更為重要。在數量化主導的新的金融文化中，人們寫下的數字和計算機進行的運算產生著惟一有意義的價值，即使這種價值僅僅是字面上的，或者是如此之大以致永遠也不可能轉換為實際貨幣。
我下面要談到的投資和會計手段目前在美國都是合法的，在有限的時間內，我只能介紹無數正在使用的金融手段中的五種，day trading,stock option,mark to marketing accounting,adjustment to bad debt reserve,and derivatives.在我介紹這五種手段的同時，我還會介紹其他五個金融文化所獨有的特徵，earnings reports,growth forecasting,off-balance sheet partnerships,deregulation,pricing risk(the Black-Scholes 方程)。
這些金融手段中最簡單的是day-trading。在這種交易中，day-trader通過網上中介公司購買某些公司的股票，然後再通過網際網路的聊天室來慫恿其他投資者購買這種股票，這種活動通常是匿名的，當其他投資者購買時，股票價格就上漲，而原來的投資者，即day-trader就在價格開始下跌或下跌之前賣出他的股票。炒高股價再賣出的把戲就和證券市場本身一樣古老，但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科技潮中卻又火了起來。在那時更多的人有了上網的機會，個人交易的費用也降低了，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政府要求公司直接向公眾而不是僅向業內人士發布收益信息。Day-trader 從虛幻的未來中得到的利潤包含了公司未來的收益，交易者通過聊天室的小道訊息來保證這些利潤，但是公司卻永遠無法兌現，因為一旦day-trader拿走他的利潤，股價就會暴跌，在極端的情況下，公司也會倒閉。在這種交易中，大輸家是那些入市晚或作長線的投資者，哪怕長線僅僅是幾小時而不是幾分鐘。
在day-trading中我們看到了金融文化最基本的動力，因為未來利潤的表現形式在此產生了實際的利潤，至少在一瞬間和對於那些能以足夠快的速度挾錢跳出的交易者是這樣的。在公司層面上，同樣的動力也在起作用，只不過規模更大一些，機制也更複雜。最簡單的公司機制是股票配股，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許多美國公司就以此來激勵員工或補償工資。儘管公司聲稱所有的員工，無論是總裁還是門房都享有配股權，但最近的研究顯示絕大部分配股掌握在高層管理者手中。這些決策者有能力影響股價，也就是他們自己的身價。在這個意義上，股票配股類似day-trading，day-trader和公司領導的價值都取決於他們能把股價抬到多高以及他們對拋售的時機把握得如何。公司領導和day-trader都是利用未來利潤的表現形式來抬高股價，只不過day-trader是通過非正式的、短暫的、毫無規矩的網上聊天室來發布他們的預測，而公司領導是通過對金融界內人士巧妙暗示和公司季度報告裡的前景預測來抬高股價。儘管投資者最終往往發現自己被毫無根據的預測欺騙了，但是1995年美國國會規定，公司領導不必為這種前景預測承擔誤導公眾的罪名。
公司領導的美麗預言作為一種內部訊息，在投資者決定買進股票時，可以直接影響股票價格，也可以通過金融分析家的報告，間接地影響股票價格。金融分析家建議個人和集團投資者該買什麼股票，他們被認為是市場信息的客觀來源。有兩個原因使人感到金融分析家的信息是客觀的，它沒有傾向性，因為提供者並不受公司雇用，而且它是以數學模型為基礎，可以把公司過去的表現和無數其他因素轉化成對未來利潤的預測。
即使他們從理論上來說是獨立的，這些金融分析家們為了能提供所謂權威的信息，實際上仍然依賴各種途徑，包括公司的領導。而且即使他們確實是使用數學模型和電子計算機來進行運算，所有的分析家們也都依賴於其他的技巧。如市場經驗、直覺和市場情況的整體感覺等，而這些東西卻一點也談不上可觀。
