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線名稱及其形成
潼關道早在夏時期即已出現。夏啟征伐位於今陝西戶縣的有扈氏，商與周、崇等方國的聯繫，皆經行此路。周武王伐紂，往返皆行桃林塞。西周建國後，這條長安東大道成為宗周鎬京與成周王城(在今河南洛陽市)間的驛傳之路。唐代為上都長安、東都洛陽間的大驛路，交通地位居諸驛路之冠。
宋、元、明、清時期，潼關道為官馬大道，是京都聯結陝西以及西北、西南地區的紐帶。
道路修治
潼關道行經關中平原東南側的階地塬區，線路平直開闊，路基比較穩定，除按規定“雨後除道”，初冬建橋，帝王出巡等定期或不定期的修治養護外，未見大的修治工程。
潼關城在秦、漢、隋時置於塬上，唐武則天時移於塬下，沿黃河邊為路。
華陰城側一段驛路，原位於華岳廟北，唐玄宗時移於廟南，以便於途經華岳驛。唐開元二十八年(740)正月十三日，“令兩京道路，並種果樹，令殿中侍御史鄭審充使”[21]。廣德元年(763)八月敕：“如聞諸軍及諸府，皆於道路開鑿營種，衢道隘窄，行李有妨，荀徇所資，頗乖法理，宜令諸道諸使，及州府長吏，即差官巡檢，各依舊路，不得輒有耕種。並所在橋路，亦令隨要修葺。”[22]大曆八年(773)七月敕：“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種及砍伐樹木。其有官處，勾當填補。[23]
北宋熙寧五年(1072)，“華州少華山阜頭崩，沙石阻塞道路，乃改道行少華鎮北三里處”[24]。
清代左宗棠向西北進軍時，對潼關道進行了大規模修治，路基寬3丈至10丈。路旁植楊柳，綠如帷幄，艷稱“左公柳”。華州境內官路雨後沒有及時鋪墊沙石，道路泥濘，左宗棠嚴厲斥責華州知州。
長安以東的灞河上，秦漢時就建有橋樑，名為灞橋，是潼關道上一座十分重要的橋樑。自秦漢至明清，歷代均有毀修，清道光年間採用柏木梅花樁基礎建成石軸柱橋，歷百餘年未毀。
驛傳設定
潼關道為周、秦由京都東去的驛運幹道，其驛站設定史籍缺載。
漢長安城宣平門直對東方大道，又稱東都門。東都門外設有都亭，又名軹(枳)道亭。再東，灞橋附近有驛館，王莽時更名為“長存館”。
霸上有霸陵亭，是函谷道、武關道、蒲津關道三條道路的交會點。由霸陵亭東去，經曲郵亭、霸昌廄、鴻門亭、戲亭至陰盤驛。又東，渡泠水，經鄭縣、武城、華陰、船司空等城邑，出函谷關，達於洛陽。
唐代由長安都亭驛東去的驛路出通化門(長安城東面北來第一門)，15里至長樂驛，又稱長樂水館，為京城東去第一驛，亦為百官迎來送往飲宴之地。白居易《長樂坡》詩云：“行人南北分征路，流水東西接御溝，坡前終日恨離別，謾名長樂是長愁。”又《長樂亭留別》詩云：“灞風煙函谷路，曾經幾度別長安。”
長樂驛東去15里至灞橋驛，又名滋水驛，隋開皇十三年(593)置。灞橋驛迎送之事亦多，因稱灞橋為“銷魂橋”。
灞橋東去三十里至會昌縣，有會昌驛。天寶七年(748)十二月改稱昭應縣，驛名昌亭，亦稱昭應驛。
昭應縣東北14里處有陰盤城，天寶初年置陰盤驛。陰盤城東4里處為隋唐新豐縣。新豐以美酒名，開有不少店鋪，生意興隆[25]。
新豐東去12里至戲水店，隋大業六年(610)置戲水驛，在戲水西岸，又名戲口驛、戲源驛。
戲水驛東行10里至零口，武則天當政時，於零口置鴻州。零口又東，經杜化驛、東陽驛(唐末廢杜化、東陽兩驛，置渭南縣驛)、赤水店等地至華州鄭縣，有州驛，去長安180里。再東，經敷水驛、長城驛至華陰縣。復東經永豐倉至潼關，去長安280里。
宋代，京都東遷開封，潼關道驛遞減少，大體為每縣一驛。
元代改京兆府為奉元路。奉元路與潼關問的驛路為通往大都驛路的一段。元代改驛稱站，在奉元路鹹寧縣設秦川站，東75里至臨潼站，又東80里至渭南站，再東50里至華州站，復東70里至華陰站，又70里至潼關，元代潼關未設站。
明代恢復唐宋舊制，改“站”為“驛”。西安府的秦川站改名京兆驛，在西安府治東南。臨潼站改名新豐驛，在城內。渭南站改名豐原驛。華州站改名華山驛。華陰站改名潼津驛。潼關設衛，有潼關驛。
明代在潼關、西安府、長武縣這條主幹驛路上設有遞運所，負責輸運官物。西安府東路計有西安遞運所(西安府治西)、灞橋遞運所(西安府城東20里)、新豐遞運所(臨潼縣東北18里)、渭南遞運所(渭南縣東郭)、羅文橋遞運所(華州城東10里)、華陰遞運所(華陰城內)、潼關遞運所(潼關城西關)。
清代西安府東半部為鹹寧縣，設京兆驛，為東路起點。由京兆驛東行70里至臨潼縣新豐驛，又東60里至渭南豐原驛，再東50里至華州華山驛，70里至華陰縣潼津驛，又東40里至潼關廳潼關驛。
