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央黨校教授，王謙宇較早地從事特區理論研究；作為深圳華僑城創辦者之一，王謙宇親身參與特區建設。因而他是一位在理論與實踐上對特區發展有特殊貢獻的人物。
當年潮汕人“下南洋”，比起山東人“闖關東’，和甘陝人“走西口”來，要危險得多，漂洋過海，人地生疏。王謙宇和他的母親一路顛簸，有幸安全抵達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的檳城與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的勿拉灣只隔一道馬六甲海峽。因王謙宇的父親在對岸交不起人頭稅，暫時不能擔保她們到蘇島。他們母子無奈在檳城擱淺了一個多月，僅有的一點盤纏全部用完了，一位在檳城打石街打石頭的老鄉，深表同情，讓她們暫住他家，幫他帶小孩。這樣，才使得這一對孤苦零丁相依為命的母子，不至於流落街頭。最後由家中向放高利貸的印度人借貸，還清人頭稅，才擔保王謙宇母子上蘇島。就這樣，小時候的王謙宇飽嘗人間的艱辛苦澀，經受了離鄉別井、風雨兼程的生死考驗，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到達印尼後，王謙宇終於有機會進入華語學校讀書，接受教育。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馬來西亞和印尼先後淪陷，在新加坡活動的一批文化人，巴人、郁達夫、胡愈之、沈茲九、鄒宗漢等，從新加坡乘小船飄流到印尼的蘇門答臘島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隱居在蘇西的巴耶公霧和蘇東的棉蘭、先達一帶。郁達夫化名趙廉，當一個酒廠的老闆，因叛徒出賣，在日本人即將投降時，遭日寇秘密殺害。胡愈之則潛伏在卡羅高原，埋名隱姓韜光養晦，學習印尼語，研究印尼問題，幾年時間編了一本印尼語法和一部印尼文中文詞典。巴人的性格熱情、外向，他不僅是一個作家，更是一個革命者。到印尼後，參加和領導了由“蘇島人民抗敵會”改組的“蘇門答臘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並主編地下抗日刊物《前進周報》。王謙宇是“大同盟”的成員，而在此之前，他十幾歲就積極參加抗日活動，為支援國內的抗日戰爭籌募捐款。在巴人的影響下，他不但體嘗到了充滿驚險和浪漫諦克的地下活動的滋味，也通過巴人傳讀的書報，讓思想走進更寬廣的世界。
1943年9月20日，日寇發動大檢舉，巴人被通緝，“反法西斯同盟”有13位戰士被日寇殺害，成百人被捕入獄，其他大部分成員脫險。王謙宇由於年齡較小，在郊區的菜園裡躲藏起來。巴人則在華僑們的幫助下，隱藏在一個偏僻的馬達人的村子裡。1945年日軍投降，蘇東的華僑抗日分子從地下走出來，掀起轟轟烈烈的華僑民主運動，王謙宇是蘇東青年運動的骨幹，參與建立先達華僑青年聯合會，組織青年合唱團，同進步人士一起占領了先達市重要的教育陣地先達中華學校，組織上要求王謙宇到學校任職，擔任訓育主任兼中學班教師，當時王謙宇只有18歲。1947年荷蘭人占領先達，巴人被當作反荷分子逮捕，被驅逐出境到香港。
王謙宇也在1948年初，跟隨巴人的足跡到香港，就讀於香港“達德學院”。1949年初，按照中央指示，他隨同一部分華僑青年由香港工委輸送北上，進入中共中央統戰部青訓班。爾後分配到中聯部工作，並參加南方土改，又去大學教書，歷任馬列學院、湖南師範大學、中共中央黨校教員、講師、教授。從此，他作為歸僑幹部，獻身於祖國的建設事業，足跡踏遍大半箇中國，北京、四川、湖南、廣東……，光北京就是四進四出，最後落戶到深圳。
“文革”前，王謙宇的大部分時間是在高校和黨校度過的，主要從事教學和理論研究工作。由於他治學嚴謹，剛正不阿，對當時一些極“左”思潮總是敢於從學術的角度提出不同觀點。因此，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批判鬥爭，並以敢於撕毀大字報破壞文化大革命而成為湖南高等學校被黨紀處分的第一人，罪名無外是反對林彪的“頂峰”論，宣揚“毛澤東思想可以‘一分為二’、鼓吹‘合二為一’論、美化“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楊獻珍的忠實門徒、巴人的得意門生等名自，其結果當然是同當時千千萬萬知識分子一樣，鬥爭、批判、抄家、戴高帽、遊街示眾、坐牛棚，受盡身體和人格的凌辱。年富力強的王謙宇在“文革”期間，被整整耽誤了10年的寶貴時光。
據著名學者吳江的回憶：
“在‘文革’期間停辦的中央黨校，於1977年上半年正式復校，主持黨校日常工作的是胡耀邦。復校第二年黨校設立了一個特殊的機構理論研究室，這個室的主要任務是編輯由胡耀邦親手創辦的一個小刊物《理論動態》，並調查研究一些在學校教學中提出的或由中央交付的理論和政策問題。王謙宇同志當時在這個研究室工作。《理論動態》這個刊物在胡耀邦直接主持下，在當時解放思想、撥亂反正中起了重要作用，雖然不免冒些風險，但在全黨有廣泛的影響。著名的‘真理標準討論’這場大論戰，就是由這個刊物啟動並組織進行的。王謙宇對這場鬥爭一開始就態度鮮明，積極參加，這在開始時並不那么容易，因為鬥爭開始時形勢不明朗，相當一部分人抱觀望或懷疑態度。對於一些重大問題的調查和研究，王謙宇同志當然也要承擔。如《關於‘消滅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的提法》、《堅持科學社會主義標準》等。關於社會主義的標準，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定位問題 （最終得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結論，這個階段是為建成合格的社會主義作準備的），經過很長時間的討論，提出社會主義的標準問題可說是這場討論的發端。謙宇除為《理論動態》撰寫文章以外，經常承擔外出調查的任務，尤其是關於社會主義國家舉辦經濟特區問題的調查。當時舉辦特區完全是一個新問題，各方面各部門都在進行調查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中央黨校也算
