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斷》原文
晉 王羲之，字逸少，曠子也。七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 竊而讀之。
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秘？” 羲之笑而不答。
母曰：“爾看用筆法？”
父見其小，恐不能秘之。語羲之曰：“待爾成人，吾授也。” 羲之拜請，“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兒之幼令也。” 父喜，遂與之。不盈期月，書便大進。
衛夫人見，語太常 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晉帝時祭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筆入木三分。 三十三書《 蘭亭序》。三十七書《 黃庭經》。書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自言真勝 鍾繇。
譯文：
晉朝王羲之， 字號逸少，是 王曠的兒子。 七歲就擅長書法，十二歲看見前代人談論書法的書《筆說》，便在他父親的枕中偷來讀。 父親說：“你為什麼要偷我的秘籍？”王羲之笑著卻不回答。 母親問：“你看的是用筆法嗎？” 父看他年少，怕他不能領悟，告訴羲之說：“等你長大成人，我再教你書法。” 羲之跪拜道“現在就讓孩兒看看這 書吧，長大再看就耽誤了孩兒幼年發展了。” 父親很高興，立刻就把書給了他。不到一個月時間，羲之的書法就有了很大的進步。 衛夫人知道後，對 太常王策說：“這孩子一定正在看《用筆訣》，最近看見他的書法，就已老成大器。” 羲父流著眼淚說：“這孩子將來一定能遮住我的名聲。”
晉帝時，到北郊祭祀，更換祝版，工匠刻字，由羲之書寫。筆法入木三分。三十三歲寫《蘭亭序》，三十七歲寫《黃庭經》，寫完後，空中有人說：“卿的書法都感動我，而況世人呢？我是天台丈人，自稱真勝鍾繇。”
成語
入木三分：原形容書法筆力強勁。後來用來比喻見解、議論的深刻。
書法王羲之練字專心致志，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他吃飯走路也在揣摩字的結構，不斷地用手在身上劃字默寫，久而久之，衣襟也磨破了，功夫不負有心人，有一次，他為人寫一塊匾在木板上寫了幾個字樣，送去叫人雕刻。刻工發現字的墨漬竟滲入木板裡面約有三分深。於是人們常用“入木三分”的成語來形容書法筆力強勁，後來用它來比喻對事物見解、議論的深刻。
王羲之
簡介
王羲之代表作品有：楷書《黃庭經》、《 樂毅論》、草書《十七帖》、行書《姨母帖》、《 快雪時晴帖》、《喪亂帖》、《 蘭亭集序》、《初月帖》等。其中，《蘭亭集序》為歷代 書法家所敬仰，被譽作“ 天下第一行書”。王兼善隸、草、楷、行各體，精研體勢，心摹手追，廣采眾長，備精諸體，冶於一爐，擺脫了漢魏筆風，自成一家，影響深遠。其書法平和自然，筆勢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後人評曰：“飄若游雲，矯若驚龍”、“龍跳天門，虎臥凰閣”、“天質自然，丰神蓋代”，被後人譽為“ 書聖”。
人物生平
晉代王羲之有“書聖”之稱，其楷、行、草、隸、八分、飛白、章草俱入神妙之境，成為後世崇拜的名家和學習的楷模。
王羲之（303—361或321-379年），字逸少， 琅玡臨沂人（今 山東臨沂），後居會稽 山陰（今浙江 紹興）。父王曠，歷官淮南 丹陽太守、會稽內史。伯父 王導，歷事元帝、 明帝、成帝三朝，出將入相，官至太傅。羲之幼時不善於言辭，長大後卻辯才出眾，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譽。晉大尉 郗鑒選中他為女婿，“坦腹東床”的典故就出於王羲之（見《世說新語·雅量》）。朝廷公卿著重王羲之的才器，屢屢召舉為官，他都辭謝。後為 征西將軍 瘐亮參軍，累遷長史，進寧遠將軍、 江州刺史，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稱“王右軍”、“ 王會稽”。後與 太原王述不和，稱病去職，歸隱會稽，自適而終。
王羲之自幼愛習書法，由父王曠、叔父 王廙啟蒙。七歲善書，十二歲從父親枕中竊讀前代《筆論》。王曠善行、隸書；王廙擅長書畫， 王僧虔《論書》曾評：“自過 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為最，畫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王羲之從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書學薰陶。
王羲之早年又從衛夫人學書。衛爍，師承鍾繇，妙傳其法。她給王羲之傳授鍾繇之法、衛氏數世習書之法以及她自己釀育的書風與法門。《唐人書評》曰：“衛夫人書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浮霞。”今人 沈尹默分析說：“羲之從衛夫人學書，自然受到她的薰染，一遵 鍾法，姿媚之習尚，亦由之而成，後來博覽 秦漢以來篆隸淳古之跡，與衛夫人所傳鍾法新體有異，因而對於師傳有所不滿，這和後代書人從帖學入手的，一旦看見碑版，發生了興趣，便欲改學，這是同樣可以理解的事。可以體會到羲之的姿媚風格和變古不盡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書管窺》）
王羲之善於轉益多師，當他從衛夫人的書學藩籬中脫出時，他己置身於新的歷史層而上。他曾自述這一歷史轉折：“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 渡江北游名山，比見 李斯、 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爵、 梁鵠書；又之洛下，見 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 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習焉。”從這段話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斷開拓視野、廣聞博取、探源明理的經歷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遠，富於創造。他學鍾繇，自能融化。鍾書尚翻，真書亦具分勢，用筆尚外拓，有飛鳥鶱騰之勢，所謂鍾家隼尾波。王羲之心儀手追，但易翻為曲，減去分勢。用筆尚內抵，不折而用轉，所謂右軍“一搨瓘直下”。他學 張芝也是自出機杼。