清代除在官馬大道置驛外，各府、州、廳、縣間另有鋪路。每10里設一遞鋪，專責傳送公文邸報。潼關道沿線州、縣、廳共設遞鋪30處。其中：鹹寧縣5鋪；臨潼縣5鋪；渭南縣6鋪；華州5鋪；華陰縣8鋪；潼關廳1鋪。
歷史作用
周武王利用此路滅商，建立西周。西周立國後，周公東征，利用此路制服東方諸侯。
秦利用函谷路先與晉爭霸，後滅魏、韓、趙。秦始皇五次東巡，有三次經函谷路出行。
西漢初年，劉邦與項羽決戰於關東，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15]，為“軍無見糧”[16]的漢軍提供了有力的後勤支援，才得以戰勝項羽。
秦漢實行“強幹弱枝”政策，不斷遷徙關東豪富於鹹陽、長安附近。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徙天下豪富於鹹陽十二萬戶”。三十五年(前212)“徙三萬家麗邑(今臨潼縣東北)，五萬家雲陽(今淳化縣北)”[17]。西漢時亦多次向長安附近各陵縣徙民。同時，在關中修築宮觀、城池、陵墓，徵發各地人丁、“刑徒”來關中服役。秦始皇修陵墓、阿房宮等工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18]。沛人劉邦“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19]。可見長安東大道人員往來之繁忙。
隋、唐建都長安，需輸運江淮財賦以供京師，隋文帝、隋煬帝傾其全力開鑿漕渠，使之水陸兩通，以便轉輸。唐朝亦興漕路，歲漕穀米數十萬石，曾增至數百萬石。潼關道水陸兩途是唐王朝的經濟生命線。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在范陽(今北京)發動叛亂，天寶十五年(756)六月沿長安東大道攻陷長安，玄宗逃往成都。此後，唐朝中央與地方割劇勢力長期爭鬥不息，直至唐亡。
唐僖宗時，暴發了黃巢農民大起義。廣明元年(880)十二月五日，起義軍由潼關攻入長安，長安東大道“甲騎如流，輜重塞途，千里絡繹不絕”[20]。
天復四年(904)，宣武節度使朱全忠逼迫唐昭宗遷都洛陽，八月，殺死昭宗，立昭宗第九子李祝為傀儡皇帝。天佑四年(907)，朱全忠廢李祝，自立為皇帝，建國號為梁(後梁)。潼關道成為亡唐之路。
北宋與西夏的戰爭長達百餘年，關東的軍需物資經潼關道轉運至沿邊各地。南宋紹興九年(1139)三月，宋、金議和，初以“河南地與宋”，一年後“復取河南陝西地”。南宋皇帝派簽書樞密樓宣諭陝西，秘書少監鄭剛中隨行，自臨安府經潼關、長安至風翔府。鄭剛中此行寫有《西征道里記》一書。
元代建都大都(在今北京)。由大都通達陝西以及甘肅、四川的驛路，經過潼關、長安(時稱奉元路)。
明代與韃靼軍事政權的長期對抗中，陝西居于軍事前哨，潼關道成為中原向沿邊輸送兵員、糧秣之路。成化八年(1472)九月癸丑，陝西巡撫都御史餘子俊上疏云：“寇自成化五年以來，相繼犯邊，累次調兵戰守，陝西、山西、河南供饋浩繁。”
清代，西北、西南不斷發生變亂，康、雍、乾、嘉各期，不斷調兵遣將，經陝西前往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平定。鹹豐以後，太平天國起義軍幾度入陝，清軍忙於鎮壓，潼關道軍事行動頻繁。為此，沿途各府、廳、州、縣，先後成立“幫差局”、“官車局”、“公局”、“官櫃”、“兵差義局”等組織，支應兵差，輸運官物。
光緒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帶著光緒皇帝於九月四日(10月26日)逃至西安。光緒二十七年(1901)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簽訂後，慈禧於八月二十四日(10月6日)“迴鑾”。行前，籌集白銀70多萬兩，除御車外，另備大車3000輛，裝載服裝、綢緞、珍寶古玩及文書檔案隨行。並令陝西巡撫征派民夫修治西安東路道橋。
路面皆用黃沙鋪墊，仿照秦漢舊規辟中央3丈6尺為“御道”，專供西太后和光緒皇帝鑾駕通過，兩旁各寬3丈，供百官、衛隊及行李車輛行走。沿途每隔三五十里，設行宮以備駐蹕、休息。沿途設香案，擺上糖果，供隨從官兵食用，耗費之大，人勞鬼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