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書香門第，追求新思想
王會梧，（1898—1993),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夫人。她為中共一大、二大的開召做出了貢獻，成為“一大”真正的“會務”，從而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見證了中國的“日出東方” 。
1898年出生於浙江桐鄉烏鎮一書香之家，家境還算殷實，父親是是晚清秀才，秉性耿直，以教書為業。她6歲時接受了父親的啟蒙教育，與茅盾是同學，小茅盾兩歲卻是其表姑母，因為王會梧的父親王彥臣是茅盾（當時叫沈德鴻）曾祖母的侄兒。1914年王會梧曾就讀於嘉興女子師範預科（原址在范蠡湖邊），1916年進湖郡女塾（原華英學堂和文潔女塾，後為湖州二中，現址為湖州十二中）學英語，接觸大量的新思想、新文化。她最愛讀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曾給陳獨秀、李達、惲代英等人寫信，表示贊成白話文，擁護革命的主張。陳獨秀在回信中誇獎她“膽子大”，勉勵她“多讀點書”。“五四”運動後不久，王會梧離開湖州，到新思想薈萃的上海。1920年，在中華女界聯合會會長徐宗漢（黃興夫人）那裡做文秘工作期間，與李達相識。
當時李達接受陳獨秀和李漢俊之邀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織工作，還以留日學生理事的身份，參加了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中國學生聯合會的領導工作，學聯有時跟女聯（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在工作上有些來往。李達堅定的革命信仰和淵博的學識使她敬佩不已，而王會梧眉清目秀，知書達理，作為女性的革命熱情和強烈的求知慾，也使李達產生了愛慕之情。1920年下半年在陳獨秀夫人高君曼的操辦下，他們在漁陽里2號（陳獨秀的寓所）舉辦了簡單的婚禮，新房就是《共產黨》月刊編輯部，李達則是《共產黨》月刊的主編。
幫助丈夫籌備會議，成為“一大”會務
1920年12月陳獨秀應廣東省長陳炯明的邀請，赴廣州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主任職務，上海黨小組總書記的職務由李漢俊代理。李漢俊與陳獨秀通過通信商談一些重大問題中產生一些分歧，互相指責，李達在其中盡力調節但沒有結果。後來李漢俊憤然辭去了代理總書記的職務，《新青年》也被迫停辦，李漢俊把黨內的名單及一切檔案交給了李達，要李達代理總書記職務，為了黨的事業李達接受了這個職務。從1921年2月到“一大”召開，李達一直代理總書記的職務並與李漢俊一起擔任“一大”的發起與組織工作，王會梧也就積極地參加中共“一大”的會務工作，中共“一大”幾個重要關頭她都在場，還是“一大”開會遇險後去南湖續會的策劃者。
博文女校成為“一大”代表們的“招待所”
私立博文女校位於法租界白爾路389號（後改為蒲柏路，今太倉路127號），學校不大，有百把個學生。這裡怎么會成為“一大”代表的招待所呢？因為“二李”都與這所學校校長熟悉。
“一大”會址的選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體事務都由李達負責，一天，李達對王會梧說：“我們要開會，幾個外地代表要住宿，你對上海熟悉，請幫忙找一下吧。”王會梧是上海女界聯誼會理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婦女聲》雜誌社編輯，在上海認識不少人。王會梧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長黃紹蘭。黃早年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堂，辛亥革命以後，黃興出任南京留守處主任，黃紹蘭曾在黃興手下工作過一段時間。1917年，黃紹蘭擔任博文女校校長，還聘請黃興夫人徐宗漢為校董事長，王會梧又曾經當過徐宗漢的秘書。李達與黃紹蘭也認識。
黃紹蘭和丈夫黃侃都是湖北人，與李漢俊有著同鄉之誼。李漢俊的嫂子——李書城的續弦薛文淑當時便是博文女校的學生。所以李書城、李漢俊與黃紹蘭相熟。
黃紹蘭的丈夫黃侃是北京大學文學系的教授，黃紹蘭的家就住在博文女校里，當時正值暑假，校舍空著，當黃紹蘭校長聽王會悟說“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要藉此住宿時，就一口答應下來。考慮到人員不是很多，王會悟就租了博文女校樓上的3間房。接下來又購買了幾張蘆席，以備到會的代表打地鋪用。
李公館成為一大的會址
在博文女校開會當然方便，不過兩個外國人進出一所女子學校，很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所以王會梧又開始為選擇開會的地址忙碌。她首先想到了與博文女校緊緊相鄰的李公館。所以當李達和李漢俊在商議會議地點時，李漢俊提議“到我家裡開會吧”，馬上得到李達的支持。李公館的主人是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李書城是同盟會的元老，當時李書城帶著警衛到湖南去了，在那裡主持討伐湖北軍閥王占元的軍務。老夫人回老家湖北了，李公館內只剩下李漢俊、薛文淑(不過15歲，不懂世事)，和一位40多歲廚師、一位30多歲的安徽籍保姆（廚師和保姆都不識字）和年幼的李聲韻(李書城與妻子甘世瑜生的第二個女兒）。這裡不僅離博文女校近，而且是個鬧中取靜的所在。就這樣會址就定在了李公館——法租借望志路樹德里106號，即現在的興業路76號。
擔任大會的警衛
