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達
筆名石夫。1929年出生於湖北黃石時大冶大箕鋪。湖北革命大學畢業。1950年起，先後任湖北日報編輯、記者，湖北人民廣播電台編輯部主任，武漢大學中文系寫作研究室主任，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海外專稿部主任，香港中國通訊社高級編輯，香港亞洲文化有限公司總編輯。現任湖北省政協特邀委員，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會員，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顧問，是資深的新聞工作者、詩人、時事評論員。著作散見中國大陸、香港、新、馬、泰、菲、美、加、法等地中文報刊，約兩百萬字。夫人岑惠蓮，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曾在復旦大學、華中師範大學任教。
前不久，熊達先生從美國回到自己的家鄉大冶，不為別的，只為了滿足妻子的願望——有生之年多回老家看看，走走。轉眼熊達離開家鄉已經大半個世紀，雖然旅居海外，但是他總有一種鄉情難以割捨，用他的話說，“萬里旅居異國，不忘荊楚根深”。正是因為這份濃濃的鄉情，只要身體條件允許，每年他都要回來看看，回來走走，回來轉轉。
孩提時代，“熊才子”大名遠播
1929年1月6日，熊達出生於大冶大箕鋪一個地道的農民家庭。熊達的祖父務農，父親同樣是農民，祖輩們成長的軌跡，也許就是熊達未來的人生。但是說來奇怪，熊達從小與眾不同，尤其有“過目不忘”的本領。“難道熊達真的是文曲星轉世，家裡要出一個讀書人？”父母感到欣喜的同時，毫不猶豫將他送進了私塾。
7歲的熊達就這樣開始了啟蒙教育。他讀《三字經》、《百家姓》、《幼學瓊林》、《千家詩》、《唐詩》、《古文觀止》、《論語》、《孟子》、《詩經》、《左傳》以及《東萊博議》之類古書。在那時，私塾先生教什麼，熊達就讀什麼，背什麼。因為是一種囫圇吞棗式的學習，年幼的熊達並不是很理解自己所讀所背詩詞的真正含義。即使如此，他所讀的每一首詩，每一首詞，每一篇古文，都能非常流利地背誦。經過六年私塾的學習，熊達能背誦三百多篇古文和八百多首古詩，還閱讀了大量的古典小說。為此，少年的熊達就有“熊才子”之稱，成為遠近聞名的讀書人。
從10歲開始，熊達開始寫詩作文。到15歲時，他的作文在同年級中名列前茅。老師經常稱讚他，同學們更是追捧他。尚處年少的熊達感到欣然自得。上中學後，熊達開始接觸到新文化，見識漸廣。特別是在讀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後，他才知道自己過去寫的一些自認為很好的詩不過是文詞堆砌，無病呻吟，了無詩意罷了。他漸漸懂得寫詩要有真情實景，淺明暢達。學古人不能拘泥於古人，要有自己的見解和思想。
1950年，熊達由湖北人民革命大學分配到《湖北日報》社工作。他的寫作生涯真正開始了。
環境逼迫，感受記者酸甜苦辣
1953年，因為工作需要，熊達從《湖北日報》社調到湖北人民廣播電台，當了一名普通記者。在此期間，他寫了不少通訊報導，其中《我們的農業社》、《三個棉花姑娘》、《獨腿英雄王緒章》等作品先後被湖北人民出版社出了小冊子。在長期的新聞工作中，熊達深深地感受到，新聞必須以真實為第一生命。為此，他經常以寫真事、抒真情、講真話自勉。然而形勢的變化，環境的逼迫，使熊達深切感到：講真話難於上青天。“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主持湖北人民廣播電台的編務工作。一則是事務多、工作忙；二則經常感到‘想寫的不能寫，能寫的不想寫’。在這二十年中，除了偶爾寫幾篇雜文和舊體詩詞外，我幾乎沒有什麼創作。儘管如此，在我的筆下還是說了不少假話。文革期間是我一生最苦悶的時期：自己遭受‘隔離審查’；解放初期從香港回來參加新中國建設的妻子被逼神經失常；兒子參加武鬥，幾乎枉死。