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1957年考入南京大學物理系。業餘習天文和哲學，覽百科全書，閒暇以詩畫自娛。學生時代發表哲學論文，提出“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應以‘綜合’為主”的論點，此後一直受此觀點支配。1962年畢業，留校任教。對前人“崇而不拜”，以審稿的方式對待教科書，堅持“鑽進去，跳出來”的做法，全部教學內容都要親自論證，拋棄了傳統的以科學發現的歷史順序為線索的體系，建立了以科學本身固有的邏輯關係為線索的新體系。
人物成就
視課堂為戰場，背水為陣，不許帶任何教學資料上講室，所教10多門課無例外者。被學生評為“十佳教師”之一，獲“新世紀獎教金”1等獎。結合教學任務從事基礎理論研究。在力學方面，探討了“時間”的本質，建立了“光學時機”，道出了光速不變原理；在電學方面，道出了熱力學第三定律；在光學方面，道出了光見度函式；在引力論方面，證明了引力場具有負質量；在宇宙學方面，發表愛因斯坦宇宙模型的基本論據有錯誤，認為宇宙背景輻射是宇宙塵埃的常規的熱輻射。在套用物理方面，發明了“浮栓式保溫水箱”、“補償式防凍水管”等。在計算機套用方面，創立了定量化的漢字編碼理論，發明了“共鳴碼”和“新式拼音碼”。曾任南京市物理學會理事、國家教委理科普通物理教材編審組秘書等職，現為全國高等學校理科非物理業基礎物理研究會理事、南京市鼓樓區人民代表、南京大學副教授。
訪談
真理更可貴
——與潘根老師一席談
與先生約好晚上七點半見面，我們提前十分鐘到了採訪地點。已經七點二十八了，怎么還不見先生呢？正在焦慮之際，先生象往常一般，面帶微笑，健步走來。好一個如約而至啊！賓主坐定，採訪就開始了。
童年
每個人都有童年，那么先生的童年是怎樣度過的呢？他略一沉思，面色凝重起來。抗戰爆發後的第二年，他出生在南通一個國小教師的家中。當時日本人已經占領南通城，城門口有鬼子站崗，中國人進城時都要向鬼子鞠躬。不然，輕的是一個耳光，重的就可想而知了。他說：“父親是一個民族自尊心很強的人，他發誓不向鬼子鞠躬，而又不願挨皮肉之苦，所以就再也不出城門了。儘管如此，也還是不能安寧。他一直是無黨派人士，而且曾以‘君子不黨’為座右銘，但居然被偽教育局長指控為共黨嫌疑，僅僅是因為他在國文課上介紹了岳飛的《滿江紅》詞。偽警察到學校里去抓他，激怒了全體教師，未能得逞。形勢險惡，他只好離鄉背井，攜全家赴鹽城附近的墾區務農。童年的生活是很苦的，荒年的時候是靠阿苦菜、青蒿充飢，這種滋味我是一輩子也忘記不了的。”鬼了投降後，他的父親先回南通去安排，但不久就爆發了內戰，親人天各一方。兩年後，先生隨母沿海灘步行了一個月，終於回到了家鄉。
先生十歲時才上學，比同齡人晚了兩三年，又發現城裡的孩子見識比自己多，內心裡感到有壓力。壓力給人以窒息之感，卻又能轉化為動力。父親給了他很有效的鼓勵，曉之以“勤能補拙”的道理，使他成為非常刻苦的學生。他跳了兩級，用三年半讀完了國小。
中學
1954年，先生考上了省立南通中學。他說：“進了這所學校，對我的一生影響是很大的，該校早期的教師中有一些是請末狀元張謇出面聘請來的社會名流，因而歷來對南通地區的學生有很強的吸引力。該校有很好的學風，刻苦學習是普遍現象。我所在的班又算是較為突出的，因為不光是刻苦學習成風，還有一種帶有科學幻想色彩的研究氣氛，這種氣氛對一個人的成長是很重要的。”
大學
1957年，先生考進了南京大學物理系。次年，他利用業餘時間研製紅外線防護鏡取得成功，創辦了紅外線防護鏡廠，使學校獲得了十多萬元的效益。1959年獲校級“紅旗手”稱號。1960年獲校級“優秀學生”稱號，同年入黨，被抽出來擔任了一年“預備教師”，脫產半年到“自然冷言冷語下法學習班”學哲學，自學了邏輯學和科學史。這種特殊的經歷對先生後來的工作產生了特殊的影響。
留校
1962年大學畢業，先生留校擔任政治輔導員和團總支副書記。他說：“安排我搞學生工作，這是組織上對我的信任和重用，但不是我樂意幹的事。說句心裡話，當初報考物理系，是希望將來有機會從事物理學研究。但是，作為黨員，不能不講組織觀念，不能把個人志趣置於組織需要之上。黨總支書記說：‘個人的要求雖有合理性，但往往是從局部看問題，組織上安排工作時是從全局考慮。輔導員的工作總得有人乾，黨員不乾誰來乾？’此話也在理上，所以還是服從了組織上的決定。既然接受下來，那就要盡力乾好。我們這一代人就是這樣想的。”
先生一直有教學任務。作為一名教師，他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初聽他的課，許多同學都感到十分困惑，覺得他講授的順序與課本上的大相逕庭，讓人摸不著頭腦。然而，當大家認真看過筆記之後，就會猛然發現，他的課邏輯縝密，結構嚴謹，脈絡清楚，完全不必去看課本。原來，他是打破了傳統的以科學發現的歷史順序為線索的體系，憑藉自己深厚的數學和邏輯學功底，建立起一套以科學本身固的邏輯關係為線索的新體系。
