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明代哲學家]](/img/0/55a/nBnauM3XwgzN3gzM2EjN0ET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xYzLxg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王艮[明代哲學家]")
主要經歷
先世原居蘇州，後落戶於東台 安豐場，以燒鹽為生，始祖名王伯壽。王艮生於明憲宗成化十九年（1483），為“灶丁”（燒鹽的苦力）階級，世代為灶戶，“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十一歲時家貧輟學，隨父兄淋鹽。十九歲時隨父王守庵經商至山東，在山東拜謁孔廟時，得到很大啟發，認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聖人者可學而至也”。於是日誦《孝經》、《論語》、《大學》，置書於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啟之”，在十多年的自學中，一方面不恥下問，一方面“不泥傳注”，強調個人心得。因善經營，“自是家道日裕”，成為富戶。
王艮塑像38歲時遠赴江西往游王陽明之門，下拜執弟子禮。王陽明一開始覺得他個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帶有靜止意思的“艮”字；王艮經常與師爭論，“時時不滿師說”，堅持自己的觀點，既“反覆推難、曲盡端委”，又“不拘泥傳注”、“因循師說”，於是自創“淮南格物說”。他主張：“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非學也。”強調身為天下國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為封建倫理道德的出發點。有一次坐“招搖車”（蒲輪）招搖過市，遭陽明指責。嘉靖二年（1523），北上入京，沿途講學，受到各方重視而轟動一時，王陽明聞訊大為震怒，欲設法召他回來“痛加制裁”，但已鞭長莫及，他的學術思想已流傳四方。嘉靖五年（1526），王艮應泰州知府王瑤湖之聘，主講於安定書院，宣傳“百姓日用即道”的觀點，求學者紛至沓來，這為泰州學派的創立準備了條件。王艮的門徒以平民百姓居多，“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沿途聚講，直抵京師”，但亦不乏著名學者如徐樾、顏鈞、王棟、王襞、羅汝芳、何心隱等人，子弟至五傳共有487人，羅汝芳為集大成者。黃宗羲稱此一派竟能“赤手以搏龍蛇”。泰州學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觀點，強調“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天德良知也”。王艮在講學別出心裁，按《禮經》制著深衣、戴五常冠，“行則規園方矩，坐則焚香默識”，他一生布衣，拒絕入仕，並直指統治者：“使仆父子安樂於治下，仍與二三子講明此學，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故被斥為“異端”。
嘉靖十八年（1539），57歲的王艮已病魔纏身。次年冬，病重彌留之際，他對兒子王襞說：“汝知學，吾復何憂！”他希望泰州學派能延續下去。逝世後，四方送葬者有數百人之多。
王艮的一生對泰州學派作出很大貢獻。他的學生大多為下層民眾，計有農夫、樵夫、陶匠、鹽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義天才論，而強調後天學習的重要性。這是他自學成才的切身體會。由於他非經院出身，一生文詞著述很少，著重口傳心授，使“愚夫愚婦”明白易懂，這成了泰州學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後人輯為《王心齋先生遺集》。
人物事跡
嘉靖元年，一位泰州的商人來到了王守仁的家，和王守仁比起來，他只是個無名小卒，但奇怪的是，他卻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因為這位仁兄的打扮實在驚人，據史料記載，他穿著奇裝異服，戴著一頂紙糊的帽子，手裡還拿著笏板，放在今天這打扮也不出奇，但在當時，就算是引領時代潮流了.