唐代張懷耿曾在《書斷》中指出這一點：“剖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鍾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研精體勢，則無所不工。”王羲之對張芝草書“剖析”、“折衷”，對鍾繇隸書“損益”、“運用”，對這兩位書學大師都能“研精體勢”。沈尹默稱揚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腳下盤泥，依樣畫著葫蘆，而是要運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為我服務，不泥於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從博覽所得秦漢篆隸的各種不同筆法妙用，悉數融入於真行草體中去，遂形成了他那個時代最佳體勢，推陳出新，更為後代開闢了新的天地。這是王羲之“兼撮眾法，備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緣故。
東晉 永和九年(353年)農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 謝安、 孫綽等41人在 紹興蘭亭 修褉(一種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動)時，眾人飲酒賦詩，匯詩成集，羲之即興揮毫作序，這便是有名的《 蘭亭序》。此帖為草稿，28行，324字。記述了當時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當時興致高漲，寫得十分得意，據說後來再寫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個“之”字，寫法各不相同。宋代 米芾稱之為“天下第一行書”。
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王稱病棄官，攜子操之由 會稽蕺山徙居 金庭。建書樓，植桑果，教子弟，賦詩文，作書畫，以放鵝弋釣為娛。且與 許詢、 支遁諸名士，遍游剡地山水。 自王定居金庭後，書法興起。其後裔多擅書畫，作品掛滿廳堂、書房，人稱“華院畫堂”。後人定村名為“華堂”，沿稱至今。王羲之 遺蹟遍及全縣各地。嵊西 獨秀山為王羲之讀書處，山上 觀音殿懸有“右軍舊遊地”匾額；山麓建 桃源鄉鄉主廟，奉王右軍為鄉主。嵊北嶀山的羲之坪、嵊東的清隱寺、嵊新交界的王罕嶺等，均為王遊憩之地，至今尚有遺蹟可尋。
東晉 昇平五年（361年），王卒葬於金庭瀑布山（又稱紫藤山），其五世孫衡舍宅為 金庭觀，遺址猶存。梁大同年間（535－546年），嗣 孫建右軍祠於墓前，並於觀旁建書樓、墨池，唐裴通撰有《金庭觀晉右軍書樓 墨池記》。隋大業七年（611年），其七世孫 智永和尚囑徒尚杲（吳興永欣寺少門），專誠赴金庭祭掃，並撰有《瀑布山展墓記》，立碑墓前。明永樂年間，張推官樹碑墓右。 弘治十五年（1502年），重建“晉王右軍墓”石碑，今尚存。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王氏嗣 孫秀清於金庭觀 左建“晉王右軍墓道”牌坊，現尚完好。
千古名篇
《蘭亭序》王羲之《蘭亭序》，又名《蘭亭集序》、《臨河序》、《禊序》、《禊貼》。
原文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 蘭亭，修禊事也。 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此地有 崇山峻岭， 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 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 絲竹管弦之盛， 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 天朗氣清， 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 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 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 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 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 情隨事遷， 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 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 興懷。況 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 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譯文
永和九年，歲星在癸丑，三月初三日，我們在 會稽郡 山陰縣的 蘭亭集會，舉行 祓禊活動。許多著名人士統統來了，年輕的和年長的都聚集在一起。這專訪有 高峻的山嶺主，茂盛的樹林，外長的竹子。還有澄清的急流，在左右映襯環繞，引來作為流觴的 曲水。大家依次坐在水邊，雖然沒有琴、瑟、簫、笛演奏的盛況，但邊喝酒邊賦詩，也足夠暢敘衷情。這一天，天色晴朗，空氣清新，和風溫暖。抬頭看到天空的廣闊，低頭看到萬物的眾多，藉此放眼觀賞，開暢胸懷，可以盡情享受耳目的樂趣，確實是歡樂的。
人與人的相處，時間很短暫。有的把自己的抱負傾吐出來，和朋友在一間房屋裡談論；有的憑藉愛好的事物寄託志趣，過著放縱性情的生活。雖然各人謀求的和拋棄的千差萬別，性格的安靜和浮躁也不一樣，可是當他們對接觸到的事物感到高興，被自己暫取得，就愉快地自滿起來，不知道衰老即將來到。等到他們對謀求或者取得的事物已經厭倦了，盡情就隨著事物的改變而改變，感慨也隨之而來了。從前所喜歡的，在極短的時間內已經變為陳舊的事物，還不能不因此而產生感慨。何況壽命長短，跟著自然界變化，終究要走向結束。古人說：“死生也是一件大事啊。”難道不令人悲痛嗎！
每次我看到從前人產生感慨的原因，同我們好像契約一樣相合，沒有不對著前人的文章悲傷感嘆，可是心裡又不明白會這樣。本來就知道把死和生看作一樣是虛妄的，把長壽和短命看成等同是荒誕的。後來的人看現在，也象現在的人看從前一樣，這是多么可悲啊！所以我把與會的人一個一個地記下來，並且把他們所作的詩抄錄下來。雖然時代不同，事情也兩樣，但是人們產生感慨的原因，那情景還是一樣的。後代閱讀的人，也會對這些詩文有所感慨吧。