教課
凡是聽過先生課的人都會注意到，他上課進從未翻看過課本、講義之類的東西，往往是大步流星走上講台，拿起粉筆，準時開講，而且他帶上講台的書包里壓根兒就沒有任何教學資料。談到這一點時，他的神色再一次凝重起來，說：“這種特殊的做法，在我這裡是有特殊背景的。我出身在教師世家，在兄弟幾人之中，我是唯一繼承父業的人。父親在我畢業那年患肝患去世，臨終囑咐：‘我教了四十年書，貧困潦倒一輩子，能夠留給你的，只有教學經驗一條：背水為陣。’所謂“背水為陣”，他解釋道，“照書念是最糟糕的。背水為陣，就是要求自己上講台時什麼資料也不要帶，一到台上就無退路。這就要求在課前必須消化教學內容，把書本上的東西真正變成自己的東西，用自己的語言來講課。我父親說：‘我這一輩子就是這樣做的，看來是一條成功的經驗。希望你也能做到。’他是忍著晚期肝癌的劇痛講這番話的，額上冒的虛汗至今還經常浮現在我的眼前。我當時就答應：‘我以後一定做到。’”先生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每教一門新課，他都要在課前關在房間裡預演好幾遍，就象演員背台詞那樣。有時要預演好幾遍，直到完全不需要翻看資料時為止。有趣的是，先生的草稿紙常常是些小紙片，煙盒和舊報紙的空白處也被用上，有時走在路上突然想到了某個問題，就停下腳步，掏出煙盒，就地演算起來，隨時能有心得。
研究
作為一名教師，先生是成功的；作為一名學者，先生的成果也是有特色的，尤其是在物理基礎理論方面。我們特別談到他在統一場論方面的研究情況。他說：“我自信已經攻克了引一電統一場論，但目前只是發表了一些前期工作，已經是屬於‘難產’了，主體工作還沒有發表。發表這類文章，肯定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將來縱然有幸能發表出來，算不算‘成果’，也還得讓歷史去評說。”先生把統一場論確定為主攻目標，還是在擔任預備教師期間。在學習自然辯證法時他已對愛因斯坦的思想方法產生了興趣，稍後的教學任務又恰巧是電動力學（包括相對論）習題課，這就使他很自然地要對電動力學和相對論作較為深入的思考。統一場論是愛因斯坦在1918年提出的課題。人們早已發現，萬有引力定律、質量守恆原理在數學形式上分別與庫侖定律、電荷守恆原理相似，這就很容易使人們提出“引力作用與電磁作用是否統一”的問題。愛因斯坦對此思考了三十七年，但未能成功。原因是：相對論表明，質量與速度有關，而電荷與速度無關；電荷有正負之分，質量 卻只能是正的，其結果是牛頓引力論中會出現佯謬；電磁理論是以大量的經驗定律為依據，引力作用要比電磁作用弱三十多個數量級，憑現有的實驗技術條件無法獲得與安培定律、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相應的經驗定律。如今，這些困難在先生看來已不存在，只要引入“復質量”，把引力質量和電荷分別理解為復質量的實部和虛部，就很容易把引力作用同電磁作用統一起來，而且能導出許多令人驚異的結果。
個性
先生是個有個性的人，一旦認準了理，就不會輕易放棄。他所說的“理”是指：真正的科學論斷應當是真言判斷而不是假言判斷，也就是說，論據必須是實證的。科學的發展過程中固然需要有假說，但不能允許把明知與事實不符合的東西選定為論據。一旦有了可靠的論據，只要邏輯推理過程是嚴謹的，所得的結論就不容否定，不必去考慮反對派的人數有多少、地位有多高。幾十年來，先生在科學道路上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談到這些時，他笑了笑，說：“要想探索真理，就得做好付出代價的準備，我是有這種思想準備的。無論如何，今後再也不需要象布魯諾那樣以生命為代價了。不過，從‘生命’的另一種含義上講，也還是要不惜以‘生命’為代價的。人生活的意義就在於工作，否則就是行屍走肉。如果不能工作了，那么，作為一個有價值的人，他就已經死了。科學工作者的使命是把研究成果獻給人類，否則就毫無意議。所以，如果研究成果發表不了，那么對他來說就無異於‘槍斃’了。人活著就要幹事情。要幹事情，就得準備遭受挫折。我欣賞亞里斯多德的格言：柏拉圖是我的朋友，但真理更可貴。”
先生平易近人的態度，時而風趣幽默、時而嚴肅深沉的談話使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度過了三個半小時。看看錶，已是十點半鐘了。儘管我們是多么希望能夠繼續和先生談下去，但還是不得不結束了採訪。望著先生漸遠的清瘦的背影，我們在心中誠摯地感謝先生，衷心地祝願他身體健康，桃李滿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