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在寧夏大學新聞學院的老師中，有一位傳奇人物，聽課的學生常常被他的個人經歷所吸引。他畢業於北京大學新聞系，是一名記者，他叫王慶同。
人物事跡
王慶同：我到47歲到寧夏大學，我的頭髮這個地方都是有頭髮的，47歲教書教到60歲退休，13年，我頭髮掉光了。我真沒有想到我的人生結局最後是這么個結局，最後到大學裡面教新聞，沒有想到。
1958年的北京，為慶祝建國10周年大慶的10大工程已經開工，國家在工農業建設中取得的成就，正激勵著每一個青年。大學裡，學生們更是躍躍欲試，紛紛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報效祖國，北京大學新聞系學生王慶同，也寫下了畢業志向。
王慶同：每人可以報三個志願，我的三個志願，第一志願寧夏，第二志願寧夏，第三個志願還是寧夏，一心要到寧夏來。
報名以後，王慶同查閱了所有與寧夏有關的報導，還去了當時的前門火車站，了解鐵路沿線都有哪些城市。後來他發現：寧夏很偏僻，因為當時乘火車還要繞道蘭州。然而，這個新成立的回族自治區要的人最多，說明寧夏是發揮個人能力最好的地方。
王慶同：有很多書不大好帶了，就跑到當時海淀區背後有一個小商店裡邊，我跟他商量，買了他兩個木頭做的肥皂箱，所以我到寧夏，除了個人的衣服以外，就是帶了兩肥皂箱裝的書到寧夏。
這兩隻北京木箱，就這樣隨著22歲的王慶同，去了遙遠的寧夏。1958年8月下旬，王慶同和同班的9名同學來到銀川，被分配到剛剛創刊的《寧夏日報》，開始了他的記者生涯。
在編輯部，王慶同負責工業、交通方面的報導。在那個火紅的年代裡，寧夏的工交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王慶同以一個青年記者的眼光和感情，關注著眼前所發生的一切。這中間。王慶同和他的同事們不僅看到了成績，同時也注意到了存在的問題。
王慶同：但是我們在報導裡邊還是都按照正面報導，都是符合政策的。但是我們的內心對於當時許多的那種一些做法，我們不認同，甚至於是不滿。
王慶同：我直接參加大煉鋼鐵的報導，煉出來都是一些，不是真正的鐵，鐵疙瘩，土鐵，我們儘管進行報導，但是內心裡我們不認同這種東西。所謂彭德懷說的勞民傷財，我們有同感。人民公社把很多東西都統在一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不高，幹活推日頭下山。
下班後，從羊肉街口到玉皇閣的城門洞，這是王慶同和幾個年輕記者回宿舍的必經之路。這樣的散步和漫談，大家暢所欲言，一吐為快。但是，散步的記者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幾年後，他們將為這些談話付出沉重的代價。
王慶同：當然我們還議論一個當時比較敏感的問題，那就是個人崇拜。我們有同感，覺得中國有個人崇拜。這些當時都是很敏感的問題，我們在一起散步的時候互相議論，有的寫到日記裡頭去了，寫到信件裡面去了。
王慶同就這樣在緊張的採訪、發稿、偶爾跟朋友發發牢騷的生活中，度過了三年的記者生涯。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波及寧夏，沒有想到，王慶同從北京帶來的小木箱居然派上了用場。
盆栽蔬菜和小便池裡的小球藻，都是那個飢餓年代裡誕生的靈感。為了生理上的溫飽，王慶同曾把希望寄托在這塊小小的自留地上。
1963年底，王慶同和另外三位同學在政治運動中被劃為“反黨集團”，他們的信件和日記被查抄，在報社內部受到了批判。
王慶同：把日記、信件裡面的一些內容，斷章取義地這么連線起來公布，說這就是我們的反黨思想，批判、鬥爭。內心很痛苦的，但是在那樣的形勢下，你對抗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在會上都是認錯、交代，有些東西過於誇張不實的，我們也辯白幾句，但是總的來說我們確實也有那些想法，所以我們認錯，但是心裏面就是口服心不服吧，心裡不服，絕對不服，不服沒有辦法。
就這樣，王慶同和幾位記者被“莫須有”的罪名指控，離開了工作崗位。這一年，他27歲。
賀蘭山猶如一道長達兩百餘公里的大牆，護衛著銀川平原和黃河。被劃為“反黨集團”主要成員的王慶同，經過一年多的審查後結了案，被送到賀蘭山下報社的農場接受勞動改造，他從記者變成了牧羊人。
王慶同：每天早上太陽有一人高了，帶著一個放羊棒，揣著兩個饅頭，背著一壺水，把一群羊趕到賀蘭山底下去放，放一天，在灘裡面，風吹日曬一天，但是不算很重的體力勞動，內心很痛苦。
