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弒齊侯
原文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
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斗，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床。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
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乃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齊侯（襄公）派連稱和管至父去駐守葵丘，瓜熟的時候前往，齊襄公說：“到了明年瓜熟的時候就派人去接替你們。”一周年的駐守期滿了，襄公派人替換的命令還沒有下達。連稱和管至父請求替換，襄公不允許。所以這兩個人就商量發動叛亂。齊僖公一母所生的弟弟叫夷仲年，生了公孫無知。公孫無知得到僖公的寵愛，他的衣物服飾和待遇等級都跟太子一樣。襄公（即位以後）降低了對他的待遇。連稱、管至父兩個人就想依靠他來謀劃叛亂。連稱有個堂妹在襄公宮裡，不受寵愛。公孫無知就讓她刺探襄公的行動，（還對她）說：“事情成功了，我就讓你當夫人。”這年冬季十二月，齊襄公到姑棼遊玩，就在貝丘打獵。襄公看見一隻大野豬，隨從們說：“這是公子彭生。”襄公大怒說：“彭生竟敢現形！”就拿箭來射它。野豬像人一樣站立起來嗥叫。襄公很害怕，從車上跌落下來，跌傷了腳，還丟掉了鞋子。遊獵回來，襄公責令侍從的小官費去尋找鞋子的下落。費找不著鞋子，襄公就用鞭子抽他，打得出了血。費跑出宮外，在宮門口遇上了反賊。反賊將他劫持並且把他捆綁起來。費說：“我哪裡是抵抗你們呀！”就脫了上衣把背傷給他們看，反賊相信了他的話。費請求先進宮去（探明情況），（趁機）把襄公隱藏起來，然後出宮，跟他們搏鬥，戰死在門中。石之紛如也戰死在台階下。 於是反賊入宮，在床上殺死了孟陽。反賊說：“這不是國君，相貌不像。”看見襄公的腳露在門扇下邊，就把襄公殺了，而把公孫無知立為國君。
作者簡介
左丘明，姓丘名明，春秋末期魯國人。因其世代為左史官，所以人們尊其為左丘明。左丘明知識淵博，品德高尚，孔子言與其同恥。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太史司馬遷稱其為“魯之君子”，尊稱其“左丘”。
左丘明世代為史官，並與孔子一起“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據有魯國以及其他封侯各國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國古代第一部記事詳細、議論精闢的編年史《左傳》，和現存最早的一部國別史《國語》，成為史家的開山鼻祖。
肥城為古肥子國，是左丘明食邑。《宋祥符二年平陰縣令范諷重修左傳精舍記》載：“二年春，余承命來蒞茲邑。知縣之東古肥子國地即左子故里，古廟猶存。”
相傳左丘明告老還鄉（約公元前470年），即一直居住在都君莊（即今肥城市衡魚村），且世代繁衍於此已80代。現尚有左丘明所植銀杏樹一株，及相傳為左丘明用過的石碾、石碓、左丘井、左丘明後裔為感謝唐太宗敕封左丘明為經師從祀文廟（625年）所植的槐樹、左丘明六十八代孫丘行鍵的墓碑、左丘明六十九代孫丘漣的故居、孔子七十代孫襲封衍聖公題寫的匾牌等古蹟和文物。
左丘明死後（約公元前450年），葬於肥城。《魏書·地形志》載：富城有左丘明墓。富城即今肥城一帶。宋王去非“吊左丘明墓”詩云：“荒草迷離土一堆，墳前古木亦凋衰。傳留千載英魂渺，每到都君一淚垂。”左丘明墓雖幾經戰亂劫災，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但遺址尚存，現正在修復之中。
為弘揚優秀的民族文化，肥城地方政府和海內外丘氏族人，正積極進行左丘明文化的研究與開發工作。左丘明陵園的建設已經全面啟動。丘府、丘祠的建設也正在規劃設計之中。
左丘明的名字最早出現在《論語》：“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2]（《公冶長》）從孔子的語氣中不難體會出孔子將左丘明引為同道，對於花言巧語、偽善的作法都感到很可恥。由此得知，左丘明是與孔子同時代的人，而且與孔子關係甚篤。有人就此認定左丘明必早於孔子，“因為孔子這段語言把左丘明放在自己之前，而且引以自重”[2](P.52)其實，僅憑這一條就斷定左丘明早於孔子顯得證據不足。更多的史料說明左丘明為孔子同時代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載：
是以孔子明王道，乾七十餘君，莫能用，故四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與這段內容相近的記載見於《漢書·藝文志》：