他就穿著這一身去見了王守仁，很多人並不知道，在他狂放的外表後面，其實隱藏著另一個目的，然而他沒有能夠騙過王守仁。
王守仁友善的接待了這個人，與他討論問題，招待他吃飯，他對王守仁的學識佩服得五體投地，便想拜入門下，王守仁答應了。
不久之後，他又換上了那套行頭，準備出去遊歷講學。
《王艮評傳》王守仁突然叫住了他，一改往日笑顏，極為冷淡的問他，為何要這種打扮。回答依然是老一套，什麼破除理學陋規，講求心學真義之類。
王守仁靜靜地聽他說完，只用一句話就揭穿了他的偽裝：“你只不過是想出名而已。”
眼見花招被拆穿，也不好呆下去了，他拿出了自己最後的一絲尊嚴，向王守仁告別，準備回家。
王守仁卻叫住了他，對他說，他仍然是自己的學生，可以繼續留在這裡，而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此人終於明白，所謂家世和出身，從來都不在王守仁的考慮範圍之內，他要做的，只是無私的傳道授業而已。
他收起了自己的所有偽裝，莊重的向王守仁跪拜行禮，就此洗心革面，一心向學。
這個人的名字就叫做王艮，他後來成為了王守仁最優秀的學生，並創建了泰州學派。
（本段摘錄自《明朝那些事兒》）
生活特點
王艮在家境貧困的情況下（11歲起就因家貧輟學），忍飢挨餓，踏實地勞動，操持家務和在鹽場燒鹽，從小就是一個胸懷大志、自立有為的強者。
王艮在生活道路的探索中，曾從事過學醫和行醫活動，想通過醫道來謀求生活之路和醫治社會，雖有所成就，但他終究沒有把它作為終身職業。他及時調整、改變了自己的謀生軌跡，掌握了生活的主動，把事業的坐標無悔無二地定在“做學問”的事業上。
王艮碑刻像王艮從19歲起隨父王守庵從水路、陸路三次（19歲、23歲、25歲）或更多次地販鹽到山東出售，由於他善經營、懂管理、會理財，“措置得宜”，“自是家道日裕”，成為海濱地區頗有財氣的富戶，這就為他日後脫離勞動、專心致志地從事學習和傳道打下了經濟基礎。
王艮本為一個粗識字的灶丁，在19歲以後開始讀《大學》、《論語》、《孝經》。在文化基礎極差、居所又偏處在海濱闢地、且無名師指點的困難條件下，發憤刻苦自學，“默坐體道”、“閉關靜思”。這樣的苦心孤詣，踽踽獨行的刻苦學習精神，是奇突而又感人的。毫不誇張地說，王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自學成才”者。
王艮不僅刻苦自學，而且虛心尊師求教。開始時他置書懷中，以途人為師，“逢人質義”。但他並不故步自封，滿足於一己之得和“道聽途說”。他在38歲時聽到塾師黃文剛（江西吉安人）說他的學術觀點，絕類江西巡撫王守仁。好學心切、求知若渴的王艮，立即衝破家庭的重重阻力，不遠千里，趨舟江西，執弟子禮拜見王守仁。在從學王門期間，既“反覆推難、曲盡端委”，又“不拘泥傳注”、“因循師說”，而是堅持獨立思考，有疑即問、即辯。他不僅在從學期間尊師好學，“侍（候）朝夕”，而且在王守仁去世後，還“迎喪桐廬，約同志經理其家”，“往會稽會葬”，並照料其後人。這樣的矢志不渝、尊師重道的品德，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王艮在講學傳道時，別出心裁、想像異乎常人地採用一些“法門”：如或按《禮經》制著深衣、戴五常冠、執笏板、乘蒲輪車,“行則規園方矩,坐則焚香默識”；或在門前張貼“招生廣告”，謂，“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這種使“鄉人始而駭”的方法，卻收到了“漸而信，久而浸與俱化”的效果。
王艮不僅在家鄉開門授徒，而且“周流天下”。他除“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沿途聚講，直抵京師（北京）”外，還先後在南京、廣德、孝豐、會稽、泰州等地講學和在其鄉間（安豐場）構築“東淘精舍”授徒。傳授的對象：“上至師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農吏，幾無輩無之”，但主要對象為下層社會被壓迫的勞動人民（灶丁、傭工、農夫、商販、漁民以及僧道徒眾等）。其中不少人在學術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王艮一生以布衣傳道，終身不仕。嘉靖八年（1529年，王艮47歲）和十六年（1537年，王艮55歲）兩位朝廷高官分別推薦王艮入朝做官，都被王艮婉言謝絕。“郡守召”亦“辭`以疾”。他不僅終身不仕，而且還教五個兒子“皆令志學，不事舉子業”。
學術思想
王艮創立的學派，因地而名，稱“泰州學派”。地以人聞，“派”以地名，這是人傑地靈、人地底蘊深厚的體現。
王氏宗祠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一生勤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的學識博大淵深、包涵很廣，在哲學、倫理、社會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豐富詳實的論述，構成了泰州學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王艮與泰州學派的主要思想觀點，具體如下：
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學”，是王艮思想的閃光點和泰州學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進步命題，具有鮮明的人民性。
