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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第5輯)》“卷首”推出了兩篇具有特殊意義的文章，一篇是關於中國現代文學著名學者許志英先生的紀念之作，許志英先生的學問與人格素來為學界所景仰，他的逝世不特是當代學術的損失，可能也是亟待建設的我們的精神世界的損失，作者萬同林先生曾勉力打撈現代文學史上的那些被壓抑的精神“殉道者”，今天，他飽含深情的文字能夠讓我們感觸良多。在中國現代文學發生髮展以及後來的學術研究中，四川大學知識分子群體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而這樣的實績還從來沒有人系統梳理過，以至於今天的人們多半都知道作為傳統“蜀學”重鎮的川大，卻很少提及甚至想起作為現代文化與文學重要根據地的川大。在我們看來，當代中國一切學術的建設、一切文化的發展都莫不根植於現代人的生存狀況與生命意識，即便繼承傳統的學術也在事實上離不開現代的人生經驗，因此，發掘、梳理和弘揚這些彌足珍貴的現代新傳統，恰恰應該成為我們更加自覺的追求，這裡的梳理僅僅是開始。“文學史新論”刊發了10篇論文，它們構成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多維度的理解和認識，可以說均充滿新意。許祖華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知識體系的檢討啟示我們從整體上反思我們今天學術的姿態和取向。任冬梅關於近代科幻小說、余夏雲關於鴛鴦蝴蝶派文學的論述揭示出了傳統的現代文學史研究所忽略的對象。龍敏君從《傷逝》中讀出“民族主義”，曾利君剖析幾位當代作家的“民俗描寫”，陳暉從文學中發現青少年“成長”的記錄，都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廖久明、李光榮、盧亞兵的研究則展開了歷史發展中幾乎被人遺忘的部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理所當然地也應該包括對少數民族文學現代形態的研究，希望梁昭博士的論文能夠傳達我們的這一學術理念與編輯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