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子勛

《集結號》的原型人物 1927年，熊子勛生於山東省蒙陰縣，少年時靠給人放牛或要飯為生。1942年，年僅15歲的熊子勛參加了革命。1948年，他隨劉鄧大軍南下到了湖北省穀城縣。

當時的穀城縣，剛從敵人手裡解放過來，只有縣獨立營為正規軍，有3個連的兵力，加上幾個區的區中隊、幹部武工隊，全縣武裝力量總共不到1000人。穀城縣西南山區，地處湖北省穀城縣、保康縣、房縣三縣交界之處，與神龍架林區接壤，山高林密，這裡聚集了大量國民黨殘部、土匪及被天主教堂控制的不法教徒，武裝力量達3000多人。
1949年3月23日深夜，光化縣（現為老河口市）和穀城縣沈家埡子兩地的天主教堂，在義大利籍主教費樂理、副主教範濟黎的指使下，以義大利籍神父艾國良等人為骨幹，勾結逃竄到谷城山區的國民黨殘部、土匪及一些不法教徒，在穀城縣紫金區（現為鎮）發動武裝暴亂，殺害了紫金區區長馮明道、村幹部和民眾百餘人，並搶走大量物資。
為了偵察敵人的活動情況，1949年3月24日，穀城縣獨立營三連120多名戰士，在連長白振東的帶領下，從穀城縣石花鎮出發，前往60里外的沈埡。
然而，白振東帶著隊伍剛一出發，就被敵人布設的眼線獲悉，將這一信息傳遞給了匪徒。3月27日，當白連長帶著隊伍沿著茶園溝向沈埡進發時，遭到了被反動分子艾國良、張子明等人煸動起來的數千名民眾的圍攻，土匪混雜在民眾中向解放軍戰士放冷槍。為不傷害無辜百姓，白連長下達命令，死也不能向老百姓開槍。解放軍戰士接到命令後，儘管敵人刀砍棍打，也沒放一槍。一些被敵人煽動的老百姓也趁混亂和匪徒一塊兒搶奪戰士的武器，很多戰士為了保護槍枝而被活活打死、砍死。
在這種情況下，白連長只得帶著戰士後撤。當白連長和戰士們退到一處叫老虎坎的地方時，又因一夥匪徒守住惟一的出口而過不去。為了掩護突圍，排長杜以德等10名戰士，向土匪發起衝鋒。白連長帶著部分戰士在戰友的掩護下，最終成功突圍，但在茶園溝突圍中卻有58名戰士生死下落不明。
一個多月後，經黨組織研究，穀城縣特派作戰經驗豐富的熊子勛為紫金區區長、葛振明為特派員，再次進山剿匪。熊子勛等人經過9個月的艱苦戰鬥，攻占了土匪窩藏地―――沈埡山區的主峰磨盤山，解放了谷城西南山區，抓獲了反革命暴亂分子艾國良等人。
當熊子勛帶人進入茶園溝時，頓時驚呆了：草叢中到處飄散著解放軍戰士的爛衣服、爛鞋子、破襪子、頭髮……無疑，這裡就是下落不明的58名戰友的殉難地，但戰友們的屍骨卻不知下落。他一下子跪在地上，仰天長哭。
那一刻，熊子勛發誓：一定要找到這些死去的戰友，寫一本書讓歷史記住這些人，讓這些烈士在人們的心中“永生”。
因一個情節獲“罪” 被“勞動改造”12年
解放後，熊子勛先後被安排到穀城縣財經委、法院等單位工作。但他一直沒有忘記尋找58名戰友的下落。在工作之餘，熊子勛經常進入沈埡山區，尋訪58名戰友死後的下落，蒐集當年戰爭的史料。由於剛解放，很多老百姓心有餘悸，加上當年很多老百姓受到鼓惑參加了反革命的武裝暴亂，都不願意談論當年發生的事情，尋訪工作進展很慢。
熊子勛經過10多年的蒐集整理，以親身經歷為線索，撰寫了16萬字的初稿―――《磨盤山平暴記》（後改名為《黎明的鐘聲》），記述了該事件的經過。
讓熊子勛沒有想到的是，為了記錄這段歷史，記住犧牲的戰友，他在文革中竟受到衝擊，被下放到谷城薤山“勞動改造”了12年。
熊子勛受衝擊的原因，是他整理的書稿中有一個章節，記錄了他指揮剿匪時的一個真實情節：解放軍在追擊土匪中，經過山中的一處茅草屋時，發現兩間茅草屋的門被一個大笸籮堵著，一名戰士搬笸籮時，發現笸籮不停地動。熊子勛以為有土匪藏在裡面，就命令戰士沖了進去。戰士們進去後，才發現是一名女孩赤裸著身子躲在笸籮後。原來，此戶人家只有母女二人，因為家裡太窮而共穿一套衣服。母親外出時，女兒便裸體在家……他因此而獲“罪”，被押到谷城薤山進行勞動改造。
為找到死去的戰友 身患重病也要進山
1982年，組織為熊子勛平了反，將其調入縣政協工作。政治生命的“新生”，點燃了他的寫作激情，他又重新開始了尋訪58名犧牲戰友死後的下落，決心為他們著書立說。他經常利用休息時間，進入山區訪問，尋找死去的戰友。
然而，就在熊子勛準備大幹一場時，各種疾病卻悄然向他襲來。
1982年，他被診斷患了初期胃癌。得知病情後，熊子勛感覺到時日不多，而早年立下的誓言還沒有完成，現在他必須抓緊時間進山，查找當年的證人核對情節。
家人和領導得知他又要進山時，怕他出意外，不讓他進山。無奈之下，他悄悄寫下這樣一段文字：“……都勸我休息，不要下鄉，不要夜以繼日地寫了，命要緊……人生下來就和死連在了一起，一時不死乾一時，人不乾點事兒白白死了才冤枉，你們不要讓我冤枉地死去。”
