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王國維（1877—1927）王國維，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浙江海寧人。王國維是我國近、現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他早年追求新學，接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把西方哲 學、美學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相融合，研究哲學與美學，形成了獨特的美學思想體系，繼而攻詞曲戲劇，後又治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郭沫若稱他為新史學的開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學無專師，自辟戶牖，成就卓越，貢獻突出，在教育、哲學、文學、戲曲、美學、史學、古文學等方面均有深詣和創新，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留下了廣博精深的學術遺產。
一、家世淵源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開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傳，遠祖王圭、王光祖、王稟、王荀四世，均以戰功顯赫，其中王圭、王稟及王荀死於國難，尤以王稟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禦敵而殉國，是一位勳績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稟之孫王沆隨宋高宗南渡，襲安化王爵，賜第鹽官，遂定居於此，已有八百餘年的歷史。到王國維的父親王乃譽，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孫。海寧舊有安化王祠，始於明弘治年間，嘉靖壬子年毀於火，後又重建，移之邑治之東，今舊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將王稟及襲封前爵、賜第鹽官的王沆，在海寧受到當地人民的長期敬仰。王國維對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補家譜忠壯公傳》。
二、治學活動及主要經歷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清光緒三年舊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生於浙江海寧市鹽官鎮雙仁巷，自1877年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讀農學社及東文學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時期主要是在海寧故鄉度過的。四歲時，母親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蘊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顧，而他的讀書生活，則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譽的影響。王乃譽，字與言，號蓴齋，早年讀書並習賈於茶漆肆，貿易之暇，攻書畫、篆刻、詩古文辭，博涉多才，治學精進不窮，尤於書法、畫理用力最勤，著有游目錄八卷，古錢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題畫詩、畫粕等數卷。王國維生活在一個富有文化修養的家庭里，從小聰穎好學。1883年，他七歲起，先後入鄰塾從師潘紫貴（綬昌）及陳壽田先生就讀，接受過塾師的啟蒙教育，並在父親王乃譽的指導下博覽群書，涉獵了傳統文化的許多領域，並初步接觸到近代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和維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讀書的志向和興趣。
1892年，王國維入州學，名在第六十餘名，同年赴杭應府試未取。1893年，又赴杭應科試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人崇文書院。他自從考入州學後，並未用主要精力準備應試，而是從博覽群書中產生了對史學、校勘、考據之學及新學的興趣。1894年甲午戰爭以後，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學向中國輸入，王國維接觸到新的文化和思想，產生了追求新學的強烈願望。雖然因為家貧而不能以資供其外出遊學，他仍關心時事，研讀外洋政書和《盛世危言》、《時務報》、《格致彙編》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陳枚肅家任塾師時，很不安心在家鄉為人作家庭教師，由其父為之請人推薦留洋學堂，嚮往出國留學。