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美國股市開始上漲時，更多的老百姓開始投資股票，媒體關於投資的報導也大量增加，分析家們也藉此努力把自己的信息包裝得似乎對所有的交易者都大有用處。對於普通投資者來說，公司的收益數字，因其簡潔明了，尤為有用，而且信息的權威味道對於不明就裡的人來說也極具誘惑。收益數字甚至還有一個基準，使投資者可以據此來評價公司的收益報告。這個基準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由通用電氣公司的CEO，Jack Walsh制定的，他宣稱一個成功的企業應該能夠保持15%的年增長率。很少投資者能意識到，即使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也幾乎沒有任何公司能達到這一數字。有資料顯示，那個年代企業的平均增長率只是7%多一點，而且只有八分之一的大型企業能保持連年的持續增長。然而無論是CEO對公司未來的要求，還是投資者的期望，都受到這個基準的影響。多數大公司繼續預言它們的收益會保持15%的年增長率，而多數投資者也繼續期待著這個數字。15%的基準是一個相當粗略的評價指數，因為它是一個固定而寬泛的標準。儘管分析家和投資者確實以此作為一般評價的參考，但如果要對某個公司的收入報表做特定的評價，就需要該公司專門的數據。這就是增長預測者所作的事，他們結合公司以往的業績及從公司和投資內部人士那裡得到的信息來預測收益。這種收入預測同樣表現為數字，即每季度公司紅利可能增減的錢數。公司一發布報告，分析家和投資者馬上就把預測和報告聯繫起來。因為增長預測部分是基於內部訊息，所以一個公司總裁的預測可以直接影響分析家的報告。在某種意義上，這就意味著投資者是在比較兩個數字，一個數字是由可以在股價上漲中獲益的CEO直接提供的，另一個數字是受CEO影響的。這兩個數字，僅僅因為是數字，就給人以精確的感覺，特別是後一個，還帶有客觀的意味，因為公司對增長預測者的影響是投資者所看不見的。
增長預測者提供的數字有著特殊的力量，因為當公司達到或超過預測時，投資者就傾向於買進，股價就上漲。即使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收益並沒有任何預測價值，那些數字依然在產生著這種影響。這意味著投資者所了解的數字，只能從預測專家所蒐集的其他數字中尋找意義，而與公司的過去、現在及未來無關。這也意味著公司總裁們為了提高眼前的季報數字而不惜把債務隱藏在將來,所以即使這些數字毫無預測價值,投資者依然認為它們能夠保證未來的收益。收益報表是公司總裁們的股權價值的基礎，對此的依賴不免因為高估現在的價值而將公司的前景抹去。不僅如此，如果市場對公司重新公布收益的反應導致公司破產的話，對收益報告的依賴就真地使公司失去前景了，就像安然公司的例子一樣。我想那些安然公司解僱的職工，特別是那些因公司倒閉而失去退休金的人現在會相信，2001年和2002年的那些驕人的收入報表所承諾的前景是永遠不會出現了。
公司總裁們可以左右季度收入報表上的數字與增長分析家所提供的數字之間的關係，後者是通過更為正式的手段而非幾個精心安排的暗示而得出的。無論資料多么充分，公司的收入報告總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分析和猜測之上，所以公司的財會人員就能主動地把他們所報告的數字調整得與增長分析家的預測相一致。這稱為收入數字還原。財會人員還原重要收入數字的一種方法是mark to marketing accounting。這種方式允許一個公司在實際獲得利潤之前就把利潤記錄到帳上。在一個公司建立“表外合作夥伴”時經常採用這種方式。這種合作夥伴有多種用途，通過出售債券來為母公司籌資，或購買母公司在某些投資項目上未來利潤的股份。這些合作夥伴還通過將母公司的部分股份和大量債務轉移到一些貌似獨立的公司的損益表上來減少母公司的可見風險，從而使這些風險由外部投資者承擔，或被記為壞帳。