熊子勛就是這樣執著。他瞞著家人背了一個布包，買了一些饅頭，再次進山了……
1987年夏天，熊子勛又被查出患有高血壓，腦主動脈和心血管硬化症。他又寫下了這樣一句發自肺腑的話：“要不拼著老命就沒有時間了……”
1989年熊子勛被診斷得了肝癌。1990年1月10日，他給老伴寫下了遺囑：“老夫老妻幾十年了，我也60多歲了，死都不向閻王爺說話，只求你成全我，讓我下去……想想過去的戰友，有些還下落不明，比起他們，我算得了什麼？只要有一口氣在，我也要做完自己的事兒……我死在哪兒就埋在哪兒，不要給組織上添任何麻煩……”
尋訪戰友扮藝人 遭遇土石流丟掉右眼
熊子勛在為自己戰友寫書時，抱著一個信念，就是對歷史負責，對戰友負責，每一個人和事兒，都必須是真實的。
為此，熊子勛付出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因為這段歷史的沉重，很多當事人都不願意再重新提起，為揭開這段歷史的面紗，他只能旁敲側擊。在尋訪中，他把小時候在要飯中學會的說唱本領都用上了，每次下鄉時都裝扮成賣唱的、說書的……
1988年6月，熊子勛在石人溝中一戶姓焦的農戶家裡訪談時得知，半山腰上有兩位八路軍的墳。他聽說後，當即表示要到上面看看。焦某說，那地方很陡，現在天又陰，不能上去。熊子勛堅持要去，焦某隻得送給他一根棍子當拐杖。當他快爬到那個地方時，天突然一下子變得明亮亮的，大雨“嘩”地一下下了起來，他只好躲在一棵樹下避雨。在避雨中，一股土石流奔騰而下，他躲閃不及，瞬間便被衝著滾下山去。在翻滾中，他拿棍子亂劃，恰好被兩棵樹擋住，才撿回一條命。但他的右眼卻被嚴重刺傷，鮮血直流，渾身也被撞得腫脹起來。他清醒後，慢慢爬下了山，被人送到醫院救治。雖經多方治療，但他的右眼因刺傷嚴重，還是失明了。
到1988年底，熊子勛已找到了48名犧牲戰友的下落，還有10人沒有找到，這成了他心中最大的牽掛。1989年農曆臘月二十二，他再次進入白雲溝尋訪。
這次，他化裝成了一名賣唱的藝人。白天，他在曾當過土匪的幾戶人家裡打探；晚上，又住進了過去的一個偽保長家裡。他從酒後的偽保長嘴裡套出，這個偽保長當年曾打死過一名姓鄭的解放軍戰士，這讓他又找到了一名戰士的下落。沒想到，半夜睡得正香時，村黨支部書記帶著幾個人，把他從屋裡趕了出去，原因是他接觸走訪的都是歷史上有問題的人，口音又不是本地人，便以為他是“特務”。半夜裡，熊子勛沒有地方去，只好鑽進附近的一個山洞裡過了一夜。
第二天，熊子勛又被村支書叫去給村里抬樹。巧的是，參加抬樹的人都是歷史上有問題的人，這些人被他用話一套，便說出了當年被槍殺的幾名解放軍戰士及掩埋地點。就是這次意外被當成“特務”，才使熊子勛終於弄清楚了最後10名戰友犧牲的經過及地點。
為找到58名戰友的下落，熊子勛先後用了30多年時間。30多年間，他每尋訪到一名犧牲戰友的下落後，就在戰友犧牲的地方堆起一座墳頭，然後採摘一束野花放在上面，痛哭一場。30多年來，他先後為20多名沒有墳頭的戰友堆起了墳頭。
飽含真情 用筆為戰友立起一座碑
1988年，熊子勛的右眼失明後，左眼的視力也嚴重受損，眼前只有一點朦朧的亮光。戴著眼鏡和放大鏡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他就摸索著用感覺來寫字，一張紙只能寫10個字左右。
熊子勛在寫作時，經常是回想一點寫一點。為此，熊子勛每想到一個詞、一句話或者一個情節時，不管白天還是夜裡，總是立刻拿起筆就寫。他經常在深更半夜裡爬起來，摸到床邊的書桌前，寫一段後再睡。有時剛睡下，又想到一段，就起身再寫。一個晚上，要折騰好幾回。
就這樣，熊子勛一邊寫一邊改，從1982年至2003年，數易其稿，終於寫成了50多萬字的初稿。2003年他聽取了一些學者建議後，已是77歲高齡的他，又3次進山，進一步走訪受害人的後人，對一些細節進行了補充核實。
2005年4月份，他將書稿交給了穀城縣文聯副主席王金文，請他給予編輯。
“我真的很震驚！”採訪中，王金文向筆者說。“當時，熊老和女兒用扁擔抬著兩蛇皮袋稿子到我辦公室里。我將稿子碼起來，有一人多高，有四五十斤重。我開始還以為有幾百萬字呢，後來打開一看，才知道只有五十多萬字。原來，熊老是靠手感寫的書，每張紙上只有七八個字，多的有十幾個字。這本書，可以說熊老是用血和淚寫成的書！”
“我為戰友立了一座碑”。2月12日，熊子勛老人捧著自己撰寫的《黎明的鐘聲》一書，淚流滿面地說：“張利泉、尹正民、杜以武、李志敏、孫有亮、童文學、陳華澤、陶德榮、黃懷冰……還有那些無名的戰友，如果你們九泉有知，就請安息吧！你們用生命寫就的歷史，會永載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