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王民選（1910~1984），原名韓榮升，山西靈丘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優秀的統一戰線工作者。政協大同市一至六屆委員會副主席。
他出生於靈丘縣花塔村貧苦農民之家，其父讀過幾年私塾，深知沒有文化的難處。故而老人節衣縮食、省吃儉用也要供後代讀書識字，以求知書達理。他10歲時被家裡送到本村國民國小讀書，15歲考入本縣第三高小。在校期間與志趣相投的同學們組織學習促進會，交流思想、議論時政。畢業後適逢晉奉戰爭，局勢動盪，百姓遭殃，因家貧無力升學，只好回家務農。1929年靈丘縣招聘國小教員，他通過考試被錄用，先後在獨峪、河浙、楊莊、花塔等村任教。通過教書實踐，他深感學識有限，常因知識貧乏而力不遂心。於是在備課、代課的同時博覽群書，加緊自學，努力提高自己的學問。
王民選抗日時期
1939年抗日高潮中，經他的好友、時任繁寺縣三區區長的白耕田啟發，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到繁寺縣三區擔任了教育助理員。同年7月由繁寺縣三區區委書記張柱國及郝瑞琇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繁寺縣三區、二區、四區區公所助理員，六區區長，繁寺縣政府民政科員等職。1942年10月起擔任繁寺縣委敵工部幹事、副部長，縣委城工部部長。1947年10月起任雁北地委城工部幹事，陽高縣委城工部部長。1949年1月任大同市南分會主任。長期的城工工作，他對敵情瞭然在胸。1949年人民解放軍圍攻大同時，他帶領一個工作隊到南分會工作。大同解放後，他出任口泉區委副書記、書記。1952年擔任一區區委書記。1953年4月起擔任中共大同市委統戰部副部長、部長。1955年3月兼任市政協第一屆委員會秘書長。1956年4月在政協大同市第一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當選為市政協副主席。
當年他初到統戰部工作時，大同市的各民主黨派尚未組建，他按照黨的統戰方針、政策，走訪本市各界名人和黨外朋友，東奔西跑促成民革、民建、民盟、工商聯等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組建市級機構。他對那些曾為人民做過貢獻的黨外人士關心備至。公私合營前郭子勃開的大甡元，由於貨源等原因瀕臨倒閉。他主動走訪了解情況後，與有關部門聯繫協商，將當時市場供應緊俏的葫麻油讓其經營，使該店起死回生渡過難關。建國初，許多私營企業絕境逢生，但多數手中資金不足，難以施展。經調查研究，幫助他們搞聯合，絮棉廠、恆久鑄造廠、中和鐵工廠、聯合鐵工廠、大眾浴池等單位都是通過搞聯合得以快速發展的。
大同解放初，有些舊知識分子賦閒在家，他負責統戰工作後，派出專人查檔案、翻資料，從60多名舊職員中，選出40餘人，挨門逐戶走訪詢問每個人的情況，根據他們所學專業、技術特長和本人意願，在有關單位的大力協助下，20多位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得到妥善安置。
平時，他與市政協副主席郝繩祖、蘭效湯、祁樂天、王繕先生經常在一起研究商量工作，共商國是、大事，為大同市的繁榮獻計獻策。在生活上對這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則多方關懷照顧。遇到生病期間他總要到醫院一一探望、安慰，囑咐醫生盡心治療，若本市缺藥就火速差人赴外地採購。三年困難時期，供應緊張，許多人得了浮腫，他主動與各部門聯繫，為這些對革命有過貢獻的年老體弱的黨外人士實行特供，他吩咐部里的幹事將特供證一一分送到手裡。每次接到特供證後，大家總是熱淚盈眶地感謝黨、感謝組織上的關懷。他對少數民族和歸國華僑同樣關心照顧。每逢中秋、元旦、春節，他總要邀請全市30多位華僑歡聚一堂，共慶佳節，同時廣泛徵求大家的建議和意見，想方設法幫著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困難。
1957年郭德恆先生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後，一度情緒低落。得知情況後他主動找郭談心，讓他放棄包袱。1959年郭先生到山西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他親自送行，並一再鼓勵好好學習。他在民主人士中聲望極高，大家有什麼事都願意跟他談心，他則更樂意為大家解難。
1960年8月，原冀晉區雁北地委敵工部副部長舒宏烈士的遺體由興國寺移葬田村人民公墓軍乾區，市民政局為烈士樹碑請他題墓志銘，他欣然命筆：“采山蒼蒼，桑水泱泱，舒宏同志，氣節軒昂。比山有高，比水有長，一點鮮血，染紅邊疆，徘徊瞻仰，永誌不忘。”道出了對殉難戰友深切的緬懷之情。
文革時期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在政協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會上，他說“運動開始了，這次運動可能涉及到你們，也可能涉及到我，不管涉及到誰，無論何時何地都要相信共產黨。”這擲地有聲的警言，深深印在每個民主人士心中，在被造反派迫害、折磨的艱難歲月里，每每想起這句話，就堅定了活下去的勇氣和信心。運動中他被錯誤地定為“大同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典型”，扣上“裴多菲俱樂部”主謀的帽子最先被推出批鬥並遭到非法逮捕。面對造反派的胡作非為，他寧可受刑，也要恪守原則，表現了一位黨培養多年老共產黨員的崇高品質和堅強意志。
改革開放
1972年，他恢復工作後，出任市文化局副局長，當時有人借城市交通擁擠，提議將已有600年歷史的鼓樓拆去，他據理力爭，才得以保住。他對文物古蹟的保護情有獨鍾，對零散文物留意保管，一次在人民公園散步時，發現一通清順治十三年（1656）《重修大同鎮城碑記》，被當作石桌在公園供遊人休息，他如獲至寶，立即通知博物館運回，妥善保管。後經專家認定此碑乃是考證大同清代歷史的重要實物資料和文字資料。此後他在大同一中院內、軍分區院裡又相繼發現兩通李白的“壯觀”碑，都運回博物館保存，這樣才使得當今人們還能夠有緣飽覽這些稀世珍寶、名家之作。
1973年秋，周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到雲岡參觀後，指示要三年修好雲岡石窟。作為市文管會主任他責無旁貸。當時他已年過花甲，每天上下班往返於雲岡——市區約60公里的路程，組織參與修繕方案的設計與工程的監理。寒暑三載不負人，雲岡石窟終於按期修葺完成，榮獲國家科技一等獎。他為保護雲岡石窟等人類著名的歷史文化遺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81年他再度當選為市政協副主席，兩年以後他辦理了離休手續，仍堅持寫作，撰寫文史資料和回憶文章。1984年11月他因病逝世後，民眾送的挽幛中有“與鼓樓長存”五個大字，這是對他保護文物古蹟最切意的評價和讚許。（2000年中華書局出版《大同市志》李大宏 李大鈞\文，不得轉載，違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