“百姓日用”一詞，在古代儒家雖然提出過，但被“大儒們”說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這就是說：道，只有天生的君子、聖人甚至“神”，才可以認識它、掌握它、運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絕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經典的傳統和說教，匠心獨具地認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婦”都“能知能行”。他具體地形容“僮僕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他還把“百姓”和“聖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說：“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這樣，“百姓日用”就成了檢驗是“道”還\是“異端”的標準。他還這樣說：“滿街都是聖人”，“人人君子”，“堯舜與途人一，聖人與凡人一”，“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說，始見於《禮記·大學》。前人說“格物”就是“窮理”，也有人說“格物”就是“格心”。他們分別說，“通過格物的方法，達到窮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對於“格物”，卻與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獨特的見解。他創立了自己的“格物說”，因泰州地處淮南，故明末清初碩儒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著《明儒學案》62卷>，一生著作多達60餘種）稱王艮的格物說為“淮南格物”。王艮對“格物”是怎么說的呢？他說：“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來未有定論”。他認為“格，如格式之格，即後挈矩之謂”。“挈矩”，意為度量。他說：“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挈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這就是說：“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己”，“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王艮的這番話，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
“正己”就是“正身”。正身應人人平等，包括統治階級在內，概莫能外。這樣的觀點，與那些滿清統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們卻可以為所欲為的觀點有天淵之別。王艮的這種尊重人、重視人的價值觀的思想觀點，正是平民哲學、布衣學者恰好的表現，維護百姓利益的“絕唱”。
王艮主張尊身、安身、保身、愛身。他說：要“以身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則道尊”。王艮的這些觀點，是他的“淮南格物”論的延伸，都是“以身為本”思想的體現。黃宗羲以為王艮的“安身”說，不免開了“臨難苟免”之嫌。王艮果然是一位“貪生求安”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么？在社會政治極端黑暗的明代中後期，王艮目睹權臣奸宦對上層官吏動輒殺頭、剝皮、廷杖、充軍種種可怖景象（對下層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殘暴了）。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處、進、退、隱、見等策略，形似消極，實質是以退自保、以退求進的一種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種反映社會悲劇矛盾（既有變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尋求政治解脫或出路的吶喊和辯解。
王艮對於社會政治類型作出“三種景象”的區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