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論本事以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由上述史書記載可知，左丘明曾與孔子同觀史書，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的目的就是避免“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為了保孔子《春秋》真意。《左氏春秋》乃依孔子《春秋》而立傳①。對於孔子與左丘明同觀史書之事，嚴彭祖《嚴氏春秋》引《孔子家語·觀周》篇也有類似的話：
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入周，觀周與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里。
左丘明之所以能寫出《左傳》這樣的煌煌巨著與他是一個史官有很大的關係。《論語》孔安國注稱他為“魯太史”。《漢書·藝文志》自注稱其為“魯太史”。新近發現的孔府檔案的新資料《左傳精舍志》稱左丘明“世為魯左史官”②。左丘明的姓氏與他的職官是相聯繫的。“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左丘明為左史官，以官職為氏，當姓左。《左傳精舍志》卷五《姓譜》更證明了左丘明姓左。
左子先世系出姜姓。太子封於營丘，嫡子丁公伋立為諸侯，其支子印遂以邱為姓……其以丘為姓者，印生商，商生 ， 生尚亞，亞生采，采生婁嘉。嘉因生胡公，恐後及難，遂奔楚，世為楚左史官，生子均……（周景王）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軾其君虔於乾溪。相之子（成）避國亂遂適魯，為魯太史。（成）生丘明，世為魯左史官。姑自遷楚以來，因以左為姓氏。其後裔十五代孫名起者，工文學，王莽徵召不就，恐及於禍，又去左襲丘，隱居陶陽，復以丘為姓氏。
這段文字極為寶貴，敘述了丘姓的變遷過程。丘姓經歷了“丘——左——丘”的演變，左丘明處在以左為氏的階段。③
《左傳》記錄的語言可能是歷史人物的實有之語，但材料的取捨、剪裁是受作者思想傾向支配的，而且在行文當中融入鮮明的愛憎情感，左丘明借筆下人物之口褒貶時事、闡述個人看法。特別是《左傳》中的評論最能反映左丘明的思想。《左傳》中的“君子曰”確係左丘明作《左傳》時已有，並非出於後人的附益，“這種議論的體裁為先秦史學所共有，一如今之‘編者案’”[3]。“君子曰”、“君子謂”或“君子以為”的評述共八十四條，這些評述直接表達左丘明的心聲，也最能體現左丘明的思想。另外，《左傳》中直接引仲虺、周任、史佚、孔子等人的評論話語約五十條，這是左丘明利用他們的評論來表達個人的感想，當然也能反映其思想。
對於左丘明的思想，筆者擬從天道觀、政治觀、人生觀、歷史觀等幾個方面進行粗淺歸納：
（一）天道觀
左丘明雖然尊天敬神，但更重人和人事。反映在他極力反對人祭、人殉，非常重視人的生命，重視人本身的存在和價值，把死後的鬼神放在個體生命的後面。《左傳》僖公十九年載：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左丘明借司馬子魚之口來表達他的看法，“祭祀以為人也”，也就是說，祭祀是為了人，並不是為了取悅於神，同時又強調民乃神之主。左丘明對秦穆公讚賞有加，而對他死後人殉卻表現出了極大的反感，他借用“君子曰”發表了一番感慨：
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4]（《文公七年》）
左丘明之所以認定“秦之不復東征也”，就是因為秦穆公“死而棄民”，實行人殉。《左傳》中有不少鬼神之說，有人認為這反映了左丘明的迷信思想。細讀《左傳》就會發現，左丘明雖然沒有否定祭祀鬼神，但並非迷信鬼神，他筆下的賢人君子談到鬼神是為了勸戒世人。錢鍾書先生說：“蓋信事鬼神，而又覺鬼神之不可信、不足恃，微悟鬼神之見強則遷、唯力是附，而又不敢不揚言其聰明正直而壹、憑依在德，此敬奉鬼神者衷腸之冰炭也。玩索左氏所記，可心知斯意矣。”[5]（P.186）左丘明正是在當時不能完全否定鬼神的歷史背景下，利用鬼神之說揚善贊德，錢鍾書先生可謂一語中的。
左丘明的天道觀總起來說是注重人和人事，遠離鬼神和天命，把天和神作為虛設和外殼。他走出了西周時期的天神的神秘主義，注重現實，推崇理性。
(二)政治觀
左丘明的政治觀博大精深，概括起來是：以德為原則，以禮為規範，以民為根基，輔之以刑。
左丘明就是通過歷史事實來闡述德對於國家、戰爭和個人的重要性。《左傳》宣公三年記楚莊王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回答說：“在德不在鼎”，表達的正是德政是政治根本之意。左丘明在論述城濮之戰時說晉侯在戰前訓練百姓，讓他們“知義”、“知信”、“知禮”，而戰爭中晉軍重視德行，將領配合默契，這樣就自然而然的讓讀者接受晉軍勝利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實際上是說德在左右著戰爭的結果。而對於個人更是有德者成就功業，無德者身死國亡。
禮是宗法社會的一種道德和行為規範，上自國之大事、外交往來，下至宗廟的定製裝飾、進退禮節等等都屬於禮的範圍。《左傳》解經也多以“禮也”、“非禮也”為註腳，“禮”字在《左傳》中出現的次數比其他任何同時期的古書都要多。在隱公十一年中記有左丘明的話：“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左丘明把禮提高到國家的軀幹，天子奉行的規範，天地之經緯的程度，奉行禮是天經地義的。然而，左丘明在《左傳》中要表達的禮並不僅是揖讓進退之禮，還有更深的含義。公元前547年，昭公到晉國去，從郊外慰勞一直到贈送財禮，自始至終從沒有失禮。由此晉侯對魯昭公不懂禮之說感到困惑，女叔齊解釋說：