下落王羲之將《蘭亭序》視為傳家寶，並代代相傳，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孫智永手中。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在 紹興雲門寺出家為僧，身後自然沒有子嗣，就將祖傳真本傳給了弟子——辨才和尚。 到了唐朝初年， 李世民大量蒐集 王羲之書法珍寶，經常臨習，對《蘭亭序》這一真跡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懸賞索求，但一直沒有結果。後察出《蘭亭序》真跡在會稽永欣寺（即現在的 雲門寺）一個名叫辨才的和尚手中，從此引出一段 ， 唐太宗騙取《蘭亭序》的傳奇故事，原跡隨唐太宗陪葬 昭陵的故事。這一段故事，更增添了《蘭亭序》的傳奇色彩和神秘氣氛。
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寫道：“右軍《蘭亭序》，章法為 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小或大，隨手所如，皆入法則，所以為神品也。”後世珍視其布白之美，臨摹者雖難免滲入各自的筆性，但無人稍變其章法布白。正如 解縉在《春雨雜述》中所說的那樣：“右軍之敘 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太長，虧一分太短。”《蘭亭序》的章法，仿佛如天生麗質，翩翩起舞，其舞姿之美是無與倫比的。
蘭亭修禊，使王羲之觸悟山水之美、宇宙之玄和人生的真諦，在物我兩忘的境界中，一氣呵成，揮寫下千古傑作《蘭亭集序》，正因為他情深意厚，故能情注毫端而天趣自在；也因為他筆法精嚴，故能使筆底如行雲流水而形神兼具；更因為他諸美皆備，故能使這篇文稿的揮寫最終達到 高華圓融的境界。在這件盡善盡美的作品面前，後世名家雖竭力臨仿，卻都未能得其全。南唐張泊云：“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 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 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 溫秀， 褚遂良得其意而失於變化， 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而王羲之本人也只寫下這一傑構，其後他再度書寫《蘭亭序》，都不能及原作的神妙絕倫，沈尹默說“當時逸少本天全”，讚美了《蘭亭序》的傑出有其不可重現的機緣，自然就非他人所能企及的了。
宋代 姜夔酷愛《蘭亭序》，據說藏有《蘭亭序》共四本，有 黃庭堅、王晉之、葛次顏、單炳文題字，日日研習，常將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甘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燈下觀之，頗有所悟。”歷時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門，可見釋讀之難：一千六百多年來無數書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釋讀過，何嘗不想深入羲之的堂奧，但最終只能得其一體而已。因此，《蘭亭序》可以說是由傑出的書法智慧所營造成的迷宮。
《蘭亭序》在王羲之死後的二百七十年間在民間珍藏，後唐太宗設法從民間賺進御府，鏇又殉葬昭陵。傳世本種類很多，或木石刻本，或為摹本，或為臨本。著名者如《 定武蘭亭》，傳為歐陽詢臨摹上石，因北宋時發現於 河北定武而得名。《洛陽宮本蘭亭序》傳為 褚遂良第十九次臨摹本，此本為唐太宗賜給高上廉者。 褚遂良所臨又傳有《神龍半印本蘭亭序》、《張金界奴本蘭亭序》，因前者有“神龍”半印，後者有“張金界奴上進”字。又有唐太宗朝供奉拓書人直弘文館 馮承素鉤摹本，稱《神龍本蘭亭》，此本墨色最活，被視為珍品。此外還有“薛稷本”、“賜潘貴妃本”、“穎上本”、“落水本”，等等。
《蘭亭》真跡雖殉葬昭陵，但它的化身經過摹、刻流傳，各種本子不下數百種。清乾隆年間 趙魏首先懷疑《蘭亭》真偽，云：“ 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於世者往往有隸書遺意，至開元以後始純乎今體。右軍雖變隸書，不應古法盡亡。今行世諸刻，若非唐人臨本，則傳摹失真也。”清光緒年間 李文田認為《蘭亭》其文偽托，其書也為後人偽造。1965年掀起一場“ 蘭亭真偽”的大辯論， 郭沫若為主的一方認為“偽”，另一方 高二適等起而反駁。1973年文物出版社編纂《蘭亭論辨》，收集有關論文十八篇。此後又有許多論著討論《蘭亭》真偽。著名學者 錢鍾書雖未參加當時的論辯，但在1979年出版的《管錐編》中已反映出他對《蘭亭》論辯的思考及精闢見解。1988年5月24日《 人民日報》上刊出錢鍾書一信中更明確地指出：“阮文達‘南帖北碑’之論，蓋系未睹南朝碑版結體 方正與北碑不異；郭沫若見南碑，遂謂世傳右軍《蘭亭序》非晉宋書體，必後世偽托。其隅見而乖圓覽，與文達各墮一邊。”即認為各有所偏。此可以啟發我們對這個學術課題的進一步探討。
總之，我們認為對於《蘭亭》真偽的考辨，既要著眼於當時的文化背景，更要著眼於王羲之之所以成為一代“書聖”的創新動因和成就。當然，還有賴於更多的文物發掘，也許有朝一日會有科學的結論的。
王羲之墓
王羲之於東晉昇平五年（361年）卒，葬於金庭瀑布山（又稱紫藤山），據《 剡錄》載：“王右軍墓，在縣東孝嘉鄉五十里。”其五世孫衡舍宅為金庭觀，遺址猶存。梁大同年間（535－546年），嗣孫建右軍祠於墓前，並於觀旁建書樓、墨池，唐裴通撰有《金庭觀晉右軍書樓墨池記》。隋大業七年（611年），其七世孫智永和尚囑徒尚杲（吳興永欣寺少門），專誠赴金庭祭掃，並撰有《瀑布山展墓記》，立碑墓前。明永樂年間，張推官樹碑墓右。弘治十五年（1502年），重建“晉王右軍墓”石碑，今尚存。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王氏嗣孫秀清於金庭觀左建“晉王右軍墓道”牌坊，現尚完好。
墓為1984年重修，向南，圓形，條石青砌，墓前鋪青石平台，中立石碑，碑陽鐫刻“晉王右軍墓”，上復以方形石亭， 單檐歇山頂。此處有 古柏蔽日、瀑布掛潭，青山環抱，碧溪蜿轉，秀色可餐。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後世影響
王羲之的書法影響到他的後代子孫。其子玄之，善草書；凝之，工草隸；徽之，善正草書；操之，善正行書；煥之，善行草書；獻之，則稱“小聖”。 黃伯思《東觀徐論》云：“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與子敬書俱傳，皆得家范，而體各不同。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煥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其後子孫綿延，王氏一門書法傳遞不息。 武則天嘗求王羲之書，王羲之的九世重孫 王方慶將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書跡十卷進呈，編為《萬歲通天帖》。南朝齊王僧虔、 王慈、 王志都是王門之後，有法書錄入。釋智永為羲之七世孫，妙傳家法，為隋唐書學名家。
