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新中國成立後，致力魯迅著作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堅持雜文、散文創作，歷任復旦大學、上海戲劇專科學校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書記處書記，《文藝新地》、《文藝月報》副主編等。1959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是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所著雜文思想、藝術均深受魯迅影響，針砭時弊，議論激烈，有時也含抒情，意味雋永，社會性、知識性、文藝性兼顧，先後出版雜文集《推背集》、《海天集》、《投影集》、《勞薪集》、《識小錄》、《短長書》、《唐弢雜文選》等，散文隨筆集《落帆集》、《晦庵書話》等，論文集《向魯迅學習》、《魯迅的美學思想》、《海山論集》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另輯有《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全集補遺續編》。 1978年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碩士生和博士生導師。1992年1月4日唐弢在北京病逝，終年78歲。
文體
中國近現代文學-散文
文摘
魯迅先生有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他自己的寫照，也是他作為一個偉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體現。當我還不曾和他相識的時候，時常聽到有人議論他：“魯迅多疑。”有些人還繪聲繪色，說他如何世故，如何脾氣大，愛罵人，如何睚眥必報，總之，魯迅是不容易接近的，還是不去和他接近好。中國有句成語，叫做“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一次一次的造謠毀謗，也可以將真相埋沒。我於是相信了，不敢去接近他。不過也曾有過一個時期，的確很想見見魯迅先生。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間，魯迅先生經常在《申報》副刊《自由談》上寫稿，攻擊時弊，為了避免反動派的檢查，他不斷更換筆名。我當時初學寫作，也在這個副刊上投稿，偶爾寫些同類性質的文章。我的名字在文藝界是陌生的，由於產量不多，《自由談》以外又不常見，那些看文章“專靠嗅覺”的人，就疑神疑鬼，妄加揣測起來，以為這又是魯迅的化名。他們把我寫的文章，全都記在魯迅先生的名下，並且施展叭兒狗的伎倆，指桑罵槐，向魯迅先生“嗚嗚不已”。自己作的事情怎么能讓別人去承擔責任呢？我覺得十分內疚，很想當面致個歉意，但又害怕魯迅先生會責備我，頗有點惴惴不安。正當想見而又不敢去見的時候，由於一個偶然的機緣，我卻不期而遇地晤見了魯迅先生，互通姓名之後，魯迅先生接著說：
“唐先生寫文章，我替你在挨罵哩。”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又都出於意料之外。我立刻緊張起來，暗地裡想：這回可要挨他幾下了。心裡一急，嘴裡越是結結巴巴。魯迅先生看出我的窘態，連忙掉轉話頭，親切地問：
“你真箇姓唐嗎？”
“真箇姓唐，”我說。
“喔，喔，”他看定我，似乎十分高興，“我也姓過一回唐的。”
說著，就呵呵地笑了起來。
我先是一怔，接著便明白過來了：這指的是他曾經使用“唐俟”這筆名，他是的確姓過一回唐的。於是，我也笑了起來。半晌疑雲，不，很久以來在我心頭積集起來的疑雲，一下子，全都消盡散絕了。
從那一次和以後多次的交談中，魯迅先生給我的印象始終是：平易近人。他留著濃黑的鬍鬚，目光明亮，滿頭是倔強得一簇簇直豎起來的頭髮，仿佛處處在告白他對現實社會的不調和。然而這並不妨礙他的平易近人，“能憎，才能愛。”或者倒可以說，恰恰是由於這一點，反而更加顯得他的平易近人了吧。和許多偉大的人物一樣，平易近人正是魯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個重要的標誌。
對待青年，對待在思想戰線上一起作戰的人，魯迅先生是親切的，熱情的，一直保持著平等待人的態度。他和青年們談話的時候，不愛使用教訓的口吻，從來不說“你應該這樣”、“你不應該那樣”一類的話。他以自己的行動，以有趣的比喻和生動的故事，作出形象的暗示，讓人體會到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有些青年不懂得當時政治的腐敗，光在文章里誇耀中國地大物博；看得多了，魯迅先生嘆息說：“倘是獅子，誇說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口豬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有些青年一遇上誇誇其談的學者，立刻便被嚇倒，自慚淺薄；這種時候，魯迅先生便又鼓勵他們說：“一條小溪，明澈見底，即使淺吧，但是卻淺得澄清，倘是爛泥塘，誰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淺呢？也許還是淺點好。”記得在閒談中，魯迅先生還講起一些他和青年交往的故事，至於自己怎樣盡心竭力，克己為人，卻絕口不提。他經常為青年們改稿，作序，介紹出書，資助金錢，甚至一些生活上瑣碎的事情，也樂於代勞。有一次，我從別處聽來一點掌故，據說在北京的時候，有個並不太熟的青年，靴子破了，跑到魯迅先生住著的紹興縣館，光著腳往床上一躺，卻讓魯迅先生提著靴子上街，給他去找人修補。他睡了一覺醒來，還埋怨補得太慢，勞他久等呢。
