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宋代，儒學又恢復了統治地位，科舉制更為完善，山林士風漸漸衰微，中國古代教育發展進入了一個關鍵階段，學校和書院兩種辦學形式都趨向成熟。
北宋時期有過4次興辦官學運動。第一次是天聖、景（1023－1037）時期州縣學校的大量興辦。這一時期湖南見於史籍的縣學有衡陽縣令唐燁始建的衡陽縣學等。第二次是慶曆、嘉（1041－1063）時期由范仲淹領導的興建太學運動。1043年范仲淹參知政事，疏奏《上十事札》，提出興學建議，為仁宗所採納。
次年正式下調各州縣設立學校，並由本道使者選屬部官為教授，潭州的地方官學也正於此時開始恢復建立，湘陰的笙竹書院於1044年（慶曆四年）改成了縣學。第三次是熙寧、元豐（1068－1085）時期王安石創立的太學三舍法的推行。1069年王安石以參知政事實行變法，著手改革科舉，興辦學校，創立了太學“三舍法”。“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3等。初人太學者為外捨生，年科考試成績優良者升為內舍；內捨生經考試成績優良者再升為上舍；上捨生學行成績優良者即可授官。以後太學的三舍法又推廣到地方的州縣學。尤其值得長沙教育史大書一筆的是，王安石的重教思想直接影響到了潭州。還是在實行變法的前幾年，王安石就以滿腔熱情寫下了《潭州新學詩並序》。序中說：“治平元年（1064年），天章閣待制興國（今湖北陽新）吳公治潭州，之明年正月改築廟學於城東南，越五月告成。”這是有關長沙城興辦官學的最早記載。王安石在詩中還讚揚“潭之士子，古之讀書，凡以為己，躬行孝弟，由義而仕，神聽汝助”，並告誡長沙士子不要“無實而華，非聖自是”。序中“吳公”指吳中復。吳中復，宇仲庶，仁宗時進士及第，是王安石的好友。他曾任潭州通判，居官廉正。這次興學是他第二次來潭州任長沙守之時。王安石還作過《送吳仲庶守潭州》的詩。第四次是崇寧（1102－l106）以後由蔡京發起的興學運動，主要措施是將三舍法推廣至州縣，以學校考選代替科舉，而成為取士的主要途徑。1102年蔡京下令全國興學，此後學校不斷擴充和發展。著名的“潭州三學”即是這次興學運動的結果。
北宋4次興學運動大大發展了官學，特別是“三舍法”以升舍的方式代替科舉考試，提高了官學的地位，促進了官學的勃興。北宋末南宋初，由於時局的動盪，各州縣官學有過一段衰落歷程。到紹興（1131－1162）末，漕司設辟學官之職，又刺激了州縣學的發展。一些名學者先後充任長沙地方官，他們致力於興學，使長沙學校再次得到發展。如1194年（紹熙五年），朱熹知潭州，“所至興學校，明教化”。1222年（嘉定十五年），真德秀知潭州，作《潭州勸學文》，要求“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朱熹、張）之書，俟其浹洽貫通，然後博求周程（周敦頤、程頤）以來諸論著”。理宗（1225－1264）時，又有汪立信知潭州，任內大“興學校，習士為變”。1273年（鹹淳九年），著名抗元將領文天祥來長沙任湖南提刑使，曾為潭州學宮題寫了“整、齊、嚴、肅”4個大字，以示對長沙教育的重視。1992年長沙有關方面在原明清長沙學宮遺址（今長沙師範附屬國小校址）發現了清代嘉慶年間摹刻的“宋文天祥書”“整、齊”二字碑。
其他信息
潭州官學的發達使潭州士子通過“進士制科”和“三學造補”走上仕途的人數比唐代大增。清光緒《湖南通志·人物誌》按“縣以上官吏，學術有所成就，忠孝氣節聞名於當世”為標準，收入湘籍進士179人，其中潭州52人，占去近30%。北宋有長沙縣舉人王世則中進士第一，南宋有寧鄉縣舉人易祓中狀元。這些進士中，北宋多於南宋。南宋湖湘學興起，相當一批知識分子遵循湖湘學“不汲汲於利祿”的宗旨，沒有走向科舉之路，而通過另一條途徑成為了出類拔苹的人物。
這條途徑便是南宋潭州教育更具特色的書院中興之路。潭州書院興起在北宋，昌盛卻在南宋。書院起源於唐代，其時有官立書院（官方藏書、校書、儲才之處）和私立書院（私人讀書、講學之所）之分。唐代潭州書院大致有衡山南嶽書院、韋宙書院、盧藩書院3所，但多為士大夫隱居讀書之處，並非士子肄業之所，基本上還屬於唐五代士林學風的一部分。潭州真正的書院是976年（北宋開寶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創建的嶽麓書院。在北宋官學的衝擊之下，嶽麓書院雖有過衰微之時，但一直延續了下來。到南宋，學風為之一變，大批理學名家雲集潭州。長沙成為東西學者聚會振發學風之重鎮，長沙的書院則成為溝通福建、四川兩個學術中心的走廊和傳遞兩地學術信息的樞紐。