王羲之書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苑。王羲之書聖地位的確立，有其演變過程。南朝 宋泰始年間的 書家虞和在《論書表》中說：“洎乎漢、魏，鍾（繇）、張（芝）擅美，晉末 二王稱英。”右軍書名蓋世於當時，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推 王獻之。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於革新，轉師張芝，而創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窮微入聖，與其父同稱“ 二王”。 南朝梁 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云：“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改變這種狀況的是由於梁武帝 蕭衍推崇王羲之。他把當時的書學位次由“王獻之——王羲之——鍾繇”轉變為“鍾繇——王羲之——王獻之”，在《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中，蕭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輿論遂定。
歷史上第一次學王羲之高潮在 南朝梁，第二次則在唐。唐太宗極度推尊王羲之，不僅廣為收羅王書，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讚辭，評鍾繇則“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論獻之則貶其“翰墨之病”，論其他 書家如子云、 王蒙、徐偃輩皆謂“譽過其實”。通過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並鞏固下來。宋、元、明、清諸朝學書人，無不尊晉宗“ 二王”。唐代歐陽詢、虞世南、 褚遂良、薛稷和 顏真卿、 柳公權，五代 楊凝式，宋代 蘇軾、黃庭堅、米帝、 蔡襄，元代 趙孟頫，明代董其昌，歷代書學名家無不皈依王羲之。清代雖以碑學打破帖學的範圍，但王羲之的書聖地位仍未動搖。“書聖”、“墨皇”雖有“聖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過比較、揣摩，無不心悅誠服，推崇備至。
中國書史上雖推崇王羲之為“書聖”，但並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聖像，而只是看作中華文化中書藝創造的“盡善盡美”的象徵。事物永遠是發展的、前進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時代到達“盡善盡美”的頂峰，這一“聖像”必將召喚後來者在各自的時代去登攀新的書藝頂峰。
史籍記載
晉書 卷八十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 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 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 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遍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 聞信至，鹹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 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 侍中、 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 護軍將軍，又推遷不拜。 揚州刺史 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眾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 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鹹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 太傅 馬日磾慰撫 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 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 殷浩與 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 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
知 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顧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 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 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
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 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 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急。
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 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
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征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 刑徒竟路，殆同 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又與會稽王箋 陳浩不宜北伐，並論時事曰：