1898年正月，王國維由父親王乃譽親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學的航程，由水路抵滬，入《時務報》館。二月，入羅振玉所辦東文學社。其時在《時務報》社師事維新派人士歐榘甲，在東文學社從師日本教師藤田八豐、四崗佐代治，學習日文之餘，兼學英文及數理等。是年戊戍變法，六君子遇害，王國維深感不平，“頗有扼腕槌胸、搔首問天之慨”（據王乃譽《日記》）。1900年春，王國維為參加出洋考試及安排赴日留學事奔波，在羅振玉的資助及藤田、田崗兩位日本教師的幫助下，於1900年12月赴日本東京物理學校學習。因病於次年農曆四月二十六日由東京返國抵滬，五月返家養病。八月後，赴武昌農學校任譯授。王國維的編譯工作，始自王氏在東文學社時期，日本留學後，他又在羅振玉辦的《教育世界》發表了大量譯作，繼而成為該刊的主筆和代主編，通過編譯，並加以自己的論述，介紹了大量近代西方學人及國外科學、哲學、教育學、美學、文學等領域的先進思想。他從1898年到上海（時年二十二歲），至1906年三十歲其間，除在東文學社、東渡日本留學，還曾任教於南通師範學校、江蘇師範學堂等。此時他以攻哲學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華、尼采哲學，兼英法諸家，結合先秦諸子及宋代理學，又攻西方倫理學、心理學、美學、邏輯學、教育學，所譯心理學、邏輯學名著有開拓之功。他自稱這一時期為，“兼通世界之學術”之“獨學”時期。代表作有《紅樓夢評論》及《靜庵詩稿》、《人間詞》。此外王國維曾擔任學部總務司行走、學部圖書編譯局編譯。三十歲以後，轉治文學。他第一次全面地向國人介紹了俄羅斯文學家托爾斯泰，並對莎士比亞、但丁、歌德等進行介紹和比較，介紹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名著及英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等人。同時，王國維還對美學、詞學進行研究，寫出了著名的《人間詞話》，對中國戲曲史進行研究，撰有《曲錄》等多部著作，為《宋元戲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礎。
1911年辛亥革命後，清政府解體，王國維攜全家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僑居四年余。在羅振玉的幫助下，有機會靜下心來做學問，研究方向轉向經史、國小。他與羅振玉一家相鄰居，平時互相切磋，往返論學，協助羅氏整理大雲書庫藏書，得以盡窺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並與日本學者廣泛交流，學力乃駸駸日進。他在《國朝金文著錄表序》中說：“東渡後，時從參事（指羅氏）問古文字之學，因得盡閱所藏拓本”。他治甲骨文字，始於此時。由於專力於研究新發現的史料，並能以古文字學為基礎，研究古史，從古器物到古代書冊、服裝、建築，所涉甚廣，著述甚豐。此外，在戲曲研究方面亦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戲曲考》，被譽之為“戲曲史研究上一部帶有總結性的巨著”。在日本期間，王國維有感於時局動盪和清王朝滅亡，結合人生體驗，有詩作問世，編定詩集《壬癸集》。這一時期，他的生活頗安定，學術上也更有成就，他自述此間“生活最為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只因生計問題，有同鄉鄒安邀其返滬，為英國人哈同編《學術叢編》雜誌，他不願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羅振玉，遂於1916年回國。在哈同“廣倉學窘”《學術叢編》任編輯主任，兼倉聖明智大學教授。主要從事申骨文字及商周歷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參與編摹《浙江通志》，為江南著名藏書家蔣汝藻編《烏程蔣氏密韻樓藏書志》等。並將辛亥以來重要的研究成果，編成《觀堂集林》，其中《藝林）八卷、《史林》十卷、《雜林》二卷，對後世具有很大的影響。
1923年春，當時溥儀小朝廷要選海內碩學之士，王國維經升允推薦，到北京充任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按清代慣例，在南書房工作，大都應是進土、翰林以上學問淵博的著名人物，王國維雖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學識，與楊鍾羲、景方、溫肅三人同時入南書房工作，有幸得窺大內所藏，曾檢理景陽宮藏書。次年冬天，馮玉祥“逼宮”事件發生，王國維結束了“南書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學問的胡適、顧頡剛等人推薦他擔任新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王國維推而不就院長職，僅任教職。講授《古史新證》及《說文》、《尚書》等課程，從事《水經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以其精深的學識、篤實的學風、科學的治學方法和樸素的生活影響了清華學人，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同時他自身的學術也更加精進，學術成果豐碩，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其論殷周、釋甲骨、釋鐘鼎，處處卓絕，語語精到，皆出自己心得、發明和獨創，對古代歷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貢獻，博得海內外學人的推崇和尊敬。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在頤和園魚藻軒昆明湖自沉，終年五十歲。8月14日葬於清華園東一里西柳村七間房之原。清華大學有王國維紀念碑，至今仍存。1960年1月清華大學因基建遷其棺於北京福田公墓，一九八五年八月樹碑，由著名金文專家、受業弟子、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戴家祥撰碑記，著名書法家沙孟海書碑文。北京市文物局十分重視王國維之墓的修繕工作，投入資金及人力，於一九八五年修復。座落在觀潮勝地浙江海寧鹽官鎮的王國維故居，亦於一九八五年修復，被定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供中外學者和遊人觀瞻。
王國維娶莫氏，生潛明、高明、貞明。莫氏故世，繼室潘氏，生子紀明、慈明、登明，生女東明、松明、通明（早殤）。
三、學術貢獻及著述
