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2012年11月14日，賀龍之女賀捷生在《人民日報》上撰文《父輩的忠誠》,追憶父親賀龍事跡。
全文
1951年，賀龍全家在重慶。父親賀龍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部書，一部博大精深的書。從我懂事那天起，我就用心靈去讀他，用我沿著他的足跡孜孜不倦的跋涉和尋找去讀他。而在我用幾十年生命讀懂的幾個篇章里，南昌起義前後投向黨的懷抱，是他寫下的最激動人心的一章、最耐人尋味的一章。如果給這個章節取個題目，我想，非“忠誠”二字莫屬。
在人們的印象中，留著兩撇小鬍子的父親身材偉岸，手裡總是握著一隻大菸斗，動如虎，靜如松，是個無所畏懼又敢於擔當的人。他生於民風強悍的湘西，長於軍閥混戰的亂世，一旦給他一個機會或一片天地，他便會像蒼鷹那般翱翔，像矯龍那般翻飛，乾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來。我查過民國時期的史料，1916年2月，當他帶領不甘為奴的弟兄們端了芭茅溪鹽局，在故鄉湘西桑植建立第一支農民革命武裝時，三湘震驚，朝野惶恐。當時的湖南省長曾繼吾後來在《湖南各縣風俗調查筆記》中寫道：“桑植地處偏僻，昔年風俗淳樸，民性耿直，自民五（1916年）軍興，匪風頗熾。賀龍以販夫走卒，揭竿作亂，不數年榮綰軍符，總領數千，身躋顯要，名震鄉幫……”
父親出身貧苦，13歲就出外趕馬謀生，養家餬口。曾繼吾說他是“販夫走卒，揭竿作亂”，雖然口吻輕蔑，但與事實大體相符。問題是，在那個黑暗的年代，正是“販夫走卒”這樣的勞動人民才會被逼得走投無路，揭竿而起。至於曾繼吾說父親“不數年榮綰軍符，總領數千，身躋顯要，名震鄉幫”，我倒要感謝他如實道來，為歷史記錄下了父親在那個遠去的年代，曾怎樣的叱吒風雲。
父親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在南昌起義前的十幾年，他追隨孫中山，自告奮勇地站在討袁護國和護法的旗幟下，東征西討，屢建奇功。他幾起幾落拉起的人馬，也在一次次成功與失敗的磨礪中發展壯大。但是，穿著那身掛著亂七八糟零碎的舊式軍服，他卻心生煩憂，對狗咬狗般連年不斷的軍閥混戰深惡痛絕，尤其不忍看到生靈塗炭，流離失所的老百姓啼飢號寒。上世紀20年代初，四川南北兩軍形成對峙，父親奉命率領一團人馬入川作戰。三年亂仗打下來，父親雖從團長升任師長，卻對用舊武裝治理中國的做法產生了懷疑。許多年後，他用一生也沒有改掉的湘西口音嘆道：“我們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虧的還是四川老百姓。中國地方這么大，為什麼這么窮，這么弱？就是給這幫軍閥、官僚搞亂了。不打倒這些人，老百姓還能指望過好日子嗎？可是困難哪，這么大一個爛攤子，哪個能夠收拾？我們這幾千人又能怎么樣？我天天都在想這個問題。”
幾十年後我讀到這段話，深感父親當時的內心有多么悽苦悲涼。因為這次公開發表的言論，既透露了他對舊中國積重難返的無奈，又流露出對中國未來的茫然。他看到了要讓中國的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必須打倒軍閥和官僚，又苦於身單力薄，改變不了中國的現狀。那種進退維谷的窘境，就像在黑夜中躑躅，在荊棘叢中盤桓。
賀龍與子女1925—1926年，廣東革命政府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先是依靠有許多共產黨人的黃埔師生喋血東征，蕩平了陳炯明叛匪；接著成立國民革命軍，從廣州開始北伐。父親駐紮在貴州銅仁的隊伍被編入國民革命軍，這使他漸漸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那個在曙光中第一次出現在父親眼前的人，是共產黨人周逸群。他是以北伐宣傳隊的名義進駐父親那支隊伍的。兩個人的手握在一起，都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周逸群認定我父親是個可以為共產黨所用的國民革命軍將領，一見面就自報家門說，我是“紅腦殼殼”，我帶來的30名宣傳隊員都是“紅腦殼殼”。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父親也有心接觸共產黨，他想看看傳說中的共產黨到底比國民黨有何高明之處。因此他對周逸群說，紅腦殼殼好嘛，可惜你們共產黨不興結拜，不然我現在就想和你這樣的共產黨員寫蘭譜。周逸群說，蘭譜還不就是一張紙？只要我們的奮鬥目標一致，蘭譜算個什麼？