他十分憧憬、嚮往“羲皇”、“三代”聖世，深惡痛絕“五伯”社會。鋒芒所指，不言自明，矛頭直指當時的專制社會。他在《王道論》里這樣描繪當時的社會：“今天下田制不定，而遊民眾多，制用無節而風俗奢靡。所謂一人耕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民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之不為非，不可得也”。他明確地主張：重德輕刑，施行仁政；予民教養，讓民參政；均分土地，使民樂業。他說：“為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蓋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後用之”。“刑因惡而用，惡因無教養而生，苟養之有道，教之有方，則衣食足而禮義興，民自無惡矣，刑將安施乎”？為濟困扶貧，共同求富，王艮還在垂暮之年（逝世前兩年），親自起草《均分草盪議》並帶頭踐議，將多餘的草盪無償劃分給貧民。這樣的具有反封建獨占的平均主義、小私有觀點和行動，在“田連阡陌”、“一人口插幾張匙”的封建地主眼裡，把它視為“異教旁門”、大逆不道，而廣大勞苦大眾則是衷心地擁護和愛戴他的。
王艮的“以孝弟為本”的“孝悌觀”，既繼承了中國相傳數千年優良傳統，又突破了“五經傳注”的倫理傳統，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王艮自稱學的是“總經”（“五經”乃中國傳統的經典，“總經”卻人所未聞）。這就是說，他學的東西為人所未學，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見。他說：“蓋聞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後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義一也”。又說：“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悌其心，其理自識”。在這裡，王艮把事親和從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認為大家對父母孝、對兄長悌，犯上作亂的人就沒有了，社會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張的“孝”和“悌”，不是絕對盲從，而是堅持獨立思考，有所選擇。他說：“父兄所為，不可不識；父兄所命，不可不擇”。這就是說：對的，當然要尊敬從命；不對的，怎么辦呢？他說：“所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覆思繹”。這些都說明王艮不僅能真心誠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絕不是“愚孝”、“盲從”，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糾正他們的一些錯誤的東西。因此說，王艮的“孝悌觀”和傳統的“孝”和“悌”是有原則區別的。
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無類”的教育學風以及“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學習和教學態度，也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人物成就
泰州學派的產生和發展，有其社會基礎和諸種條件，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歷史的必然。清末民初袁承業說：“心齋先生毅然崛於草莽魚鹽之中，以道統自任，一時天下之士，率翕然從之，風動宇內，綿綿數百年不絕。”泰州學派的形成、發展過程，可大體歸納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王艮開門授徒，逐漸形成泰州學派，是為開創時期；
第二階段，經過王艮的弟子和再傳弟子王棟、王襞、何心隱等的闡述、繼承和傳播、發展，是為泰州學派的興盛時期；
第三階段，再經過四傳、五傳，以李贄為代表的思想、文藝領域、以徐光啟為代表的科學領域，對泰州學派思想的發揚光大，掀起了一股股聲勢浩大的早期啟蒙思潮，是為泰州學派的頂峰時期。
泰州學派對晚明社會在思想、文藝、科學、文化等方面的貢獻，是巨大的、輝煌的、為世人所稱道的和永難磨滅的。據記載，泰州學派從王艮開門授徒至明末，五傳，其弟子有姓名可查者達487人。其中載入《明史》者20餘人；編入《明儒學案》者30餘人。
著作
相關書籍
王氏宗祠王艮講學傳道，一般都是當面口傳心授，不假文字和筆舌諄諄。他為什麼採用這樣的傳道方式呢？主要有以下因素：一、王艮是灶丁出身，在青少年時讀書甚少，以後雖自學有成，但他卻不喜著述，嚴格說來，寫作恐非其“強項”，尚不能到“倚馬萬言可待”的熟嫻地步；二、王艮自許為他學的是二千年來未有的“絕學”，這，勞動大眾視之“若久旱之望雲霓”，而統治者卻視之為“左道”，城府頗深的王艮，恐“言易招非”、“以文取禍”，留下“不妥”的文字易“授人以柄”，因而，他留下的文字就相對地較少了；三、王艮講學傳道的方式，有別於正宗儒家的傳統方法，而是將儒、釋、道的思辨方法兼收並蓄，融會貫通，儒家的“心性”（如“於無字處讀書”），道家的“感應”，特別是)佛教禪宗提倡的“頓悟法”，則為王艮所長期修習和身體力行。