王國維學識博大精深，著述宏富，通日、英、法諸國文字，先後在哲學、文學、戲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殷周史、漢晉木簡、漢魏碑刻、漢唐史、敦煌文獻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圖書管理學、版本目錄學等多學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治一門，通一門，造詣至深，且能以自己的真知灼見，做出超越前人和時代的成績，王國維學術思想和成就“在國內外學術界有巨大影響，享有國際盛譽。”“確是我國近代史上一位以通人之資，成專家之業的思想家、大學者”，雖然，他“離開我們已半個多世紀了，他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各種創作、考釋、校注、跋論、專文等，其中許多論斷，經過長期的實踐檢驗，證明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不易之論’，為中外學術界所敬仰。”（《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一集、第三集前言）。
王國維運用甲骨文治商周史，這在學術界是前無古人的創舉，他在甲骨學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注意用新材料、新方法解決新問題，綜合比勘。將甲骨資料與其他史料相互參證，在歷史地理、古代祀典、制度、古文字辨析、甲骨斷代、甲骨綴合研究諸方面均有創穫，對學術界有巨大的影響。他在對殷王世系的考訂中取得了卓著成果，所作《殷墟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是研究商代歷史最有貢獻的著作，這不僅是王國維學術研究中的一個最大成就，亦為近代學術史上一大盛事。他根據卜辭中的地名與古文獻相印證，撰成《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運用文獻和金文資料寫成《三代地理小記》、《鬼方昆夷獫狁考》、《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說商》、《說毫》、《說耿》、《說殷》等論文，進行了包括都邑在內的古代方國地理研究，在歷史地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貢獻。他還對殷代的祀典進行了詳細的探討，著有《殷禮徵文》，提出的一些重要論點至今仍確切不可易，他對殷代禮制的研究成果，對啟發後人研究殷代文化制度有很大的幫助。所作《殷代制度論》，則運用甲骨文與古文獻資料互相印證，探討了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和政治文化制度的演變。其研究方法為他首創之“二重證據法”，已成為後人疏通證明古代歷史的科學方法，至今仍不失其重要意義。
王國維在史學研究方面，不僅是我國套用甲骨文、金文研究和解釋中國古代歷史的創始者，而且，他還以“熟於兩漢史事”著稱，他與羅振玉合編《流沙墜簡》，從事兩漢、晉屯戍諸簡的考釋工作，他在秦漢史研究中著重於考訂史事及對漢郡的考釋和西陲古地理的考證，主要著述有《秦郡考》、《漢郡考》、《漢會稽東部都尉治所考》、《後漢會稽東部侯官考》、《流沙墜簡序》、《漢魏博士考》等。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第一個據唐寫本考證唐史，在職官制度、均田制及其他史事考訂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著名的韋莊《秦婦吟），是我國詩歌史上最長的一首韻文敘事詩，因諱曾長期不傳於世，經王國維據《北夢瑣言》及用殘本互勘，才得以復傳。他還證補唐史，填補了兩《唐書》的空白。
王國維在匈奴史研究方面，根據古器物和古文字的考釋，研究各族名稱的歷史演變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他是近代國內史學界第一個研究匈奴族源的學者，也是第一個就匈奴的族屬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殷代的鬼方是匈奴的族祖，他從古器物、古文字考出其族源來自鬼方、昆夷、獫狁，其考訂論證詳細、精審，為匈奴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其代表作《鬼方昆夷獫狁考》及《西胡考》、《西胡繼考》，廣徵博引古文獻及鐘鼎彝器銘文，研究古代北方遊牧部族史，對研究匈奴族源、職官、文化制度及其與漢族的關係，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在學術界至今仍有深遠影響，成為後人借鑑的寶貴文獻。
王國維對蒙古族史和元史的研究，著重於對有關史料進行考訂，依據史藉及其他有關資料進行精審的校勘和分析，並作精闢的考訂，對蒙古族在歷史上的存在及發展進行研究。他考證蒙古族在歷史上的發展情況，並未局限於元史，他認為蒙古族的崛起，與契丹、女真興衰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將蒙古史與元史、遼史、金史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他研究元史，校錄了唐宋以來古行記七種，每種都蒐集了兩種以上版本進行校注，在校注史籍的同時研究蒙古統治者與漢族經濟文化的關係，研究蒙古族的早期發展及流變。他考察史料，撰寫專著，撰《耶律文正公年譜》、《蒙韃備錄箋證》、《黑韃事略箋證》、《元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蒙古史扎記》、《韃靼考》（附韃靼年表）、《蔭古考》、《黑木子室韋考》、《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金界壕考》、《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還編輯了蒙元重要史料多種，在學術上作出了突出貢獻。
王國維還長期致力於古代歷史地理名著《水經注）的研究校勘，他掌握了《水經注》宋刊殘本及明清以來的主要版本和抄本，不僅對《水經注》本身進行了精審的校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通過對版本、抄本的因襲、源流、翔實程度的研究，使他在考釋古器物、古地理，研究殷周秦漢歷史，尤其是在西北史地和蒙方、元史研究中對古地理問題，更得心應手，駕輕就熟。