放鬆金融管制還允許公司的會計師們在記賬時發揮其他的創造性。另一種具有創造性的手段被稱為調節壞帳儲備金。調節壞帳儲備金不像mark to marketing accounting那樣操作未來利潤的記錄，它只需動一下筆頭就可以掩蓋公司的虧空。特別是現行的規定允許公司的會計師把一部分儲備金記為利潤，而這些儲備金是公司為防備債務人違約而預留的。於是在一個公司收入不能達到分析家預測的數字的季度里，公司會計師就可以把部分儲備資金移到利潤欄中，只憑想當然地認為本季度可能違約的債務人會少一些就行。像mark to marketing accounting一樣，調節壞帳儲備金幫助CEO兌現了預告的收入數字。而且，因為違約者的數目總是估計出來的，所以從本質上講，同樣是估計出來的新數目並不比原來的數目更精確或更錯誤。當然，從長遠來看，如果一個公司的賬目與實際收入明顯不符，它就必須重新公布或重新分類其賬目，而且它一旦這么做，投資者就會毫不留情地懲罰它。例如，當2002年6月28日Xerox宣布要對20世紀90年代的64億美元的收入重新分類時，它的股票價格暴跌。在過去的20年中，這種重新報表的事情明顯增加，1981年有3家公司重報了收入，2001年有158家公司被迫如此。
到目前為止，數學在這些金融手段中所起的作用，既充滿靈感又非常實用，人們相信數字是客觀性的體現，儘管他們並沒看見也不明白那些數字是如何算出來的。在我最後的例子中，數學對於絕大多數投資者仍然是看不見的，但是數學公式成為價值的最主要的動力。數學之所以有可能產生價值，不單純是由於人們相信數字是客觀的，還由於人們相信市場實際上是服從數學規則的。體現這種信念的金融手段就是期貨，或其最神秘的方式，衍生交易。
簡單地來說，衍生交易就是固定期限內的契約，其價格是由所涉及的資產的價值決定的，如一種貨幣的價格或電的價格。衍生交易不像股票那樣表現為某些商品的所有權，它表現為在某些商品價格波動方向上的賭注，上漲或下跌。它可以被用於套頭交易、投機交易，或兩者兼用。交易者可以在衍生交易契約過期前賣出契約，也可以就讓它過期失效。他的決定更多地基於計算能使他獲利的價格漲落的數學機率，而不是觀察價格的變化方向。由於這種交易只是賬面上的，而且一般都是秘密進行的，所以其交易量難以估算，但是，以其最常見的交易形式之一，貨幣交易作為參考，我們還是可以一窺其規模。據國際結算銀行估算，在2001年衍生交易契約的總交易值接近一百萬億美元，差不多相當於全世界在過去的一千年中生產的產品總值。事實上，衍生交易之所以要採取電子方式而不涉及資金交換的原因之一就是所需的流通貨幣量，超過了全世界的現金總量。
期貨交易大概起源於17世紀的日本，但現代期貨及衍生交易與其前身的區別在於，現代衍生交易通過一系列的數學方程和電子計算將風險客觀化並價格化。使風險價格化成為可能的數學分析方法在20世紀50年代才開始出現，它是由Henry Markowitz創新的，稱為有價證券理論的投資方法的一部分。Markowitz聲稱如果把風險定義為繞一個平均值波動的價格範圍，風險就可以被量化，資產的回報差異也就可以被設計，通過組合多種股票可以使風險最小化並獲得大的回報。在此後的20年裡，金融專家們改進了Markowitz的風險定價公式。1973年兩個經濟學家提出了一組方程式，Black-Scholes 方程，這是首次為計算期權價格提供了嚴格的量化工具，其中決定性的變數是所涉資產的不穩定性。這些方程可以使分析家們用專業的量化術語把衍生交易的定價標準化。從這點來說，交易者就不再需要通過預測可能的利潤率，估計公眾對某種商品的需求或靠個人對市場的主觀感覺來對各只股票進行評價，取而代之的是，期貨交易者可以從事一種純粹由數學公式驅動，由軟體程式選擇的交易與我所討論過的其他金融手段不同的是，期貨和衍生交易不需要通過顯示未來或眼前的受以來使其他投資者相信和購買。正像我所說過的，其他的金融手段都必須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因為投資者的購買行為可以驅動股票的價格上漲或下跌，由此也使自己的股票和期權增值或貶值。儘管期貨和衍生交易不必依靠激勵其他投資者去相信利潤數字，它們仍需依靠信念，期貨和衍生交易依靠的信念是，股票市場是按照統計學可預測的方式運行的。換句話來說就是，數學公式可以精確地描述市場情況。但是別忘了另外一些數字卻顯示這些公式似乎並非那么靈驗。統計表明，在任何一年裡，所有期貨交易的75%到90%都是賠錢的。無論是賠是賺，市場可以用統計學來預測的信念推動著數學方法的改進，而數學公式又促使著衍生交易逐年增加。
