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834年,他父親破產後，全家遷到小鎮附近的文斯塔普村居住。16歲時他到格里姆斯塔鎮上的一家藥材店當學徒。工作餘暇，經常閱讀莎士比亞、歌德、拜倫的作品，隨後自己也動手寫詩，並學習拉丁文。6年艱苦的學徒生活，磨練了他的鬥爭精神,同時也培育了他的創作興趣，這在他一生中是一個重要階段。
1850年，易卜生前往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亞（今奧斯陸）參加醫科大學入學考試,因希臘文、數學和拉丁口語成績不佳，未被錄取。在席捲歐洲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洪流的激盪下，易卜生結交了文藝界的一些有進步思想傾向的朋友，積極地為《工人協會報》等刊物撰稿，參加了挪威社會主義者馬爾庫斯.特蘭內所領導的工人運動，並和兩位朋友合作，出版諷刺周刊《安德里媽納》。他還以《覺醒吧，斯約的納維亞人》為題，寫了一組十四行詩，號召挪威和瑞典共同出兵支援丹麥，抗擊普魯士侵略者。他在第一部歷史劇《卡提利那》(1850）中，一翻舊案，把羅馬歷史上的“叛徒”寫成一個為維護公民自由而鬥爭的優秀人物，劇本既反映了1848年的革命，也表現了他個人的反抗精神。這個劇本由他的一位朋友集資出版。
1851年秋,他為卑爾根劇院創作了一首序曲,得到劇院創辦人、著名小提琴手奧萊.布爾的賞識，被聘為寄宿劇作家,兼任編導，約定每年創作一部新劇本。
1852年，他奉派去丹麥和德國各地劇院參觀。他在卑爾根劇院創作的劇本有《仲夏之夜》（1853）、《勇士之墓》(1854)、《埃斯特羅的英格夫人》(1855)、《索爾豪格的宴會》(1856）和《奧拉夫.利列克朗》（1857）。這期間易卜生參加編導的劇本不少於145部。他在戲劇創作方面的實踐經驗，可以和莎士比亞、莫里哀媲美。1857年，易卜生轉到首都劇院擔任編導。翌年和蘇姍娜.托雷森結婚。
1862 年，劇院破產，他不得不借債度日，但仍孜孜不倦地進行創作。他在這所劇院先後寫出了《海爾格蘭的海盜》(1858)、《愛的喜劇》(1862)《覬覦王位的人》(1863)等劇本。提倡自由戀愛、反對舊式婚姻的《愛的喜劇》,遭到社會上保守勢力的惡毒攻擊，他為此感到痛心。同時，1864年丹麥和普魯士之間的戰爭，引起他對整個半島的獨立前途的憂慮。於是他決定出國遠行。就在這一年,他離開挪威到義大利；瓢泊異鄉,瘧疾纏身,又有家室之累,使他債台高築,生活極為窘迫。他懷著絕望的心情寫了一部詩劇《布蘭德》(1866),這是他旅居國外的第一個創作成果。以後又寫了《彼爾.英特》（舊譯《彼爾.京特》,1867）。這兩部劇本都表現了“個人精神反叛”的主題。通過《布蘭德》,他譴責資本主義社會的醜惡現實,痛斥宗教道德，並提出了他自己的道德理想,憤激地鼓吹精神上的極端個人主義,表現出不妥協的精神:“或者得到一切或者一無所有。”
1864年以後的27年間,易卜生一直僑居在羅馬、德勒斯登、慕尼黑等地。
1873年,他寫了《皇帝與加利利人》,在劇中提出了溝通情緒和精神的“第三境界”的概念。
1874和1885年，他曾兩度回挪威作短暫的逗留。《玩偶之家》(1879),又譯《娜拉》或《傀儡家庭》。女主人公娜拉偽造父親的簽字向人借錢，為丈夫海爾茂醫病。丈夫了解原委後，生怕因此影響自己的名譽地位，怒斥妻子下賊無恥。當債主在娜拉的女友感化下主動退回借據時，海爾茂又對妻子裝出一副笑臉。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間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憤然出走。恩格斯曾指出，娜拉是有自由意志與獨立精神的"挪威的小資產階級婦女"的代表。劇本提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倫理道德、法律宗教和婦女解放等問題,但沒有也不可能作出解決。《玩偶之家》演出後,引起了激烈的反響。娜拉要求個性解放、不做"賢妻良母"的堅決態度,遭到上流社會的責難和非議。但易卜生並沒有在責難面前退卻，他繼續創作問題劇，揭露社會問題。