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昭公五年》)
女叔齊認為魯昭公僅懂得“儀”，這是禮的表面形式，而不是真正懂禮。真正的禮是用來保國、推行政令而不失去百姓的。魯昭公的政令出自私家，不能使用賢人，觸犯大國的盟約，欺負弱小國家，趁人之危，不能養活百姓，卻瑣屑地急於學習儀式，這是本末倒置，根本稱不上是懂禮。左丘明禁不住讚嘆：“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昭公二十五年，趙簡子問揖讓周鏇之禮，子太叔對曰：“此儀也，非禮也。”左丘明所津津稱道的禮就是女叔齊所說的守國保民之禮，而不是外在的各種禮儀禮節。在此，他把禮的涵義又拓深了一步。錢鍾書曾談到過《左傳》中的禮，說：“足見‘禮'者非揖讓節文，乃因事制宜之謂；故射儀則君子必爭，戎禮則君子亦殺。”（P.205）
為政者中的開明人士對民的作用有充分的認識，如莊公三十二年所記史嚚所說的“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左傳》文公十三年載邾文公遷都的事例更是讓人過目難忘：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邾文公能把民之利益放在個人的前面，只要對民有利，雖然有可能影響他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並發出“活著就是為了撫養百姓，而死得或早或晚，那是由於命運的緣故”的豪言壯語。左丘明寫到此處不禁感慨邾文公是知天命的人。
左丘明強調崇德、崇禮、重民，但是也不否定用刑作為輔助作用。“政以治民，刑以正刑”[4](《隱公十一年》)，即政用來治理百姓，刑用來糾正邪惡。左丘明主張量刑時堅持“慎罰”的原則。《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所載楚國聲子的主張最有代表性，他認為德行得體為止，如不得體，寧多賞也不能濫刑，以免傷及無辜。“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興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利其淫。”
(三)人生觀
左丘明人生觀的內容也很豐富，主張人要具有忠、孝、信、善、謙等品質。在他看來，人只有具有這些優良品質，才具備了理想人格。晉楚之戰後，荀林父請求處死自己，而晉君因為“荀林之事君也，進思盡忠”而讓他官復原職。鄭莊公與其母姜氏在黃泉相見傳為佳話。左丘明接著又以“君子曰”的方式稱讚道：“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而類’，其是之謂乎！”（《隱公元年》）桓公十二年，魯鄭以為宋國不講信用而攻打宋國，左丘明又說：“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他認為如果信用跟不上，結盟也沒有什麼好處。多次結盟反而動亂滋長，這都是因為沒有信用。左丘明崇尚善而反對惡，他曾說過“善不可失，惡不可長”（《隱公六年》），要人們保持善行。《左傳》襄公十三年記晉國將帥彼此謙讓，晉國的百姓因此和諧，諸侯也因此親睦。左丘明在此說明謙讓的作用：
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魘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
左丘明把晉國的興盛歸功於舉國謙讓，可見“讓”的重要性。
（四）歷史觀
左丘明仍認為君主是天之子，由天選定，“君，天也。”（《宣公四年》）在正常情況下提倡“君命無貳”[4]（《成公八年》），即要求臣絕對服從君命，“君命，天也。”（《》定公四年）“君命無二，古之制也。”[4]（《僖公二十四年》）但同時，他對君的絕對權威也表示懷疑，從歷史的交替得出“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昭公三十二年》）的結論，認為歷史就是不斷的改朝換代，國君不能以為權力乃為天授就胡作非為。也就是說，歷史上沒有永保天下的社稷之主，倘若不以民為本，為政不以德禮，就有可能被趕下台。如閔公二年記衛文公穿著粗布衣服，戴著粗帛帽子，努力生產，教導農務，重視教化，任用有能力之人，結果僅用一年的時間，戰車就由三十輛變成了三百輛。僖公九年，宋襄公即位後，讓具有仁愛之心的公子目夷做左師，以處理政事，宋國於是大治。虞國的滅亡是由於虞國國君的無德。
孔子的思想歷來研究頗多，這裡不必贅述。從前述左丘明思想來看，我們驚奇地發現，左丘明思想與孔子思想有顯著的一致性，無論從天道觀、政治觀、人生觀還是歷史觀等，都應當屬於儒家思想的範疇，左丘明乃一儒者無疑。《左傳》中的左丘明思想之所以與孔子有驚人的一致性，大致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左丘明與孔子有共同的文化生活背景