有了周逸群這個共產黨朋友指點迷津，出謀劃策，父親在北伐路上精神煥發。他指揮的部隊勢如破竹，一路高歌猛進，直到攻克武昌，把革命的烈火順勢燒向中原。當父親的隊伍先後在中原要地許昌和鄭州大敗奉軍，率先占領河南省會開封時，武漢國民政府發來通電嘉獎，稱“諸將士忠勇用命，衝鋒陷陣，建此奇功，彌深慶慰。”並決定將父親領導的獨立第15師擴編為軍，授予國民革命軍暫編第20軍番號；父親升任第20軍軍長，周逸群升任軍政治部主任。這也就是說，正在“赤化”的父親和他那支隊伍，開始變得舉足輕重起來。但好景不長，父親突然接到撤出中原、回師武漢的命令，沒多久又奉命向江西九江方向移動。
熟悉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當父親的部隊在北伐路上摧枯拉朽，乘勝進軍時，突然榮光備至，又突然從北方調到南方，這背後隱藏著一隻只黑手。說到底，無論蔣介石還是汪精衛，都想把父親和他的這支隊伍招致麾下。不過共產黨已先行一步，此刻不僅周逸群成了父親的左膀右臂，而且通過周逸群，在他隊伍里已吸納大量的共產黨人，正在籌建以共產黨員為主的新編第三師，讓周逸群當師長。
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就在這時進入了倒計時。
後來發生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因為在這一年，也即1927年，蔣介石率先在上海發動了“4·12”事變，繼而汪精衛又在武漢發動了“7·15”事變，國共兩黨從此分裂。在突起的狂風暴雨中，無數的共產黨人被通緝、被逮捕、被囚禁、被屠殺，革命轉眼被浸泡在血泊中。但在這年的8月1日，作為國民革命軍軍長的我父親，卻站在了南昌江西大旅社的台階上，一手舉著他那支銀光閃閃的白朗寧小手槍，一手掐著秒表，莊嚴地下達了南昌起義的命令。
賀龍要知道，那時候父親還不是共產黨員。他之所以被推舉為南昌起義的總指揮，和共產黨策動南昌起義的最高領導人周恩來肩並肩站在一起，除了他這支部隊成了南昌起義的主力之外，還在於他作為國民黨的一軍之長，在共產黨人最危險、歷史天空最黑暗的時候，主動選擇並跟定共產黨。而且，他是那樣的義無反顧，那樣的急不可待，就像在用一生等待這一天。
父親於是有了這段被共產黨信任和重用、被人民擁戴、被後人擊節讚嘆的光榮歷史。史家盛讚他從此拋棄高官厚祿、富貴榮華，跟著共產黨“大路不走走小路，皮靴不穿穿草鞋”。
最近有朋友去南昌拜訪“八一”起義紀念館，回來告訴我，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至今保存著父親當年的入黨登記表。這是父親經歷起義中的激烈戰鬥、起義後的倉促撤離，在南下瑞金途中填寫的。那時起義部隊已損失過半，而反動軍隊正像瘋狂的狼群那樣撲上來，戰鬥進行得異常激烈和殘酷。在且戰且退的一路上，父親反覆對周恩來說：讓我入黨吧！我把一切都交給共產黨了，黨叫我怎么辦就怎么辦！
這天，部隊駐在群山叢中的一座破舊的學校里，周恩來把發展父親入黨的任務交給譚平山和周逸群。這當然是一件神聖的事情，儘管是非常時期。譚平山和周逸群對像學生那樣虔誠地坐在一條板凳上的父親說：賀龍同志，此刻我們代表黨向你問話，你必須如實回答，不得隱瞞。請問你的動產、不動產、現金等，還剩多少？
父親淡然一笑，攤開雙手說：我什麼都沒有了。
譚平山和周逸群又問：那么你的社會關係呢？你在工農軍政各界有什麼社會關係？他們對待革命的態度怎樣呢？
父親說：以前的社會關係，參加革命後都不來往了。
或許還問了很多，但那份黨員登記表只記錄了這些。
我不知道經歷了那么漫長的年代，那么多戰火，又是在那么嚴酷的行軍途中，父親這份入黨登記表為什麼還能保留下來。但我知道父親上不愧天，下不愧地，是個對共產黨絕對忠誠的人。當他把腳邁進中國共產黨的大門，便開始與黨患難與共，不離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