在股票交易中使用數學公式的一個好處是，像Black-Scholes之類的方程所提供的定價模型可以使金融機構分解商業中的經濟和金融成分，並用這些成分組成新的金融產品，這些產品把不同的風險結合起來，然後以五花八門的形式和幾乎無限的數量被出售和購買。然而常常被忽略的是，這些革新在創造新的交易工具的同時，也創造了新的概念，儘管是一些促進投資的老概念的改頭換面。以風險為例，風險一向被看作是未來的不確定性，是需要設法避免的非理性因素，而現在風險被客觀化、分解並重組了，以至於可以用來交易。它變得能用數學來預測，即成為理性的、抽象的並可以用市場手段來控制。
用數學公式來產生價值也帶來了一些新的暫時性。時間的概念被改變了，因為為了給衍生交易定價，數學模型必須假設沒有任何意外的經濟事件或情況來干擾由統計機率所制定的模式。換句話說，為了使其行之有效，數學模型必須假設有一組有限而穩定的因素在市場中起作用，並且要在某個平均值上形成常態分布，為了限制那些干擾因素，為數學方程設定一個理想狀態，有的分析家就不得不給某個暫時性的序列設定起點和終點，即用數學的方法，從現在向前和向後推算，於是過去和未來大同小異，在抽象的意義上，它們都是現在的數學邏輯投影。
像我所說的其他交易手段一樣，衍生交易和期權交易都是表現形式與實際交易的混合體。因為這些交易所內含的時間和風險的表現形式創造了一個純粹符號化的交易環境，其惟一的存在形式是電子。然而這些電子交易能夠產生非常實際的作用，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安然公司和世界通訊公司的破產。
總的來說，我所談到的這些金融手段都是為我在演講開始時提到的那個勢力軸心服務的，因為這個軸心既不集中在任何一個國家，也不隸屬於任何國際組織，所以它很難被管制，由於它的作用是如此廣泛而複雜，並且其作用又不總是服務於任何一個單獨的、可確定的利益集團，所以它又無跡可尋，它通過一觸即發的網際網路來運行數學公式，從而操縱國際金融市場，這個軸心無處不在而又不在任何地方。儘管難以被控制和發現，然而這個金融軸心卻擁有巨大的能量，並且還不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當它在重建暫時性與價值之間的關係時，它也在重新定義著勞動、機構和責任。在新的金融文化中，價值可以不用勞動來創造，機構被轉化成變幻無常的數學公式與信念的混合物，責任則或者被個人化，如那幾個最近因公司欺詐而被捕的壞蛋，或者被化解為無形，如分析家們將投資者的損失歸咎於電腦程式錯誤或不可預見的市場力量。
全球的金融界，無論是業內還是業外，極少有人發問。金融化所內含的那些基本的假設是否真實。鑒於最近的一些事件，投資者已經開始懷疑數字的客觀性，但很少有人轉而質疑那些使無形的衍生交易的世界得以運行的假設，即市場是遵循統計機率邏輯的，數學公式所做出的沒什麼問題。但是，如果市場對於數學模型來說過於複雜怎么辦？如果完全意料不到的事件發生了，我們知道這樣的事確實會發生，如果它們以數學模型所無法預測的方式影響市場，又會怎么樣？如果數學模型所假定的常態忽略了一些實際上至關重要的變數，會發生什麼？如果交易者用於從期貨中獲利的數學模型，以模型不能預測、分析家不能控制的方式對期貨產生了實際的影響，又該怎么辦？也許只有這一類的問題才能向金融勢力軸心挑戰，否則的話，它就會以自己的那種抽象的形象來重建一切，包括價值。也許這類問題正是我們，特別是在座的數學家們，應該提出並努力回答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