王國維在早期受到西方哲學思想的影響，青年時期研究哲學，他認為康德、叔本華的哲學“可愛者不可信”，是“偉大之形上學、高嚴之論理學、純粹之美學”，而嚴復介紹的實證論則是“可信者不可愛”的哲學，王國維作為科學家，傾向於實證論，但他又系統地介紹了叔本華的哲學學說。近代兩種哲學思潮的對立也反映在王國維的哲學思想上，這種矛盾體現在他的哲學思想和學術研究中，表現為既有對思辨哲學（他稱為“純粹之哲學”）的酷嗜，又有尊重客觀的知識的實證精神。他能用實證精神對“概念世界”進行反思，並從哲學高度總結治學方法。他在分析批判傳統哲學範疇和自覺運用實證方法方面，有其獨特的貢獻。蔡元培曾說：“王氏介紹叔本華與尼采的學說固然很能扼要，他對於哲學的觀察也不是同時人所能及的。”（《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王國維攻治哲學的成果，一部分已收入《靜安文集》及《續編》，另有32篇發表在（教育世界》的論文，其中哲學總論2篇，中國哲學10篇（皆為論文），西方哲學20篇（論文6，傳記14）（今人譚佛雛先生輯有專集《王國維哲學美學論文輯佚》）。
王國維治美學、文學，與其治哲學並重，他曾說：“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學家。”在我國近代文學史上，他向國人介紹荷馬、但丁、莎土比亞、拜倫、斯蒂文森、歌德、席勒、黑貝爾、托爾斯泰等外國大文學家。他還研究中國文學，寫了著名的《人間詞話），其“境界說”等美學、文學理論，則將中西美學、文學思想“化合”，影響深遠，他提出的“成大學問、大事業之三境界”內蘊深邃，至今廣為傳誦、膾炙人口。所作《紅樓夢評論》，則是《紅樓夢》研究史上第一篇比較系統、比較全面地論述《紅樓夢》諸問題的重要論文，在紅學研究方面具有開拓性、突破性的重大意義。他的詩詞創作，也頗有獨持風格，其《人間詞》115首，長於抒情，風格多樣，且含哲理，思深感銳，顯現其睿智、敏感之靈光，清邃雋永，是他將其美學、文學理論付諸實踐的結晶。
王國維研究中國古典戲曲史，達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郭沫若曾指出：“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末元戲曲考》）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毫無疑問，是中國文藝史研究上的雙壁。不僅是拓荒的工作，前無古人，而且是權威性的成就，一直領導著後學。”王國維把他深厚的學術根坻及中國文學的修養，同西方先進的戲劇文學理論、科學縝密的研究方法相結合，第一次揭開了中國戲曲藝術的起源和形成問題，勾勒出宋元戲曲發展史的輪廓，為戲曲史研究積累了系統的資料，把戲曲藝術提高到歷史科學的範疇，在文學史上為元雜劇和南戲爭得了應有的地位。他著有八部關於中國古典戲曲史的研究專著，其研究成果，令世人矚目。
王國維在教育學研究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他站在維護新學與西學的立場上，提出了一些資產階級的教育觀點，反映了當時中國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倡導引進西方思想，通過改革教育來振興中華的熱望。他提出了關於教育宗旨、知識論、高等教育、學校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論述，尤其是在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了培養完全人格的體、智、德、美四育的教育主張，還提出了“完全之知識”的論述及師範教育、高等教育方面的論述，對中國近、現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及教育思想的發展，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的教育學論文及關於教育學及教科書的譯著，主要發表在《教育世界）。
王國維在圖書館學、版本學，目錄學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早期在學部圖書館任職時，積極介紹了國外新興學科辨學（即邏輯學）、心理學等，編譯英百科全書條目中所收《世界圖書館小史》，此譯作被收入學部檔案珍藏；他在介紹圖書館史的同時，還系統介紹了圖書館學概論及上古、中古、近世期圖書館的發展演變，尤其介紹了文藝復興時期圖書館，美國、英國的圖書館及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圖書館、圖書管理法。在晚清時期的中國，王國維積極介紹國外圖書館的概況。其譯作雖然30年代才公開發表，但譯成後於內部流傳，有一定影響，在三十年代，也作為圖書館學的一部重要學術譯著，對當時的圖書館事業起到了推動作用。王國維作《庫書樓記》、《查他山文集》、《敬業堂文集序》、《傳書樓記》，記述清內閣藏書概況及北宋、明代至明末私家藏書之演變，是研究中國圖書館史寶貴的文獻資料。王國維對目錄學有深入的研究，曾遍校歷史上重要的目錄學著作，還編撰目錄學著作，親自纂目錄、編索引，撰《五代兩宋監本考）、《兩浙古刊本考》、《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等，發前人所未發，填補了版本沿革研究的一大空白，他還勇於革新創造，其所校所勘所撰，言之甚鑿，論說精當，在目錄遺產的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校勘古籍，所批所校書目190多種，所校諸本，皆成善本，大多為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所珍藏，以傳後世學人。
王國維生前著作六十餘種，他自編定《靜安文集》、《觀堂集林》刊行於世。逝世後，另有《遺書》、《全集》、《書信集》等出版。更有今人整理出版之遺著、佚著多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