1921年7月22日，即最後一位代表陳公博來的上海的的第二天，在博文女校樓上代表們開過一次碰頭會，按包惠僧回憶錄的說法是“預備會”，而陳潭秋說是“開幕式”。陳潭秋在1936年發表的回憶一大的文章中說“大會組織非常簡單，只推選張國燾為大會主席，毛澤東同志與周佛海擔任記錄。就在博文女校舉行開幕式……”包惠僧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並不是全體代表都參加了這次會議，除包惠僧外，有李漢俊、張國燾、李達、劉仁靜、陳潭秋、周佛海及毛澤東等。“李達也把王會梧帶來了，我們在裡間開會，她坐在外面的涼台上”。
7月23日，晚八時多，中國現代史上劃時代的一幕，就在李公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餐廳里揭開，7月24日舉行了第二次會議，李達代表上海發起組報告了自成立以來所進行的工作。7月25—26日休會兩天，由張國燾、李達等起草黨的綱領及以後的工作，7月27、28、29日又連續召開了三次會議，
7月30日晚上8時，正在開第六次會議時，一個中年男子不顧在樓下望風的王會梧的阻攔突然闖進來，藉口找人，警惕性很高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立即停止開會，現場只留下李漢俊與陳公博，其他人迅速解散。10分鐘後，法國十幾個巡捕就進來搜查。這次搜查雖沒有損失，但是看來這次會議已引起了上海各方的注意，會議顯然已不能在上海繼續召開了。
策劃到嘉興南湖續會
當晚12時多數代表集聚在李達的住處，商量另擇會議地址，議了好些方案都感不妥。王會梧建議到離家鄉不遠的嘉興南湖去，說：“那裡景色秀麗，又不引人注目，可以租一畫舫，代表們扮作遊客，一面游湖，一面開會。”她的建議得到大家的贊成。嘉興是王會悟讀書的地方，情況十分熟悉，7月31日黎明，王會悟帶領代表們乘頭班車到嘉興，她把大家安頓在張家弄鴛湖旅館落腳，這名字來自南湖的別名——鴛鴦湖。王會梧像個熟練的導遊，在辦好代表們的住宿手續後，請鴛湖旅館賬房管賬先生代訂畫舫，租完遊船，點了一桌酒席以備代表們中午用餐。代表們在“導遊小姐”王會梧的帶領下來到湖邊的碼頭，臨行前，細心的王會梧向旅館借了一副麻將牌。到南湖後，毛澤東、董必武等由王會梧陪同到煙雨樓觀察了一會兒。上午10點到船上開會時，王會梧在船頭放哨，若發現情況，代表們就取出麻將牌來打麻將，直到傍晚進行完最後一個議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就是在王會梧精心安排下圓滿結束的。
協助丈夫創辦婦女學校
黨成立之後，決定培養一批婦女幹部，而且還有一些外地工作的同志，因種種原因在當地呆不下去了，就帶上家屬來上海找組織，他們首先找的就是李達。當時黨的經費十分緊張，他們的食宿都很難解決，其家屬文化水平也十分低。為此李達與陳獨秀商議，決定創辦一所平民女校。李達與夫人王會梧商量，讓王會梧去找上海女界聯合會會長黃宗漢，以聯合會的名義出面籌建。當時李達發現其住處後面有一處院子正急於出租，他知道組織經費緊張，就拿出自己的工資及稿費50元交了租金。1922年2月，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女子學校——貧民女校在上海誕生了，學校的負責人就是李達，其公開身份是校務主任，王會悟協助李達處理學校行政事務。學校規模不大，僅是一棟二層的樓房，教室、工場、工作間、宿舍都在裡邊，其中樓上的兩間是教室，室內有一塊黑板、幾張破舊的課桌。學校分高級、初級兩個班，共有學生30人，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丁玲當時在高級班。李達是我黨最早主張勤工儉學、半工半讀的先驅之一，他在學校開設了一個工作部，內設縫紉、織襪、編織3個組。課程的開設是根據學生的成績來定的，李達親自為高級班學生講授代數課程，平時李達還讓學生到街頭散發革命傳單、組織各種募捐活動，雖然學校只存在了1年，但在中國教育史和婦女運動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王會梧不僅幫助李達 創辦了黨的第一所婦女學校———上海平民女子學校，而且王會悟還主持創辦了我黨最早的一個婦女報刊———《婦女聲》。一大前後和相當長的時間裡，王會悟始終協助李達從事革命工作，還擔負全部家務和孩子們的文化教學任務。作為革命者，作為妻子，作為母親，王會悟都是出類拔萃的。
被毛澤東稱為真正的人
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地點就是在李達的家裡，王會梧又為二大做了會務工作。毛澤東準備參加二大但由於忘記了開會地點，沒有參加上。1922年末，李達應毛澤東之邀請，舉家回到長沙，擔任何叔衡、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的校長職務，與毛澤東一家一起住在長沙的清水塘。自修大學是一所傳播馬列主義、培養革命幹部的學校，李達主持校政、教學工作，還編寫教材並親自為學生上課。在生活上毛澤東一家得到王會梧生活上的照顧。李達與陳獨秀關係不好，但與毛澤東關係卻非常融洽。1923年李達因不滿中央的戰略方針和陳獨秀的作風脫離了中央，但一直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教學工作。後來李達曾經在武漢、上海、湖南北京等地執教，王會梧則照顧家裡教育子女，參加一些婦女工作。 毛澤東很讚賞他們夫婦，一次在給李達的信中稱他們夫婦是“真正的人”。
建國後，王會梧在法制委員會工作。幾十年來，她為黨、為婦女解放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但一直沒有從組織上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一位真正的黨外布爾什維克。她一直住在北京的一所普通居民樓里，和兒孫們一起歡度晚年，受到黨和人民的尊重。1993年王會梧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