湖湘學風的特點是書院教學體系與理學的有機結合。書院和理學也就成為宋代湖湘文化的兩大奇觀和最高成就。書院是多功能、制度化的私學機構，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成為與官學平衡發展的主要教育組織，但它在文化創造與傳播上的功績卻為官學所不能比。書院與理學互相依存，書院成為傳授理學的載體，理學則為書院的授業內容。開啟宋代理學與書院一體化的是來潭州的一批理學家和書院教育家。湖湘學派的創始人胡安國、胡宏父子創辦湘潭碧泉書院、衡山文定書院；湖湘學派的主要代表張、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講學於長沙嶽麓書院；金華學派的主要代表呂祖謙講學於醴陵東萊書院；胡宏、張還在寧鄉靈峰書院講過學。還有程頤高足瀏陽令楊時創辦的文靖書院、朱熹高足鍾震創建的湘潭主一書院等等。而這些書院全都集中在潭州境內。南宋號稱“東南三賢”的朱熹、張、呂祖謙都到潭州講學，不能不說是中國教育史上的蔚然奇觀。
談南宋潭州書院之興，首先要記述碧泉書院。碧泉書院由福建崇安人胡安國、胡宏創建。南宋初，胡安國避難荊楚，來到位於潭州湘潭縣西南的碧泉。碧泉“色如拖藍，投物於水中皆碧”，胡氏父子深為這裡“蒼然群木之下，翠綠澄靜，藻荇交映”的自然景色所吸引，流連忘返，遂與弟子們在此開荒芟草，植松竹，結廬舍，是為碧泉書堂。胡宏師承父學，修建和擴大學堂，講學授徒，並更名為碧泉書院。他親撰《碧泉書院上樑文》，號召同仁與生徒以此為開端，振興書院。文稱：“伏願上樑以後，遠邦朋至，近地風從。襲稷下之紛芳，繼吉壇而蹌濟。”後來胡宏還在衡山創辦了文定書院，從游者更盛。胡氏父子以書院為陣地，研究傳播心性之學，培養弟子，形成了自己經邦濟世的學術風格，開創了湖湘學派。湖湘學派的第三代大師張即是胡宏的弟子。胡宏還培養了彪居正、韓璜、吳翌、孫蒙正、楊大異、趙孟、趙棠等一批造詣頗深的學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碧泉書院實際上成為了湖湘學派的發源地。
如果說碧泉書院是湖湘學派的發源地，那么，張、彪居正等主教過的嶽麓書院則是湖湘學派的大本營，是南宋四大書院中最早形成的理學中心。明清之際思想家黃宗羲所指“湖南一派，當時最盛”，說的就是嶽麓書院。嶽麓書院所揄揚的學風也因之積澱為一種相對穩定的區域學風。在嶽麓書院的帶動下，南宋整個湖南的書院發達至極。據有關資料統計，南宋湖南書院的建制數目僅次於江西、浙江，全境有51所，分布在近30個縣內。除前述潭州各縣的書院外，著名書院還有：成為南宋四大書院之一的衡陽石鼓書院，曾為周必大讀書之處的安仁玉峰書院，朱熹弟子劉子澄創辦的寧遠九嶷山書院，朱熹門人吳雄創建的平江陽坪書院，魏了翁創辦的靖州鶴山書院等等。總之，湖南書院以嶽麓為龍頭，以潭州為中心，書院教育遍及各地，爭放異彩。
宋代潭州教育之興的另一個特點是州學與書院很好的結合和銜接，到北宋後期已形成了一個完備的教育體制——“潭州三學”。所謂三學，是指潭州州學、湘西書院和嶽麓書院三位一體，分成3個等級。學生通過考試，以積分高低逐級安排升舍。官辦的州學學生考試成績優良者可升入湘西書院，湘西書院學生考試成績優良者方可再到嶽麓書院深造。可見，“三學”中，嶽麓書院為最高學府。這種仿“三舍法”的潭州“三學”形式，其實就是元符（1098－1100）以後潭州推行“三舍法”的結果。《宋史·尹谷傳》云：“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為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捨生。潭人號為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據楊慎初等先生考證，文中“湘西嶽麓書院”指湘西書院，為1001年（鹹平四年）潭州知州李允則請賜國子監經籍時所建；“嶽麓精舍”即指嶽麓書院；“州學”建於北宋寶元（1038－1040）之後；“潭州三學”的教育體制則完成於1105年（崇寧四年）。兩宋之交，潭州三學毀於兵，南宋理宗時恢復。南宋末期，元兵南侵，位於河西的湘西學院和嶽麓書院經常遭元兵騷擾，因此，“三學”學生才聚居城內的州學繼續習業，以致有城破時數百“嶽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的悲壯史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