1891年,易卜生以名作家的身份回到他的祖國。他後期創作的《建築師》(1892）和《當我們死而復醒時》(1899),是自傳性質的作品。
1900年中風。長期臥病後於1906年5月23日去世。挪威議會和各界人士為他舉行了國葬。
人物評價
學者日不落在《簡約解讀世界性的戲劇大師易卜生》中指出：“西方世界在高速發展,而時間對於中國卻好像是一隻生了銹的鐘,在停滯中腐爛著！如“元代大都，傳來嗚嗚的號筒聲，一列行刑的隊伍穿過大街。一個蒙受不白之冤的年輕女子就這樣被押赴刑場。許多善良的人們慨嘆這位女子的悲慘命運。臨街酒館裡的劉大娘向關漢卿講述了女犯朱小蘭的不幸遭遇以及她的悲慘身世。朱小蘭的悲劇激起了關漢卿對這個弱女子的無限同情之心和對官府衙門草菅人命的無比憤慨（引用網路資料--引用於姜方的部落格）。”。關漢卿大約生活在1240--1310年之間，而挪威傑出的劇作家、詩人易卜生（又譯作：易仆生。他為世界文庫留下了絢麗多彩的二十五部戲劇和豐富的詩歌、書信、文藝散文。），卻生活在1828～1906年之間，其代表作《玩偶之家》，可以和關漢卿的《竇娥冤》同樣在今天享譽世界。舊中國知識分子結構里，沒有多少懂易仆生的,除了古希臘悲劇,僅知道點《竇娥冤》。“寫作,既是坐下來判斷自己”易仆生在自己的作品的扉頁上寫下的這句話，如同他的劇作一樣深刻，是一個時代的縮影。生活在十九世紀的他，被被人們譽為“現代戲劇之父”。這位北歐文化巨人，以社會化性的哲學思想、豐富的人生觀，反映了挪威那個特定的時代。易仆生作品中的“娜拉”（《娜拉的出走》），就是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影響的產物，再或者說起碼反映出那個時代的婦女從經濟方面要求解放、在受教育和立法上爭取權利、博得與男性的平等。無疑，易仆生的作品有女權主義運動的影子。如果說嚴復單單基於英格蘭自由主義基礎上的自由主義保有理論的基本可靠性,而胡適以易仆生主義解說自由主義。因為新文化運動，胡適就文學革命發表理論文章，在“新青年”辟“易撲生專號”提倡婦女解放，為那場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中國20-40年代的一些社會主義者，恐怕也如此。家易仆生曾說:“藝術家用生命鑄造生命,用靈魂鍛造靈魂,當他完成一件作品後,便把一部分生命留在原作里,成為可以感知的活體。”是的，人骨里的本能決定屈從群體的傾向，一個作家的筆必須違背大多數人的意志，並非人云亦云，而是突出個人爭取自由的天性，因此易仆生不愧為“偉大的問號”。《培爾金特》，挪威著名戲劇大師易仆生的經典之作。挪威作曲家格里格（EdvardHagerupGrieg1843-1907），運用挪威民間音樂，根據易仆生同名詩劇，創作了具有鮮明民族色彩的配樂詩劇《培爾.金特第一組曲》和《培爾.金特第二組曲》。正如易卜生對一位看不懂他的戲劇的德國讀者說：“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必須先了解挪威。”他晚年作品，更是他人生的寫照。易卜生，偉哉偉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