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王蒙傳論作為一位當代作家，王蒙的創作和文學活動，也如他的人生和命運一樣，充滿了無窮的變數。1950年代，當他憑著一個“少共”單純的理想和熱情，挾帶著一篇在藝術上還遠未成熟的短篇小說，在百花競放的文壇初露鋒芒的時候，無意間卻衝擊了一個在新中國成立的短暫時間內已經建立起來並在實踐中逐步得到鞏固的文學信條。這個文學信條同時也聯繫著在整箇中國現代文學、尤其是在1940年代的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區）的文學中被賦予了新的闡釋、同時也被新的文學實踐改造過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這一新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濫觴和發展演變，同時還聯繫著一個更大範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文學的歷史背景，包括當時的蘇聯、東歐和中國正在經歷的激烈動盪又複雜多變的微妙“形勢”。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一篇無足輕重的短篇作品，無意間也就闖入了一個高牆深院、門禁森嚴的政治和文學的禁宮。王蒙自然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同時，也讓他成了1950年代中期興起的這股淵源複雜、影響深遠的文學潮流的代表人物。
作者簡介
於可訓，1947年3月生，湖北黃梅人。1977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1982年春畢業留校任教至今。曾任校教務處副處長，中文系總支副書記、副主任，文學院副院長。現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湖北省文藝理論家協會主席，中國寫作學會會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 《文藝新觀察》叢刊主編， 《長江學術》叢刊執行主編。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研究與評論，文學活動和學術研究先後涉及文學評論、中國新詩、中國現當代小說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等多個領域。個人專著有：《中國當代文學概論》、《當代文學：建構與闡釋》、《新詩體藝術論》、《當代詩學》、《小說的新變》、《批評的視界》、《新詩史論與小說批評》，主編著作主要有：《中國文學編年史·現代卷》、《中國文學編年史·當代卷》、《小說家檔案》、《“我讀”叢書一當代文學新秀解讀系列》等。承擔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通俗文學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編年史，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當代文化視野中的王蒙研究、新世紀文學的現狀與創新研究，湖北省社科基金項目：當代湖北文學研究、湖北現當代文藝家與楚文化研究，武漢市社科基金項目：漢味文化與武漢市民精神生活，中國作家協會重點扶持項目： 《“我讀”叢書一當代文學新秀解讀系列》。參與“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項目“文學教材編寫”之子項目“當前中國文學狀況”，是該子項目主持人之一。《中國當代文學概論》（修訂版）被批准為教育部“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項目。曾獲寶鋼教育獎，湖北省優秀教學成果獎一等獎，湖北省第三屆文藝明星獎，湖北省文藝論文獎第一屆一等獎、第二屆二等獎、第三屆一等獎，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第二屆三等獎、第四屆三等獎、第六屆一等獎，武漢市第六次、第七次、第九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中國文聯第三屆文藝論文獎二等獎，第三屆湖北文學獎，第六屆屈原文藝獎，以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中國大學版協等全國性學會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優秀教材一等獎等獎勵多種。獲“武漢大學優秀博士後合作導師”、“武漢大學優秀共產黨員”、“武漢大學教學名師”、“武漢大學學生最喜愛的十佳優秀教師”稱號。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目錄
引言
第一章 命運的暗示
第二章 “少年布爾什維克”
