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帝俄科學院院士，通曉漢、滿、蒙、藏、梵、朝、日文，俄國中國學學派集大成者。
瓦西里·巴甫洛維奇·瓦西里耶夫1818年2月20日出生於下諾夫戈羅德市。1834年考取喀山大學語文系東方分系，學習蒙古語和韃靼語，1837年畢業時以《佛教文獻之精髓》通過論文答辯，獲得了學士稱號並留校任
瓦西里耶夫是一位傑出的佛教研究者，學術界有人將他在佛教研究上取得的成就看作是他對俄國漢學做出的最大貢獻。在瓦西里耶夫早期的科學活動中，佛教研究占據重要地位。他的候補博士論文《佛教文獻之精髓》和碩士論文《論佛教的哲學原理》就是例證。在中國期間，瓦西里耶夫系統而深入地研究了漢語以及藏語的佛教文獻，編著了多卷本的鴻篇巨著《佛教及其教義、歷史和文獻》。瓦西里耶夫在佛教研究方面的計畫龐大，但當他1850年回到俄羅斯後才發現，俄國人對他的研究幾乎沒有興趣，沒有任何一家機構願意出版卷帙浩繁而又如此專業的著作。最後瓦西里耶夫只出版了在佛教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總論》和《印度佛教史》兩卷。他從中國帶回的內容包括佛教文獻譯文、摘錄、述評的數千頁手稿最終也未能發表，有的已經散失。在瓦西里耶夫的佛教研究手稿中，規模最大的為《佛教術語詞典》。按照瓦西里耶夫的構想，這本詞典應收錄9565個佛教詞條。在瓦西里耶夫的檔案中保留有該詞典的兩卷手稿，第一卷1205頁，第二卷922頁，但不是每一頁都完成了，有些頁的釋義部分還空著，只有梵文術語及其藏、蒙、漢語譯文。儘管還存在一些問題，但完成的詞條數目依然非常龐大，大部分釋義準確，內容豐富。瓦西里耶夫遺留下來的另一部手稿的名稱叫《佛教文獻述評》，共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佛教各流派文獻述評》，主要參考了章嘉呼圖克圖的著作。這部分同樣沒有完成，只寫了四章：小乘，有宗，空宗和律宗，收錄了大量譯成藏語和漢語的梵文佛經。如此深刻的研究和詳細的論述在19世紀的歐洲漢學家中恐怕只有瓦西里耶夫能夠做到。在這二部分中，他翻譯了1654年由智旭和尚編撰的《閱藏知津》。這部書對中國佛教典籍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是一本材料極為豐富的佛教著作。《西藏佛教史》的手稿同樣具有重要價值。該書主要記述了1746年以前西藏發生的政治與宗教事件，根據藏傳佛教格魯派學者松巴·益西班覺的《印、漢、蒙藏佛教史》第二部分寫成。書後附錄了由瓦西里耶夫按照歐洲紀年方法翻譯的松巴·益西班覺編寫的歷史年表。還有一部手稿叫《玄奘遊記》，是瓦西里耶夫對玄奘《西域記》的全文翻譯。如果當時能夠出版，那么第一個將這部重要著作譯成歐洲文字的榮譽桂冠必然會戴在瓦西里耶夫的頭上，但如今當英國人畢爾、瓦特斯及其他譯本發表之後，他的譯本就只能作為俄國漢學史的研究素材了。儘管瓦西里耶夫的許多重要著述手稿已經散失，但僅憑上述保留下來的作品我們同樣可以認定瓦西里耶夫是19世紀俄國的佛教研究泰斗。瓦西里耶夫在佛教研究上遠遠走在了其歐洲同行的前面。他在19世紀上半期所研究的課題，直到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才成為其他國家學者研究的對象。鄂登堡寫道，如果在19世紀50年代能夠出版瓦西里耶夫從北京帶回的十年勞動成果，俄國整個佛教研究必然會發生更加重大的轉折，俄國學者也就早能了解佛教及其歷史發展狀況。