王慶同：主要還是一種思想上、精神上的痛苦，不知道自己的問題，自己最後出頭之日在何年何月？這個是很痛苦的。更何況我是1964年就到了的機關農場，到了1965年，1966年，階級鬥爭這個弦一天比一天扣得緊了，更感到前途渺茫。
從北京帶來的第二隻肥皂箱，此刻成了王慶同在農場窩棚里的書桌。書還是北京帶來的那些書，賀蘭山下寒冷的夜晚裡，“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的感慨便油然而生，命運的韁繩朝著哪個方向驅策，無人可以知曉。1966年初夏的一天晚上，王慶同和農場全體人員被集中在一間屋裡收聽廣播。
王慶同：我記得好像是這么一個標題還是主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播音員慷慨激昂地，要乾淨、徹底、堅決、全部消滅一切反革命分子，一切赫魯雪夫式的反革命分子，這 個調子就非常高了，我們都感覺到。大家聽了之後神情都很嚴肅，也多少有點預感， 可能我們又要出事的。很快，王慶同被紅衛兵押回報社。
王慶同：突然通知帶上行李離開農場回單位，回單位以後，就把我們放在一個樓裡面，一間房子裡面，外面扣上。小便你叫人家跟著你去，到了第二天中午，突然就來了兩個 人，叫我把行李都背上。我這一個手提著一個行李卷，這一個手提著一個網兜，里 面裝著一些零碎的東西，背著一個肥皂箱。
王慶同被開除公職，遷趕農村。臨行前，他把大部分書籍都賣了，帶著那隻北京肥皂箱，被押送到汽車站。
王慶同：我看一同被遷趕去的那些人，都拖兒帶女的，帶著鍋，帶著勺，帶著水桶，我就不理解了。我就偷偷問邊上一個人，這人他說：老弟，這回把你放到農村去，要自個兒煮飯的，那荒灘裡面沒有一個鍋，你就得餓死。我一聽我就著急了，我跟門口看我們這個紅衛兵，我說我請假，我要出去買一個鍋，我東西在這裡我跑不掉。那紅衛兵說你去，半個小時回來，你半個小時不回來我打斷你的腿。我說行，我半個小時夠了，我就跑出南門汽車站，在南門附近小吃一條街那個地方買了一個鋼筋鍋，我飛快地跑回去，沒超過半個小時，我就帶著這個鍋到農村好煮飯呀。
王慶同被監督勞動的地方在鹽池縣，距離銀川百餘公里。這裡有明代修建的兩道長城，一道叫“頭道邊”，最北面的一道叫“二道邊”。過了二道邊，就是古人所稱的“塞外”了。
王慶同：我大學畢業才八年，突然從天上掉到這么一個環境裡面，思想苦悶、迷茫、恐懼那種心情。走著走著過了一道長城，土長城，翻過這個長城以後，大概又走了一個小 時，又一道長城，我就不明白了，我到什麼地方？我這一輩子就在沙漠裡面，跟著 不停的走。
1966年9月25日傍晚，王慶同來到二道邊以外最靠近沙漠的油坊梁村。王慶同平生見過的第一碗黃米燜飯，就是在油坊梁村的政治隊長家裡。吃完那碗黃米飯，王慶同就睡在灶台旁邊，度過了他漫長流放生活的第一個夜晚。
王慶同：當時在那個環境裡面你要活下去很難的，我沒有勞動技能，沒有家，誰都不認識，又帶著一個分子的帽子監督勞動，要活下去，虧著當地的農民，很純樸善良的農民，生產隊大隊長這些基層幹部，要我今天看來，可以說是人道吧，人道主義精神，或 者換一個詞來說善良、純樸、同情，幫助我在那裡沒有死掉，活下來了。
為了活下去，王慶同嘗試著融入這個陌生的社會，而油坊梁村的農民友善地接納了他，從此，寧夏人也給這位受難的記者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
王慶同：我後面住的一戶農民叫郭登明，沒有他老媽幫助我，把這個糜子在碾子上變成黃米，我連吃的都沒有。郭登明他讓我每天到他們家裡，去提一桶水，這樣我才能煮飯、喝水，有少量的時候洗洗臉。
王慶同：中秋節晚上，我點著小煤油燈，水瓶子改的煤油燈，在炕上看書呢。突然我的門被推開了，進來一個五十多歲的中老年婦女吧，她挎著一個籃子，籃子上面蓋著一層 布，她進來以後把這個布揭開，我發現裡面是兩個油餅，一瓶油炸的辣子，幾個土 豆。她放在我的炕上。也沒有多說，今天中秋節你也不要想家了吧，她說完這句話以後，她就走了。
一天傍晚，生產隊收工回來，當疲憊不堪的王慶同走到一戶姓楊的農戶家門前的時候……
王慶同：他家裡面有一個十七八歲的一個小姑娘突然出來，把我拉到他們家裡面去，她從伙房裡給我端了一碗麵。我三口兩口就把它吃到肚子裡面去了，臨走的時候她從冬櫃，就是裝糧食的冬櫃，拿了一個藍花碗那么大的一塊羊油坨子，塞給我，那么我拿了 這個羊油坨回來以後，也解決了我很長時間的在農村吃飯沒有油的問題。