第三章 “青春萬歲”
第四章 “戀愛的季節”
第五章 “軒然大波”
第六章 “去新疆好不好”
第七章 “兩間餘一卒”
第八章 “逍遙遊”（一）
第九章 “逍遙遊”（二）
第十章 “再也不能等下去”
第十一章 “回到文學界”
第十二章 “布禮”（上）
第十三章 “布禮”（下）
第十四章 “蝴蝶”的寓言
第十五章 “風箏”的故事
第十六章 “真正的小說”
第十七章 “難忘難記”
第十八章 “世情書”
第十九章 “且將故事說浮生”
第二十章 “如詩的篇什”
第二十一章 “最痛苦的作品”
第二十二章 “來勁”
第二十三章 說不完的“稀粥”
第二十四章 “無心修飾的散文”
第二十五章 “其實是個詩人”
第二十六章 “學者化”
第二十七章 無盡的“季節”（上）
第二十八章 無盡的“季節”（中）
第二十九章 無盡的“季節”（下）
第三十章 王蒙的人生哲學
主要參考書目
精彩書摘
第一章 命運的暗示
中國現代革命的特點之一，是它的發動者和參加者的年輕化。如果說古典式的改朝換代的“湯武革命”，也有過“英雄出少年”的時候的話，那大半是憑藉早熟的膂力和非凡的武功，在思想和組織上，是很難憑藉一個少年的智識和能力號令天下、領袖群倫的。那倒不是因為在這些少年英雄中，就沒有思想和智力的早熟者，而是因為“革命者”的年齡，對於那樣的一種以四時更替、天道輪迴為哲學依據的“革命”來說，並無特別的作用和意義，故而在這樣的“革命”隊伍中，即使有少年英雄出現，除了個別被周圍的成人“擁立為王”者外，也不會真正成為“天命攸歸”的對象。這樣，某些少年英雄在這種古典式的“革命”中，留給歷史的，就只能是傳奇作家口頭或筆下的談資，“革”終究是那些老謀深算、能征慣戰的成年人的事業。
到了近代中國，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我不知道歐西各國“革命”一詞演變的具體情形如何，至少在中國，“革命”這個由老祖宗創造的辭彙，後來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這個變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它與從西方傳進來的進化論思想的結合。進化是一種規律，自然界如此，人類社會也不例外。但是，進化是需要一種力量來推動的。這力量，在自然界，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人類社會，則是一切形式的漸進的或澎．進的改良和革命。“革命”與進化論思想的結合，從根本上改變了“革命”所固有的四時更替、天道輪迴的觀念，轉而成了社會歷史發展進化的柱桿和動力。
既然“革命”不再是權力在一個封閉的系統內周而復始的循環和更替，而是要把歷史引向未來的方向，新的革命也就不能不依靠一種新的力量衝破舊的桎梏，不能不尋找一種新的萌芽以摒棄舊的軀殼，也不能不寄託於一種新的生命以達於未來的理想。而符合新的革命所需要的這一切新的元素，無論是就生命的個體這是就一種社會群體來說，無疑都集中地體現在少年這一社會人群及其個體身上。“革命”的詞義所發生的這種革命性的變化，為少年這一社會人群及其個體進人革命歷史，提供了充足的條件和依據，於是。從近代以來，一批一批韻少年英雄，開始登上歷史舞台，成為新的推動社會文明發展進化的現代革命的歷史主體。不管這些少年對此是否有自覺的意識，也不管他們參加革命的動機如何，是以何種形式參加革命的，以及他們在革命的歷史中，處於何種實際的位置，他們一無例外地都成了現代中國革命“天命攸歸”的對象。
王蒙在1940年代末的歷史轉折期成為“少年布爾什維克”，無疑也是這種“天命”選擇的結果。
二
對革命歷史的這種選擇，作為當事人的王蒙，顯然是沒有自覺意識的。
1934年10月15日，當王蒙在故都北平出生的時候，他後來頗感浪漫的革命，卻在經歷了五次殘酷的“圍剿”之後，剛剛突出重圍，踏上了萬里長征之路。
王蒙自稱是出生在北平沙灘的一個“平民知識分子”家庭。出生時，他的父母都在北平上學。他的名字還是他父親在北京大學哲學繫念書時的同室舍友、後來成了著名詩人、學者的何其芳起的。何當時喜讀《茶花女》，《茶花女》的男主人公亞芒也被譯作阿蒙，於是就把這“阿蒙”二字移用在他的同學新得的貴子身上了，後來因為父親認為阿貓阿狗是南方人給孩子起名的習慣，“去阿存蒙，乃有現名”。他姐姐王灑的名字，則是他父親的另一個同室舍友、後來也成了著名文學家的李長之起的。典出達·芬奇的名畫《蒙娜麗灑（薩）》。
如果按出生地算，王蒙是地道的北京（北平）人，但他的祖籍卻是河北滄州的南皮縣。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我很認真地每次都強調自己是河北省南皮縣滄州市（原地區）潞灌鄉龍堂村人，我樂於用地道的憨魯的龍堂鄉音說：‘俺是龍堂兒的。’我一有機會就要表明，我最愛聽的戲曲品種是‘大放悲聲’、蒼涼寂寞的河北梆子。我不想迴避這個根，我必須正視和抓住這個根，它既親切又痛苦，既沉重又莊嚴，它是我的出發點，我的背景，我的許多選擇與衡量的依據，它，我要說，也是我的原罪，我的隱痛。我為之同情也為之扼腕：我們的家鄉人，我們的先人，尤其是我的父母。”可見王蒙對家鄉的感情的複雜多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