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眾， 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眾，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
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 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 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 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嘆悼而莫敢吐誠。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 殷浩、 荀羨還據合肥、 廣陵，許昌、 譙郡、梁、 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鬚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
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乾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
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嘆，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振貸。然朝廷賦役繁重， 吳會憂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 尚書僕射謝安書曰：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 東海矣。
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 天台。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
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蒞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眾，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
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 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奸吏，令國用空乏，良可嘆也。
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眾，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捲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成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絕奸。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
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 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曰：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或以 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 石崇，聞而甚喜。
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嘆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幾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颳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 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 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嘆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嘆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時 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己，輒灑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 揚州刺史，將就征，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嘆，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嘆，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 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復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 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征之。
時 劉惔為 丹陽尹，許詢嘗就惔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初，羲之既優遊無事，與吏部郎 謝萬書曰：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陽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仆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 天賜！違天不祥。
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仿佛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
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並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雖不能興言 高詠，銜杯引滿，語田裡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 陸賈、班嗣、 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萬後為 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
年五十九卒，贈 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
王羲之傳論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箋點翰，爭相夸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蹟。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疏密，霞 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搓擠而無 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歟!子云近世擅名 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乾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谷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 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筆法訣
夫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玄妙。心神不正，字則攲斜；志氣不和，書必顛復。其 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攲，滿則復，中則正。正者，沖和之謂也。
大抵腕豎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指，指實則節力均平。次虛掌，掌虛則運用便易。
為點必收，貴緊而重。
為畫必勒，貴澀而遲。
為撇必掠，貴險而勁。
為豎必努，貴戰而雄。
為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
為環必郁，貴蹙鋒而總轉。為波必磔，貴三折而遣毫。
側不得平其筆。
勒不得臥其筆，須筆鋒先行。
努不宜直，直則失力。
趯須存其筆鋒，得勢而出。
策須仰策而收。
掠須筆鋒左出而利。
啄須臥筆而疾掩。
磔須戰筆發外，得意徐乃出之。
夫點要作稜角，忌於圓平，貴於通變。
合策處策，“年”字是也。
合勒處勒，“士”字是也。
凡橫畫並仰上復收，“土”字是也。
三須解磔，上平、中仰、下復，“春”、“主”字是也。凡三畫悉用之。
合掠即掠，“戶”字是也。
“口”乃“形”、“影”字右邊，不可一向為之，須背下撇之。
“艾”須上磔扭鋒，下磔放出，不可雙出。
“多”字四撇，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須出鋒。巧在乎躪礫，則古秀而意深；拙在乎輕浮，則薄俗而直置。採摭箐葩，芟剃蕪穢，庶近乎翰墨。脫專執自賢，缺於師授，則眾病蜂起，衡鑑徒懸於暗矣。
論書太宗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為公子，頻遭敵陣，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有指揮，觀其陣即知強弱。以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返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致勝，朕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指意夫字以神為精魄，神若不和，則字無態度也；以心為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毛為皮膚，副若不圓，則字無溫潤也。所資心副相參用，神氣沖和為妙，今比重明輕，用指腕不如鋒芒，用鋒芒不如沖和之氣，自然手腕輕虛，則鋒含沉靜。夫心合於氣，氣合於心；神，心之用也；心，必靜而已矣。虞安吉云：夫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是書耶?縱放類本，體樣奪真，可圖其字形，未可稱解筆意，此乃類乎效顰，未入 西施之奧室也。故其始學得其粗，未得其精。太緩者滯而無筋，太急者病而無骨，橫毫側管則 鈍慢而肉多，豎筆直鋒則乾枯而露骨。及其悟也，心動而手鈞，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粗而能銳，細而能壯，大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思與神會，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
創作背景
《晉書》是二十四史之一，由唐朝房玄齡等二十一人編著，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記載了從司馬懿開始到晉恭帝元熙二年（420）的史事，王羲之傳屬於其中一篇列傳。
作品賞析
王羲之傳中記敘了東晉傑出的書法家王羲之四件小事,按其內容可分為兩類:一類關於愛鵝,表現他的任率性格;一類關於書法,反映他的書法為當世所重的情形。文中所表現的王羲之行為怪誕可笑,不合常理:因為"性愛鵝",可以興師動眾攜親友乘車馬往而觀之,可以委屈自己為道士抄寫《黃庭經》易換;見几案滑淨,就揮毫書寫,見老嫗賣扇,就擅自題字,當老嫗要求題時又笑而不答。種種舉動，讓人不可思議，但正是這種令人費解的行為，卻為當時所推崇。文中的兩類內容表達了這樣的主題：表現了王羲之不加雕飾、率直自然、情隨性至、任性而為的性格特點，反應了魏晉南北朝崇尚個性，弘揚自我的時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