瓦西里耶夫是俄國第一個中國文學史專家，1880年他出版了在世界漢學史上劃時代的著作——《中國文學史綱要》。《中國文學史綱要》一書內容可分為三大部分。頭一部分屬於“引言”性質，含“幾句開場白”、“中國人的語言和文字”、“古代漢語和文獻問題”三節，說明中國古代書籍產生的背景、條件和本書作者的寫作意圖。重點是中間部分，以儒學的發展為線索，按“儒學的第一個時期”和“儒學的第二個時期”分述，實際上用兩個時期為線分別介紹了儒、釋、道及其各自有關的經典書籍。後一部分介紹的是科技和文學。這本書名為文學史綱要，從現代的概念來看實際上是一部中國文化典籍史。《中國文學史綱要》首次向俄國人評介了中國古代的諸子百家，從《春秋》、《左傳》、《書經》、《論語》、《孟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禮記》、《易經》直至《孝經》。重點在於介紹儒家學說。《中國文學史綱要》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評論文學，包括詩文、戲曲和小說。《中國文學史綱要》包容如此豐富的內容，如此廣泛的學科領域，可以說它就是早期俄國漢學研究的縮影，是它學術成就的總結。
俄國漢學界一般認為，瓦西里耶夫並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語言學家，但他在漢語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在漢語語言學研究方面，瓦西里耶夫最重要的兩部著作為《中國象形文字分析》（1866年）和《漢字字形系統》（1876年）。瓦西里耶夫對俄國漢語教學的重大貢獻在於他第一個進行了系統的漢語教學，編寫了《漢語學習導論》，其中收錄了他最著名的漢語研究作品《中國象形文字分析》。瓦西里耶夫的《漢字字形系統》被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接受並成為學生學習漢字的主要教材。同時該系統也被建議在其他東方學教學機構中用來教授漢語。1952年，在鄂山蔭教授的主持下，規模最大的漢俄詞典問世，依據的依然是瓦西里耶夫制定的漢字字形系統。直到今天，每一個學習漢語的俄國人都會感受到詞典中使用的瓦西里耶夫系統給他們帶來的方便。要完整地展示瓦西里耶夫作為一個語言學家的成就，不能不考察他對其他東方語言的探索。他寫了一些有關東方語言的語言學著作。他對東方語言的深刻理解為他在研究中使用對比語言學方法提供了條件。在《漢語與中亞各語言之關係》一文中瓦西里耶夫將滿語、蒙古語、韃靼語及其他語言同漢語進行了對比，指出其間的相互影響和辭彙的相互滲透和補充。此外，瓦西里耶夫還編寫了兩部重要的滿語教材。1863年他編寫了《滿語入門文選》，這是俄國第一部滿語教材。1866年他石印出版了《滿俄詞典》。
瓦西里耶夫有關中國歷史地理的著作主要出版於19世紀五六十年代，他的研究經常是比丘林中國歷史研究課題的延續，比如在《中亞東部的歷史和古蹟》這部著作的序言中他指出，由於尼·亞·比丘林在文章里遺漏了契丹人以及後來取而代之的女真人、滿族人的歷史，所以他決定填補這個空白，對這三百多年的歷史進行概括性的介紹。他為此翻譯了《遼史》和《金史》作為該書附錄。此書使用了大量至今俄國漢學界鮮為人知的材料，在研究中國北方民族歷史，特別是蒙古歷史方面至今具有很大的科學價值。滿清王朝的歷史是瓦西里耶夫歷史研究的重點之一。《大清初期對蒙古人的安撫》、《軍機大臣馬思哈出巡北部邊疆日記》、《滿洲志》、《寧古塔紀略》等作品構成了瓦西里耶夫滿清王朝研究和翻譯著作系列。遺憾的是許多作品未能發表，成為他留給後世大批手稿中的一部分。瓦西里耶夫認為，地理與歷史是不可分割的兩個學科，所以在考察各種地理現象時，必然要探究歷史，反之，在論述歷史問題時，必然兼顧地理。教學需要是瓦西里耶夫地理研究的動因之一。在他編寫的《漢語文選》中收錄了中國歷史和地理方面的專著和中國古籍譯文。此外，他還撰寫了《中國地理概況》、《中國政治地理評論》，作為1867－1868年間出版的《漢語文選》第一卷的補充。