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自少“肆力經文，稽理修辭”，學識不凡。然年過而立，尚是一介布衣。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被派往藩司服役，才識為當道所賞，“禮為其子師”，由是頭角嶄露。後來的仕途就更具傳奇色彩：據傳那年朝廷遣專使來祭南海神，當道設宴款待。酒酣之際，使者索詩助興。王度時亦與焉，即席口占數絕，多所規諷，其中詠《橄欖》云：“南海飛騎薦荔枝，誰知橄欖更清奇。只因托根尋常地，無自吹噓上帝畿。”使者非平庸輩，聽出了這詩中的弦外之音，異而詢以十事，“遂以明經儒士薦，起家拜山東道監察御史。”這一年為明洪武二十二年，王度三十四歲，當然算不上是少年得志。不過，這偏大的年齡，恐怕又正是他得任此職的重要原因。在明代，監察御史主糾察內外百司之官，品階不高（正七品），而權特重，是以除德端學優外，老成持重似亦為入選的必要條件。王度走馬上任，“繩糾務持大體，疏十餘，上多見用。”——他果然是勤慎有能，不負眾望。
王度才識的真正顯露，還是在朱元璋死後不久發生的“靖難之役”中。這一場朱家叔侄爭奪皇位的戰爭，叔父燕王朱棣自稱“靖難”不過是“欲法周公輔成王耳”；而奉建文帝為明朝正朔的大臣們則指其奪嫡纂國，群起口誅筆伐，其首領即為侍講學士、一代大儒方孝孺。度亦參予其中，“悉心贊劃”，為方黨之中堅。初，“惠帝（即建文帝）舉五十萬兵畀景隆，謂燕可旦夕滅”，無奈這李景隆庸懦怯敵，戰屢敗。度遂“密陳便宜”，舉大將盛庸代之，帝從其議，“是以有東昌之捷。”後來前線告急，“度奏請募兵”，及時增援。小河報捷，又“奉命勞軍”，親赴前線。小人多妒而賢者招忌，正當王度不遺餘力策劃奔走之時，便遭抗敵無能誤國有術的景隆讒間，最終被惠帝見疏。正如史家所評：“度有智計”竟“用有未盡”，令人惋嘆！
平心論，王度之見用與否，在當時於大局實已無足輕重。文人放言高論而武士執銳披堅，此戰鹿死誰手，其實早有定數。當燕軍鐵騎千里長驅，奔突鳳陽，方孝孺已預感無力挽狂瀾於既倒，他致函王度，願與“誓死社稷”，一幕悲壯的史劇就這樣奏響了蒼涼的序曲。緊接著，金陵淪陷，建文失蹤，百官皆降，成祖登基。方孝孺十族盡誅，慘烈絕倫；王度滿門抄斬，姻親連坐一百五十五戶無一倖免，天下哀之，時王度僅四十七歲。
先是，度僅“坐方黨謫戍賀縣”，未至論死。不久，“又坐語不逝，族。”何語不遜？語何不遜？史未明載。其實亦無須深究，大略應如“文革”時的“惡毒攻擊”，不然又何致罪該萬死，九族株連！在殺人者看，這當然是咎由自取；但於被殺者，則又未必不是捨生取義——王度他顯然是記住了與方孝孺“誓死社稷”的君子一諾，因此歷史也就永遠記住了他。他的事跡載入《明史》，而坐落在惠州西子湖畔的孤忠祠、水北村的三王廟，直至清末民初，數百年間香火鼎盛，老百姓在那裡虔誠祀奉的，便正是王度的一片忠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