是其中的一家，而這一家的主角就是王謙宇。事有湊巧，後來謙宇果然有機會到深圳特區工作，在那裡參與創辦了一個‘華僑城’，作為深圳特區很有意義的一部分，這無疑也是一個貢獻。”
正如吳江的評價一樣，在中央黨校期間，王謙宇在理論上的突出貢獻，包括撰寫全國理論界第一篇支持珠海設立經濟特區上報中央的調查報告：在民族問題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打開批判“民族問題說到底是階級鬥爭問題”缺口的第一篇文章；為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經濟特區提供理論根據，被胡耀邦稱為“對中央同志從理論上、方法上思考問題很有幫助”的《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區建設問題》；1980年當中央提出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文革的歷史經驗的時候，王謙宇為文指出：“不能把文革的失誤和挫折，全部看作是‘四人幫’罪惡活動的結果，也不能把對‘四人幫’的揭露和批判停留在對他們罪行的清算上，而是要進一步探究此輩醜類的陰謀破壞何以能夠得逞於一時，探究這些壞傢伙能夠產生出來的條件和環境。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文化大革命悲劇的重演”。早在1981年初，王謙宇就在刊物上發表文章公開提出當時我國所建立的這個社會主義，是一個“不完全成熟的、不完善的社會主義，是一個低標準的社會主義”，在今天，這個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性質的觀點，己為黨的領導機關和理論界所廣泛接受，尤其是在1987年召開的十三大作出中國社會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結論後，這個關於中國的社會主義是低標準的社會主義的論斷，更是成為眾所周知的常識。但是在當時1981年那‘左’的流毒還沒有肅清的年代，這個觀點的提出是需要極大的理論膽識和勇氣的。人們都記得，直到1983年，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權威們在他們所撰寫的文章中，仍然堅持中國社會己經“發展到建設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的觀點，這就不難想像，為什麼王謙宇這篇文章發表之初，就受到來自 ‘左’‘右’兩方的夾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王謙宇文章中的觀點是為後來作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做了理論的準備。上述這些觀點的提出，在當時是超前的，它的正確也為實踐所證明。
1985年，時任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王謙宇，被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商調到深圳籌建“華僑城”，擔任華僑城指揮部黨組書記兼副主任，香港中旅公司董事副總經理。在指揮部成立大會上，王謙宇提出了“華僑城的建設，首先要有一個經濟發展戰略和城市建設的總體規劃。這是關係到華僑城的建設能不能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的重大問題，……華僑城區的建設，不能像過去農村流行的那句話一樣，叫做‘草鞋沒樣，邊做邊相’，就是所謂的邊設計、邊施工、邊生產，幾個邊。過去內地就是這樣走過來的。華僑城的建設不能走這條路，華僑城的起點要高，我們要引進新的規劃思想，華僑城要先規劃，後建設”。王謙宇在華僑城的建設中，不僅堅持城區建設中的新觀念，而且同馬志民一起提出要把文化與旅遊作為華僑城的重要產業加以發展的新概念，並且在華僑城建成了全國第一個人造景點“錦秀中華”。時至今日，華僑城的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華僑城的旅遊文化已廣為世人稱道。毫不疑問，這與主要創始者馬志民、王謙宇堅持開放改革，實事求是，敢為人先的科學發展觀，是分不開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謙宇在華僑城協助馬志民主持華僑城全面工作期間，不僅自己大公無私、廉潔自律，兢兢業業地為華僑城的規劃和建設出謀獻策，嘔心瀝血，而且還敢于堅持原則，主持正義，抵制和揭露個別幹部在涉外經濟活動中違規違紀，造成國家蒙受重大損失的嚴重問題。他無畏地揭發了原沙河企業公司中一宗重大的舞弊營私案件。這一案件，在國內外引起軒然大波。儘管王謙宇一度被調離華僑城，到北京主持《廖承志文集》、《廖承志傳》的編輯出版工作。但真相大白以後，他又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上，一直奮鬥到1994年離休。離休前，王謙宇還主持籌建暨南大學中旅學院，念念不忘他教育強國的夙願，幹了一件大有意義的事業。他在華僑城的非凡業績，有口皆碑。
謙謙君子，器宇不凡。王謙宇童年遠涉重洋，早經淬礪；少年投身革命，備受鍛鍊；青年時期立志求學，圖報祖國。學成後，又熱心教育，為人師表，求真求實，不屈不撓。他的一生德才兼備，慎終若始，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黨和國家的建設事業，堪稱共產黨員的楷模，中華民族的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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