“有這回事嗎？”我見面時問他。
“呃，有這回事，”魯迅先生說。
“這是為的什麼呢？”
“進化論嘛！”魯迅先生微笑著說，“我懂得你的意思，你的舌頭底下壓著個結論：可怕的進化論思想。”
我笑了笑，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進化論牽制過我，”魯迅先生接下去說，“但也有過幫助。那個時候，它使我相信進步，相信未來，要求變革和戰鬥。這一點終歸是好的。人的思想很複雜，要不然……你看，現在不是還有猴子嗎？嗯，還有蟲豸。我懂得青年也會變猴子，變蟲豸，這是後來的事情。現在不再給人去補靴子了，不過我還是要多做些事情。只要我努力，他們變猴子和蟲豸的機會總可以少一些，而且是應該少一些。”
魯迅先生沉默了，眼睛望著遠處。
如果把這段話看作是他對“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解釋，那么，“橫眉冷對千夫指”呢？魯迅先生對待敵人，對待變壞了的青年，是決不寬恕，也決不妥協的，也許這就是有些人覺得他不易接近的緣故吧。據我看來，“橫眉冷對”是魯迅先生一生不懈地鬥爭的精神實質，是他的思想立場的概括。就戰鬥風格而言，又自有其作為一個成熟了的思想戰士的特點。他的氣度，他的精神力量，在面對任何問題的時候，仿佛都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優勢：從容不迫，遊刃有餘。諷刺顯示他進攻的威力，而幽默又閃爍著反擊的智慧。對社會觀察的深刻，往往使他的批判獨抒新見，入木三分。魯迅先生的後期雜文，幾乎都是諷刺文學的典範，他的談話，也往往表現了同樣的風格。日本占領東北以後，國民黨政權依賴美國，宣傳美國將出面主持“公道”，結果還是被人家扔棄了。當宣傳正在大吹大擂地進行的時候，魯迅先生為我們講了個故事，他說：“我們鄉下有個闊佬，許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和他談過話為榮。一天，一個要飯的奔走告人，說是闊佬和他講了話了，許多人圍住他，追問究竟。他說：‘我站在門口，闊佬出來啦，他對我說：滾出去！’”聽講故事的人莫不大笑起來。還有一次，國民黨的一個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學，男女同泳，鬧得滿城風雨。魯迅先生幽默地說：“同學同泳，皮肉偶而相碰，有礙男女大防。不過禁止以後，男女還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間，一同呼吸著天地中間的空氣。空氣從這個男人的鼻孔呼出來，被那個女人的鼻孔吸進去，又從那個女人的鼻孔呼出來，被另一個男人的鼻孔吸進去，淆亂乾坤，實在比皮肉相碰還要壞。要徹底劃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規定男女老幼，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氣流通，又防拋頭露面。這樣，每個人都是……喏！喏！”我們已經笑不可抑了，魯迅先生卻又站起身來，模擬戴著防毒面具走路的樣子。這些談話常常引起我好幾天沉思，好幾次會心的微笑，我想，這固然是由於他採取了諷刺和幽默的形式，更重要的，還因為他揭開了矛盾，把我們的思想引導到事物內蘊的深度，暗示了他的非凡的觀察力。
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我的第一本書，最初也是經魯迅先生介紹給一家書店，而後又由另一家拿去出版了的。當時因為雜誌上一篇《閒話皇帝》的文章，觸犯了日本天皇，引出日本政府的抗議，國民黨政權請罪道歉，慌做一團，檢查官更是手忙腳亂，正在捧著飯碗發抖。書店把我的原稿送去審查，凡是涉及皇帝的地方，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從秦始皇到溥儀，從凱撒大帝到路易十六，統統都給打上紅槓子，刪掉了。好幾處還寫著莫名其妙的批語。我一時氣極，帶著發還的原稿去見魯迅先生，把這些地方指給他看。
“喔，皇帝免冠啦！”魯迅先生說。
“您看，還給我加批呢。強不知以為知，見駱駝就說馬腫背，我真不懂得他們為什麼要講這些昏話！”
“騙子的行當，”魯迅先生說，“總要幹得像個騙子呀。其實他們何嘗不知道是駱駝，不過自己吃了《神異經》里說的‘訛獸’的肉，從此非說謊不可，這回又加上神經衰弱，自然就滿嘴昏話了。”
魯迅先生站起身，在屋子裡踱了幾步，轉身扶住椅背，立定了。
“要是書店願意的話，”他說，“我看倒可以連同批語一起印出去。過去有欽定書，現在來它一個官批集，也給後一代看看，我們曾經活在什麼樣的世界裡。”
“還要讓它‘流芳’百世嗎？”
“這是官批本，”魯迅先生認真地說，“你就另外去印你自己的別集。快了！一個政權到了對外屈服，對內束手，只知道殺人、放火、禁書、擄錢的時候，離末日也就不遠了。他們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經沒有自己的份，現在是在毀別人的、燒別人的、殺別人的、搶別人的。越是凶，越是暴露了他們卑怯和失敗的心理！”
聽著魯迅先生的談話，昏沉沉的頭腦清醒過來，我又覺得精神百倍了。在苦難的夢魘一樣的日子裡，魯迅先生不止一次地給我以勇氣和力量。他的深刻的思想時時散發出犀利的光彩。說話時態度鎮靜，親切而又從容，使聽的人心情舒暢，真箇有“如坐春風”的感覺。“如坐春風”，唔，讓人開懷令人奮發的春風呵！每當這種時候，我總是一面仔細地吟味著每句話的含義，一面默默地抑制著自己的感情。不然的話，我大概會呼喊起來。真的，站在魯迅先生面前，我有好幾次都想呼喊，我想大聲呼喊：我愛生活！我愛一切正義和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