每當我積憤在胸不吐不快時，便偷偷地醞釀一些小詩，妻子看後立即撕毀，以免被人拿去做‘罪證’。到了文革後期，我獲得解放，再主筆政，每天面對的多是‘假、大、空’報導，什麼‘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越來越好’、‘文化革命就是好’……對這些文字，心中又好氣又好笑，可是手上又不得不簽發。在‘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氛圍中，我經常感到：頭頂上懸著‘和中央唱對台戲’的大帽子隨時會落下來。”
為了擺脫這種心靈上的折磨，經過多次申請，熊達於1978年調到武漢大學任教，講授新聞寫作。
遷居香港，找到生活重拾信心
熊達先生的第一位夫人在一次事故中喪生。第二位夫人岑惠蓮女士出生於香港，是一位熱血青年。新中國建立之初，為了支援祖國建設，她獨自一人從香港來到大陸參加建設。在湖北人民廣播電台工作期間，她與熊達結下了深厚友誼，最終走到一起。“文革”期間，因飽受逼迫，以至神經失常，每次聽到鑼鼓聲，她就會發病。為了調養身體，經過無數次申請，最終岑惠蓮女士於1975年帶著年幼的兒女遷回香港。
1979年11月，5歲的女兒在一次車禍中受了傷。得知這一訊息，熊達心急如焚。他渴望能夠親自照顧孩子，渴望陪在妻子身邊。上世紀80年代初，50歲的熊達通過層層審查後，辭去武漢大學教師工作，只身前往香港與妻兒團聚。
那時的香港與內地不同，雖然熊達曾是武漢大學教師，但當時的香港根本不認同他的教師資格。為了謀生，為了減輕壓在妻子身上的重擔，熊達開始四處謀生，卻屢屢碰壁。就在此時，妻子的同學主辦的長河出版社要出一本《中國文學精讀》中學教材。得知熊達有著深厚的中國古文功底，出版社便將編寫教材的重擔交給熊達。為了謀一份收入，熊達欣然接了這項任務。
編寫教材是枯燥的，但為了改善家庭生活，熊達一絲不苟地堅持著。此時，熊達的妻子在一所私人中學任教。因為收入與課時掛鈎，所以岑惠蓮的課程總是學校教師中最多的。從早講到晚，有時還要帶夜校的課，岑惠蓮回到家常常不願多講一句話，她要儘量保護好嗓子，保證第二天的正常教學。熊達見妻子累得不行，就偷偷幫妻子代代夜校的課。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人對國語能夠接受了。當熊達用國語授課時，學生們感到新奇的同時，熱烈歡迎。
經過四個月的努力，熊達編寫的《中國文學精讀》終於完成。雖然稿酬不是很高，但熊達很滿足。畢竟他找到了自己在香港立足的方式。
三條守則，妙筆生花著文章
因為在大陸從事過多年的新聞工作，經過朋友的引薦，熊達很快進入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因為工作業績突出，試用期還沒結束，熊達便被提升為海外撰稿部主任，負責向海外70多家媒體供稿。
在香港工作期間，熊達為自己立下了三條守則：不說假話，不說違心的話，未想通的問題暫時不說。在此後的十多年間，他以本名和石夫、石達夫、丁工等筆名為港澳、美、加、泰、菲、新、馬、法、澳等地華文報刊寫過時評、特稿、通訊、雜文一千多篇、舊體詩一百多首。此外，為《中報》寫過二百多篇社論，為《大公報》寫專欄，持續四年之久。
1985年，熊達的兩個女兒先後到美國讀書。1995年，夫人思女心切也到美國生活。之後，熊達亦追妻女到美國定居。
記者見到熊達先生時，他正與老朋友們相聚。雖然已是80高齡的老人，白髮蒼蒼，但他思維敏捷，耳聰目明。採訪中，他深有感觸地說：“餘生也幸，出生在貧寒家庭，經歷過國共戰爭和抗日戰爭，遭受過民族災難和人民生活的不幸。挨過餓，失過學。後來雲開見日，當過記者、作家，並在大學授課。從事新聞工作整整五十年。走遍大半箇中國。晚年卜居海外，又遊覽了亞、美、非、歐大半個世界。八十年經歷，自有許多悲歡離合。即使我走得再遠，即使我客居他鄉，我也深深知道：萬里旅居異國，不忘荊楚根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