孔子與左丘明都處於春秋末期這個歷史大背景下。春秋末期是一個歷史大變動的時期，世襲宗法制逐漸瓦解，士階層湧現。孔子和左丘明都在這樣的社會形勢下提出個人的主張，力圖為變動不居的社會尋找一劑良方，體現士人的價值。
孔子與左丘明都是魯國人，魯國本是周公的封國，深受周公思想的影響。周公在政治思想上對孔子產生的影響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周公的“明德慎罰”、“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為孔子的“德治”思想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二是周公制禮作樂，為周人樹立了一種“尊禮”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在春秋時，“周禮盡在魯矣”[4]（《昭公二年》）,孔子對周公有著無限的眷戀之情，更對周禮有著篤深的執著，認為禮是一個人立身的基點，更是立國之本。其實，周公的影響何止孔子一人，但凡魯國人都深受魯文化的影響，左丘明也不例外。魯國歷代國君堅守著“尊尊親親”的原則治理魯國，從而形成了魯國獨有的文化特色。左丘明和孔子同為魯國人，自然在不知不覺中受魯國文化的薰染，以至二人在思想傾向以及著述中都有驚人的相似。
（二）《左傳》的寫作動機即在準確表述孔子思想
左丘明與孔子義氣相投，互相引為同道。左丘明推崇孔子，同樣對《春秋》也非常推崇的，這在《左傳》中就有明確的記載：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成公十四年》）
左丘明對《春秋》的讚譽可以說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稱《春秋》的記載用詞細密而意義顯明，記載史實而含蓄深遠，婉轉而順理成章，窮盡而無所歪曲，警戒邪惡而獎勵善良。並且把孔子稱為“聖人”。
前文已談到，左丘明作《左傳》的目的就是為保孔子《春秋》真義。“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十二諸侯年表》）孔門弟子各自對孔子的學說理解有所不同，孔子生前就對此頗為憂慮。左丘明了解孔子，也擔心孔門弟子會根據各自的理解去詮釋他倍加推崇的《春秋》，使《春秋》失其本義，從而決定自己動手寫一部自己認為完全符合孔子本意的書來具體解釋《春秋》。左丘明甚至在“君子曰”這類個人評論中也同孔子一樣，經常引用《詩》來表達他的思想。另一方面，左丘明為魯史官，遍觀各國史書，掌握大量的史料，也有條件對文辭簡略的《春秋》進行解釋。這些條件決定了左丘明不但可以，而且完全能夠寫出一部避免使《春秋》“失其真”的《左傳》，其思想傾向當然會儘量與孔子思想保持一致。
（三）左丘明直接引述孔子的話作為評論是非的標準
左丘明與孔子關係甚篤，對孔子的思想言論非常熟悉。《左傳》中經常用孔子的話來評論史事、臧否人物，這類“仲尼曰”、“孔子曰”、“孔丘曰”話總計三十多處。左丘明利用這些評論作為評論是非的標準，從而替代他的“君子曰”的評論。這表明在這些問題上二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們有共同的是非標準。《論語》中所記孔子說“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在《左傳》中也得到了明證。孔子與左丘明兩位摯友能不約而同地表達與對方好惡的一致，真是難能可貴。孔子很賞識管仲，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憲問》）左丘明也同樣推崇管仲，《左傳》僖公十二年載有“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左傳》文公二年引“仲尼曰”批評魯國執政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智）者三”，《論語·公冶長》中孔子論臧文仲，也有“何如其知（智）”的話。《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引“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論語·公冶長》亦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惠人也”。這些文字雖未必同而內容卻頗有相似、相通之處。
總之，人們在讀《左傳》這部名著時只注重其歷史價值，而往往忽略了其作者左丘明的儒家思想屬性。左丘明是一個大儒，他的著書《左傳》宣揚了“尊禮”、“敬德”、“保民”、“慎罰”等思想，發揚了儒家思想的經義，從而奠定了後世儒學的理論根基。他對於闡釋孔子思想，傳承儒家文化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然而，左丘明的大儒地位一直被忽略，成為被遺忘的儒者。左丘明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更是一位出色的儒學家，其在儒學史上的地位應該予以重新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