王慶同生活的油坊梁村，遠在荒涼的塞外，政治風暴吹到這裡，已是強弩之末，對頭上帶著“反革命”帽子的王慶同來說，影響並不大。但是，在“與地奮鬥”的歲月中，王慶同不敢忘記自己，更不敢忘記自己是怎么從記者變成農民的。他要申述自己的冤屈，那隻肥皂箱又派上了用場。
王慶同：我申訴他不能不讓我申訴，最後貼一個郵票就寄出去了。從申訴到中央、省、到本單位，我不停地寫申訴信、申述報告。這算是對自己還有一種精神上的希望，也許哪一天，說不定天上露出一點太陽。
為了申述，“文革”中，王慶同去了北京。他和許多上訪人一樣，敲開一扇扇大門，遞上自己的材料。在最高法院接待站，他碰到了一位正要關門下班的接待員。
王慶同：他把門打開，重新回辦公室，回他接待室，聽我把話講完。那離下班時間已經半個多小時過去了，但是，他聽我講完以後也沒有說什麼，但是他就是說，按照現在的 情況，你只有一條路，回生產隊。單位不要你，開除你了，監獄現在也不要你，我 沒有被判刑，你只有一條路，回生產隊去等著，耐心等待。
王慶同：人真是一個很奇怪的動物，我出了他的門，我流淚，我哭著走出去。有人同情我，他完全可以說下班了，你明天再來，他沒有這樣，所以這個，這么一點小小的安慰，就使人感覺到心裏面有一種，好像有一股很大的暖流注進來，使你感到生活不完全 絕望。我哭著出來的……
從北京回來的王慶同，唯一的方法就是等待，而最現實的等待，就是把申述材料寄給自己認為是管事的收件人。時間，就這樣以年為單位周轉著。直到許多年以後，時間的輪盤終於轉出了一個有意義的時刻。
王慶同：我在生產隊勞動了將近九年，1975年我突然在菜園子裡面，在除草，生產隊一個姓余的，叫余炳富，實際上是於炳金這個隊長的弟弟，堂弟弟，他放羊的，他放羊到了我的園子附近，就站在園子上那個岩腦，就喊：王慶同、王慶同，隊長叫你到公社去一趟，我聽見了。這是1975年6月的一天，已經39歲的王慶同向公社所在的高沙窩鎮，匆匆走去。
王慶同：趕到公社的時候我找到那個秘書。他說縣委組織部叫你去，我說去乾什麼？他說我也不知道，你去吧。我就納悶啊，組織部找我乾什麼？我就試探他一下，我說，那 我就不回生產隊請假了，我看他是不是還把我監管得很嚴，是不是。他說沒事，沒 事。你去就行了，我一聽好像不是象要對我繼續加重處罰的意思，好像是很寬鬆，你走就沒事，沒事。我心裏面感覺有底了，可能是我的好事來了，我盼望的那一天 來了。在九年當中，我每天都在盼望這一天，但是我不知道這一天是哪一天，我一想，這么快就來啦。到了鹽池縣城，組織部對他宣布的審查結論是：恢復公職，由縣裡重新安排工作。當晚，王慶同住在縣城。
王慶同：當天晚上我回不來了，我就跟縣委的人說，我說我沒錢，我開不起房子啊，他說那你不用管了，他臨走的時候跟那個招待所的服務員說，記在縣委的賬上，就是我的房費記在縣委的賬上，我一下真想翻個跟頭，我告訴你。我真想在大街上翻一個跟頭，就是說縣委給我付賬了，給反革命分子付賬了，我一下子又好像回到另外一個天地了，這是我在九年當中我第一次得到一個組織的關懷，得到組織上把我當做一個它的人，給我開房子了。這種心情，沒有經過的人理解不了的。
那隻陪伴王慶同度過流放歲月的小木箱，在它的主人離開油坊梁村的時候，被劈成柴火，做了頓豐盛的的告別晚餐。王慶同被安排到鄰近的公社當了秘書，他從農民又變成了幹部。王慶同在青山公社幹了6年，39歲的時候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後來又做了公社的副主任。這段時間裡，中國發生的變化通過各種渠道傳到王慶同身邊。1980年春天，在王慶同離開記者職業17年以後，組織上為他徹底平了反。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被十年“文革”攪亂的中國開始恢復秩序。寧夏日報社與寧夏大學合作開辦了新聞專業，以培養急需的記者編輯，於是，王慶同這個名字再次被提起，命運的轉盤又轉出了屬於王慶同的新畫面。
王慶同：由一個人變成了八個人，由一個人變成了八個人，我的身份呢，由原來的寧夏日報的記者、編輯，中間經過那么一段曲折，到寧夏大學，成了一個大學教師。
王慶同：我幾乎沒有早睡過，你想我儘管是北大新聞專業畢業，但是我中間在農村勞動，在基層17年我全部脫離了，我現在重新把它拾起來，而且我不斷的開新課，從頭到尾我開了八門新課，我肚子能倒出來我都給他們。應該說我這一輩子到農村也好，後來到學校裡面和學生相處也好，我覺得我還是得到一種人際交往當中的很多啟示。你是個什麼人，人家從你的行動判斷你，你付出，人家心裡明白。
王慶同1996年退休，他常回油坊梁村訪友。令他遺憾的是，當年陪伴他度過長夜的兩隻小狗沒能活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