《中國地理概況》一書充分展示了瓦西里耶夫在中國地理研究上的造詣，不但提綱挈領地介紹了中國的地理，而且收入了遊記作品，內容詳實，形式生動，成為中國地理教科書的樣板。《元明兩朝關於滿族人的資料》雖然是歷史研究著作，主要考察滿族人起源，但其中也包含大量珍貴的地理資料，列舉了古代城鎮，描寫了山川河流。他的另外一部地理力作是出版於1857年的《滿洲志》，他將《寧古塔紀略》譯文作為該書的附錄一道出版。這部著作介紹了中國的地理及行政劃分，描述了當地的城池和居民，特別詳盡地論述了水陸交通。1852年，他在《國民教育部雜誌》上發表了《中國版圖內的中亞及主要山脈》，雖然篇幅不大，但內容充實。此外，瓦西里耶夫還寫過一些屬於中國地理研究範疇的小文章。比如《《北京回憶》、《關於挑選赴中國旅行者的建議》、《苜蓿草》、《關於伊犁的陷落》等。瓦西里耶夫的史地著作在其生前未引起大的反響，只是到蘇聯時期才被幾位研究俄國漢學史的漢學家加以整理和研究。
1900年4月27日，瓦·巴·瓦西里耶夫去世了，終年82歲。瓦西里耶夫的遺稿比他已經發表的著作要多兩倍。這些手稿已經成為俄國研究中國學的無聲見證。
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史
目前學術界認為第一部中國文學史是英國人翟里斯寫的，出版於1901年。其實，早在1880年，聖彼得堡斯塔秀列維奇印刷所就出版了俄國漢學家王西里（中文名）所寫的《中國文學史綱要》，這才應該是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史。
1987年筆者在蘇聯學術考察時，曾到達韃靼自治共和國的首府喀山市，有幸在喀山大學圖書館珍本部看到一部初版的《中國文學史綱要》。系用十月革命以前的舊俄文字印行，大32開計163頁，譯成中文當有10多萬字。
該書作者V．P．Vasiliev王西里（1818—1900）畢業於喀大東語科蒙古語專業即留校任教，後來接受校方任務加修漢語，並自取中名“王西里”。他又來到北京居住了10年，不但學通了蒙、漢、滿、藏語和梵文，而且初通韓、日文，成了一位俄國東方學的奇才。
王西里治學極為深入，他說“我所論析的作品，幾乎沒有一部不是我親自閱讀過的”。王氏以博學多識、著作豐碩而於1886年當選為科學院院士，成為俄國漢學界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人。
《綱要》一書的內容，不僅敘寫文學，而且幾乎囊括了中國各類古籍。其重點之一，是以儒學為線索，全面系統評介《詩經》、《論語》及諸子百家，甚至歷史典籍，包括《史記》、《資治通鑑》，甚至有《說文解字》、《齊民要術》諸種要籍。它幾乎包攬了中國文化的主要書籍，當然都嚴格依照歷代和時間的先後加以評述。故如稱之為“中國文化典籍史”，也不為過。
作者對內容這樣安排，除了承建中國文化界早期文史哲不分家的傳統做法，還有他個人特殊的理解。他特別說：“全部中國文明，整個廣博而多樣的中國文學，其基礎是儒學”，因而不能按古希臘、古印度那樣依樣畫葫蘆，把“文學史”定格為介紹長詩、小說和戲劇這樣狹小的範圍。這些種類在希、印文學中占了主要的地位。相反，在中國文學史上，“擺到首位的應該是儒學，而不是詩歌、小說、戲曲這類美文學”。
王西里在書中評論的另一個重點便是詩文、戲曲和小說這些他所定義的“美文學”。他體現了俄國19世紀學界注重民族性的特點，一開篇就從民族的文化特質入手，概括美文學在中國的地位和作用，寫道：“中國人對美文學的尊崇也許要遠勝過於我們。他們從美文學中看到了人的至善至美，認為它不僅是人們智力的體現，而且是人的整個道德方面的體現。”
（據《文史知識》2003年第1期李明濱/文）<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