王艮著作，除其後裔及門人輯錄整理的王艮語錄外，尚有王艮本人撰寫的《鰍鱔歌》、《復初說》、《明哲保身論》、《樂學歌》、《天理良知說》、《孝悌箴》以及《安定書院講學別言》、《格物要旨》、《勉仁方》、《與南都諸友》、《大成學歌》、《均分草盪議》、《王道論》、《答徐子直書》等名篇。有些著作，王艮的門人譽之為“百世不易”之作，但從其篇幅來看，多為數百字的短文，最長的文章也止一二千字。上述語錄和著述，經王艮的子孫及其門人陸續整理增訂，曾有不少刊印本行世。據記載，在明代就有五種刻本，清代和民國又有幾個刻本。明刻本多已散失，存世的有一些清代和民國年間的刻本。
泰州圖書館創建於民國十一年（1922），已有90年的歷史，藏書近30萬冊，其中古笈5萬冊。它們歷來重視本籍人士著作和地方文獻的收藏。該館現藏王艮的著作基本上包羅現存的這方面的著作。現錄出：
《三賢全集》。明崇禎時刻，清重修印本。含王心齋文集6卷，疏傳合編2卷，一庵先生遺集3卷，東崖先生遺集2卷。
《王心齋先生全集》。民國鉛印本，東台袁承業編訂，5卷。附一庵、東崖遺集及四先生殘稿。
《王文貞公集》（門人焦竑等曾私謚王艮為“文貞”）。清嘉慶21年王世豐重刻，2卷。
泰州圖書館還藏有泰州學派傳人羅近溪（汝芳）、韓樂吾（陶匠韓貞）等人的著作。
此外，東台、泰州兩地，均加強了對王艮與泰州學派的研究力度，先後開展了研究泰州學派的系列活動，寫出了數量可觀的文章，輯印成書的有：泰州《泰州學派學術討論會紀念論文集》（1986年）；東台林子秋、馬伯定、胡維定合著的《王艮與泰州學派》（1999年）等。這些論文和著述，對研究王艮與泰州學派者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人物墓祠
王氏家族墓
崇儒祠王氏家族墓地座落於安豐鎮的下灶村。當年墓共八座，東西排列。中為王艮之父王守庵墓，右為王艮墓，余為王艮兄弟墓。墓後有弧形小土山，長約30米，高20餘米，名“賢人山”。墓前有兩塊石碑：一為王艮家族墓碑，刻王艮兄弟七人及其父王守庵姓名；一為王艮次子王東崖（王襞）墓碑，刻“明理學貞儒崇祀鄉賢八世祖王公東崖之墓”。上述王氏墓葬，在“文革”的浩劫期間，均遭平毀，蕩然無存；僅遺的兩塊墓碑也被生產隊挖去做了水溝上的踏腳板。撥亂反正後，石碑為安豐鎮文化館收藏。安豐鎮人民懷著對鄉賢崇敬的心情，正在本鎮公園內辟“心齋園”，重建王艮、王東崖父子墓於其園內。
安豐王氏宗祠
王艮紀念館 東淘精舍王艮墓高清大圖王艮在安豐場月塘河有園一所、講堂三間。門人林東城、御使洪垣（覺山）助銀為王艮增益講堂三間，東西掖房各五間，構成“東淘精舍”，命名講堂為“勉仁堂”，供先生講學和來訪學生居住之用。王艮逝世後，改建為“王氏宗祠”。明末清初，東檯布衣學者、詩人吳嘉紀（其祖父吳鳳儀是王艮的學生）曾寫有《謁勉仁堂》詩。這些建築，隨著歲月的流逝，已逐漸煙沒無存。安豐鎮人民正著手重建“東淘精舍”，以資作為對王艮的永久紀念。
此外，安豐鎮文化館內，遂豎立了一尊王艮全身塑像。
泰州崇儒祠
位於泰州五一路西段，古光孝寺西側。始建於明萬曆四年（1576年），祀王艮。以後多次修葺、擴建，數百年來，一直為講學之所。解放後改作民居。1986年恢復崇儒祠，進行了大修：第一進是重建的，其餘三進均系原房修復。主要建築四進：第一進為大門，上嵌“崇儒祠”石額，門外兩旁立石鼓，砌八字牆；第二進為“立本堂”；第三進為“樂學堂”，東牆廊壁上嵌萬曆七年（1579年）《心齋先生祠堂記》石碑，西牆廊壁嵌重修出土的明李春芳所撰殘碑；第四進為“賢人堂”，奉新塑王艮半身胸像及新刻大理石質王艮《樂學歌》等。泰州學派紀念館設於此十多年。
姜堰王氏宗祠
位於姜堰鎮東后街。始建於明萬曆九年（1581年），以後重修過。祀泰州學派重要人物、王艮族北王棟。祠堂軸線建築為三進：第一進為門廳；第二進為大廳；第三進為大殿。“大殿”的西側遂有一進配殿與大殿並列，為“三賢祠”，祀王陽明、王艮、王襞。祠堂內曾刻有王棟像，泰州學派重要傳人羅近溪（汝芳）曾有像詩，像早已煙沒無存，祠亦改作民居。在最近的舊城改造中，姜堰市政府領導批示對王氏宗祠這所明代建築予以保護，正著手修復為研究泰州學派和紀念王棟的活動場所。
相關評價
獨領一代思想領袖風騷、占中國哲學史一席之地的王艮及其所創的泰州學派，自形成至今，人們對它的評說仁智互見，褒貶不一。撮其要者：
《明史·儒林傳·王艮》中說：“王氏（指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王）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上”。
王艮的再傳弟子李贄（李為王艮的仲子王襞的門生）在《續藏書·王心齋公艮傳》說：王艮“晚作格物要旨、勉仁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又在《為黃安二上人大孝文》中說：“蓋心齋（王艮）真英雄也，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
碩儒黃宗羲在其巨著《明儒學案》中說：“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指王艮）、龍溪（指王畿）而風行天下……泰州以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黃宗羲對王艮雖作了若干肯定，但出於與泰州學派觀點上的差異，以及對王（守仁）學的“修正”（王主“心”，黃主“氣”，但黃又認為“心即氣”，因而有人謂黃為王學的“修正派”），他不僅不無偏見地在撰著《泰州學案》時，並非疏忽地隻字不提幾乎與他同時代、轟動全國朝野的“異端”人物李贄（李1602年棄世，黃1610年出生），更談不上提及泰州學派晚期（李贄的弟子、再弟子）進步、革新人物湯顯祖、袁宏道、徐光啟等，而且攻擊謾罵泰州學派傳人為“小人之無忌憚”者。
