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派

關於“物派”的存在及其名稱的產生由來，實際上直到現在仍不是太明確。一般來說，其直接發源與已故在日韓國藝術家郭仁植相關。1960年代初期，他開始對作品的材質本身和事物本身表現出一種強調和探究的姿態。1968年，在接受一家雜誌的採訪時“對物的觀察”這句發言，可以理解為一個起點。其實，關於“物派”的派字，並非複數藝術家們結成的明確黨派、或者主張一種主義的團體所推行的運動。事實上，雖然1970年作為物派中心人物的關根伸夫、菅木志雄、成田克彥、小清水漸、李禹煥(1936年韓國慶南出生，1956年來日本，其後畢業於日本大學文學系哲學科)舉辦了座談會，然而，在就有關“物派”的定義規定以及其名稱的表現含義上，都沒有留下任何記錄。另外，當時在東京的多摩美術大學教師，開設獨立研究、演習課程的齊藤義重，可以說既是當時這批年輕學生、以後的“物派”藝術家們的理解者，同時也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柱。齊藤自身，對於純抽象的真摯姿態以及對近代美術史的豐富知識，對其後的“物派”形成有著重大的影響。
況且，對這個在日本前衛藝術界留下巨大的足跡和影響，有著多種複雜性格的“物派”加以明確的定義，這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工作。如果為了對以下的介紹有一個基本的定向，不致處於曖昧的概念之中，而加以大致的概括的話，即可以說是“1960年代後半至70年代前半所出現的對土、石、木、鐵等素材基本上不作加工，並通過它們強調一種“關係”的存在“和日本一群藝術家們嘗試所定的名稱。”(《現代美術事典》美術出版社)這一概括或許比較合適。物派，成為打破戰後日本對歐美諸國一邊傾倒的現狀的突破口，也可以說對1960年代的日本美術現狀，對文化和社會展開了一種反駁。物派，與在此之前以大阪等地為活動中心的具體派所不同的是，其批判性暫且不論，在於繼承他們下一代藝術家的輩出。這使得“物派”具有一種在歷史的時間軸上的延續，對以後的世代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的最初運動。順帶要說的，是1950年代發生在關西、以大阪為活動中心的具體派，其戲劇性的實驗成果並沒有觸發以後的世代持續相關的實驗，而只是成為歷史直線上一個孤高的存在；而物派的方式及思想，在各方面形成廣泛的影響，儘管其活動期間，只是1968年左右至1971年前後，大約三年這樣短短的時間，然而它的影響卻涉及到今天的許多方面。
至於物派活動的發源，可以將在1968年神戶的須磨離公園舉辦的第一屆現代雕塑展時，關根伸夫所推出的“位相—大地”作為源點，這是在公園的地面上挖掘出一個巨大的園柱形的洞穴，並使用其挖出的土堆出同樣形狀的園柱，正負一體作為展示作品。此後，關根以不同的素材進行組合的大膽的作品，持續發表，像《位相—海綿》、《相位—大地》等等。“相位—大地”，對當時的日本美術界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其巨大的存在感，表述了“世界有著世界本身的存在，怎樣能使創造活動成為可能，對我來說儘可能在真實的世界中提示自然本身的存在，並將此鮮明地呈現出來，除此以外沒有別的選擇。”這是關根沒有發表的筆記。另外，將關根的這些發言的要旨相呼應，並付諸於理論形式的是李禹煥，1969年發表了題為《存在與構造》的文章，其中有著“世界，並不因為人間的表象作用而對象化，所有的存在都是自然，對這種自然形態的世界所予以的關注本身也是學習”這樣的表述。
再說，1970年的會議上所強調的，正如其座談會的名稱《物(mono)開拓的新世界》所提示的那樣，當時一群年輕的藝術家意欲給美術表現帶來一個新的世界。這種對存在的認識的可能“精神境界”的追求，是無庸置疑的。某出版社舉辦這個座談會，在前文寫道：“這個新的世界秩序即將誕生，各種各樣探索的胎動開始呈現出來，我們似乎已經聽到了它的韻律，對美術領域來說，它顯示的是：美術這個既成的樣式，已經顯得陳舊。它已經不能包容和解釋今天的現象。在我國這幾年，也明顯呈現出來。……將石頭、紙、鐵板或者將它們組合，基本上不作任何加工，或者說僅僅直接將‘物’並置排列的一群藝術家……作為他們的基礎實際上濃縮了自己的世界觀，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那些能夠傳達或者被選擇的，恰好正是這些‘物’(mono)，作為‘物’本身所具有的一種非日常性被直接地得到提示，反過來這是解開纏繞於‘物’(mono)相關的概念性，而讓人們看到一個新的世界正在展開”。尤其是接示了通過作品展開這個新的世界的重要性。 “物”在這裡僅僅偶然成為被選擇的道具。另外，李禹煥在會上這樣的發言：“毫無混淆的炭的存在，與炭以外讓人感受到什麼別的東西的存在相比，更要緊的是它所顯示出一個新的世界的開闊狀態。”這個“讓人感受到其他東西的東西”，儘管在這裡一個概念中包含著兩個“物”，但意味著兩個不同的東西，然而最終本質上還是歸納為一個“物”的存在“狀態”“狀況”，這是不必多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