犧牛

摘要

犧牛是古代的一種純色牛，《禮記·曲禮下》中：“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其中“犧”是“色純”的意思。
犧牛常見於一些青銅器上，被稱為犧尊。李峪村青銅器中的犧尊，現存上海博物館，長58.7厘米，高33.7厘米，重10760克，其鼻上有一環，對照《呂氏春秋·重己》中提到的：“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是中國古代人民馴服牛的證據之一。

注釋

“犧”字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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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xī ㄒㄧ 牜，部外筆畫：6,總筆畫：10筆順：3121125351

基本字義

犧 xī
古代稱做祭品用的純色牲畜：～牲（a.古代祭祀用牲的通稱，色純為“犧”，體全為“牲”，如“～～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b.為了崇高的目的捨去自己的生命或權利等，如“為祖國不怕流血～～”；c.放棄或損害一方的利益，如“他～～自己的休息時間，突擊完成了任務”）。～牛。～尊（古代犧牛形的酒器）。

牛尊承載的歷史信息

功能變化信息

商周前期的青銅器多為顯示權力與地位的禮器及祭祀祖先與神靈的祭器，禮器中“鼎”最為尊貴，多為方形或圓形，稱為“國之重器”，“問鼎中原”的典故講的是楚王挑戰周王權，欲稱霸中原的事，說明了鼎的重要性。祭器中“尊”最為常見，主要用於祭祀時盛酒，有圓形、方形和鳥獸形等，其中鳥獸尊種類繁多，尤以牛、馬、羊尊為多，這類尊通稱犧尊，青銅器銘文中多把“尊彝”作為青銅器的通稱，說明作為青銅時代主要祭器的尊，其地位僅僅次於鼎。但此牛尊除了有正常牛的造型外，在牛的頸、背、臀部各鑄有一孔，中間一孔插有一杯狀容器，可以取出，前後兩孔的孔沿較為平滑，沒有紋飾，看來應當有蓋，可惜出土的時候沒有發現。這種造型說明此牛尊的用途應是日常生活中的溫酒器：中間之孔中的杯狀容器應是盛酒器，相當於現在的酒杯；牛頸與臀部之孔用以灌注熱水，蓋上蓋子後起保溫作用，而不是用於祭祀的祭器。祭祀用的牛尊是無需這種複雜的造型且祭祀盛酒也無需溫熱。此牛尊的出土說明至春秋晚期，青銅器已經不僅僅用於顯示權力、地位和祭祀祖先與神靈，也用於日常生活，其功能越來越趨向生活化，即使是用以顯示權力與地位也要通過青銅器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表現出來，“鐘鳴鼎食”便被用來形容富貴之家進食的場面。

人文主義信息

商周前期的青銅器上皆有以雲龍紋與婆餐紋為主的紋飾。雲龍紋是從多種動物的集合體—世上並不存在的“龍”的形象發展而來，這種紋飾在代表權力、地位及用於祭祀祖先與神靈的青銅器上大量出現說明商周時期人們對權力與自然的敬畏與崇拜。簍餐紋也是從一種傳說中的動物—食人惡獸的形象發展而來，在青銅器上大量使用這種紋飾是古人以惡制惡、辟除邪祟心理的反映，類似於後世年畫中的鬥神。遍布這兩種紋飾的青銅器皆給人以威嚴、厚重與壓抑的感覺，以表現權力和自然的威嚴與不可侵犯性。而此牛尊在首、頸、身、腿、臀等部位雖然飾有類似雲龍紋的紋飾，但紋路相對較細，給人以輕盈、飄浮、靈動的美感；牛尊面部、腹部、臀部上的紋飾完全相同，只是按部位的不同，有的取紋飾的全部，有的取局部或倒置，這些變化說明春秋晚期在青銅器紋飾技術上有了用印模法製造紋飾的先進陶范技術，而更重要的是說明青銅器的紋飾藝術在弱化適應權力與祭祀需要的示象垂戒功能的同時，增強了適應平民需要，注重人們精神需求的審美功能。另外牛頸及中間之孔的口沿上所飾的虎、犀等動物的浮雕，形態生動、憨態可掬、製作精美，毫無凶神惡煞之感，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動物形狀紋飾在青銅器上的出現說明春秋晚期隨著人們認識與對抗自然能力的逐漸增強，人們對自然的敬畏心理在逐漸減弱，人與自然間的關係趨向和諧。所有這些紋飾藝術的變化，都反映了春秋晚期人文主義的興起。

生產力進步信息

商周時期的犧尊多求形似，很少形變，此牛尊造型古樸、與真牛相似，沿襲了商周以來的犧尊造型特徵。但在此牛尊的造型上最為獨特的是牛鼻穿孔戴環，這種造型應是牛作為畜力被役使的典型實物見證。作為人類馴化最早的動物之一，牛與人類文明之間的關係相當密切，甲骨文的載體就有一部分是牛甲骨，這是中華文明起源的見證；作為人類的肉食來源，牛也是祭祀神靈與祖先的供品之一，“犧牲”(原詞義為祭祀用的豬馬牛羊)一詞便由此而來；作為畜力，牛最早是供人乘騎代步的，相傳老子就曾騎青牛過函谷關，牛也因此成為道教的象徵，然而作為畜力，牛的最大作用在於拉犁耕田，牛耕的使用不僅可以解放人力、也可以大面積深耕土地，從而推動農業生產的大力發展，所以牛耕技術在農業動力發展史上的意義是革命性的、是農業生產力顯著提高的標誌。大量的文字資料說明我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使用了牛耕技術。《國語-晉語》記載：“范、中行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吠畝之勒。”說的是晉國貴族范氏、中行氏的子孫淪落為農民以後，使用牛耕的情況；《戰國策-趙策》記載：“秦以牛田、水通糧……不可與戰。”“以牛田”就是用牛耕田，可見趙國非常害怕秦國使用牛耕後國力的強大；另外古人的“名”與“字”往往相連，孔子的學生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又名司馬犁，以上文字資料都說明牛耕技術在農業發達地區已相當普遍。但如果僅靠文字資料得出的結論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所以此牛尊出土的最大意義就在於作為實物見證，它能和諸多的文字記載相互印證春秋晚期我國已經開始使用牛耕技術的歷史是“信史”。非常遺憾的是此牛尊雖集鑄造、設計、雕刻藝術於一身，既是精美的藝術品又是生活中的實用品，承載著大量的歷史文化信息，卻因牛尾及頸、臀部位兩孔蓋的缺失，大大降低了此牛尊的文物品相；另外此牛尊上沒有銘文，也降低了它的文物價值。如果此牛尊不殘缺且有銘文，其所承載的歷史文化信息將更多，文物價值也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