史學家翦伯贊（1898-1968）在《中國史綱要》中說：“以王艮……等為代表的王學左派，不僅對程朱理學更加反對，而且對君主專制政體和封建理教也給予尖銳的抨擊……他的學說……甚至被統治者目為‘異端之尤’。”
史學家白壽彝（？-2000）在《中國通史》中說：王艮“創建的泰州學派，是我國學術史上第一個具有早期啟蒙色彩的學派”。“他所創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論，雖不能摧垮專制的封建統治，亦無力衝決封建倫理綱常的藩籬，但是他的閃爍著啟蒙色彩的理論，他以‘萬世師’自命的‘狂者’風格和鼓動家、傳道者的熱忱，以及從事平民教育、傳道講學而終身不入仕途的‘氣骨’，卻深得下層百姓的擁護，而且成為泰州學派的思想傳統”。
史學、思想、教育家侯外廬（1903-1987）在《中國思想通史》中說：王艮“這種學說在下層社會廣泛傳播，其學說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利益是非常明顯的。”又在《中國思想史綱》中說：“泰州學派是中國封建制社會後期的第一啟蒙學派。”
史學、哲學家任繼愈在《中國哲學史》中說：“以王艮為首的泰州學派……沿著王守仁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向更徹底的方向發展……它的社會作用是消極的”。他“使王守仁一派學說在下層人民中得到傳播，為統治階級在勞動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王艮出身於勞動人民，他……明確地站到大地主階級立場上去了”。“王艮這樣的階級調和論……只能是瓦解人民的革命鬥志，方便大官僚地主階級”。“王艮的學說，……不觸動封建主義一根毫毛，……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王艮他們這夥人，……背叛了自己的階級，是明朝中葉的一個‘武訓’”。“泰州學派……他們的哲學思想，本質上是反動的”。
哲學家楊榮國（1907-1978）在《簡明中國哲學史》中說：“王艮思想有接近勞動人民的一面，他反映出廣大農民和小生產者的若干願望和利益，但是有嚴重的弱點，就是對統治階級仍然存在幻想，宣揚階級調和論的觀點。……因此，不管他主觀願望如何，客觀上是起到麻痹勞動人民革命鬥志的作用”。
哲學家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史綱》中說：“王艮的門人所謂泰州學派，尤勇於任事，依其良知，敢作敢為。此派流弊則是狂放空疏。一切都不研究，只憑意見。這些王學左派又多好禪學，結果流為狂禪。但是，張岱年在《王艮與泰州學派·序》中說：“泰州學派是明代後期的一個獨特學派。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出身平民，是一個平民思想家”。
哲學家汪奠基在《中國邏輯思想史》中說：“李贄和王艮都是所謂‘王學’的左派。他們站在農民階級的立場反對盲目‘願學孔子而不問是非’的虛偽傳統，認為‘百姓日用即道’，真理就在現實生活的認識中”。
哲學家肖父、李錦全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中認為：泰州學派“閃爍著主體功能性的思想光輝”。
哲學家黃宣民在《王艮與泰州學派·序》中說：“泰州學派是明代中葉崛起於民間的一個儒學派別。”有人稱之為王學左派，也有人稱之為民間儒學派，我們稱之為平民儒學派。它的創始人王艮，“由一個識字不多的灶丁，終於成為著名的泰州學派的開山祖，這不單在當時儒林中獨樹一幟，即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歷史已經邁進思想無比活躍、科學文化無比昌盛的二十一世紀，對於王艮與泰州學派，應從實際出發，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公正、公平、公允地給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
王艮出身貧苦勞動人民，他終身布衣不仕，始終保持了勞動人民的本色，他是與下層勞動人民民眾同呼吸、共命運的；他的學說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利益，具有反封建專制、反封建道德傳統、反正宗聖教的戰鬥精神和人民性；在王艮的學說中，比較明確地提出了不完全成熟的社會平等、個人自由、個性解放等思想主張。王艮是我國“早期啟蒙思潮的先驅者”；泰州學派“是中國封建制社會後期的第一個啟蒙學派”。王艮與泰州學派的這種思想特徵，對於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響。鴉片戰爭以後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改良運動，也不無受到泰州學派思想的影響。
當然，由於時代、階級以及認識等方面的局限性，王艮與泰州學派也存在一些弱點和缺陷，如對封建專制認識和鬥爭的不徹底性、對傳統聖學的妥協、對社會活動和鬥爭方式方法上的“怪異”等，但是，“瑕不掩瑜”，王艮與泰州學派的光彩是永照人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