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名稱
<潘多拉魔盒是如何打開的>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由打衛東兵團初建曾一度幾乎網路了全廠的人頭，後又經過了聯合、奪權、游斗、罷官等一系列拉練，聯司內部也凝聚了一個穩固的群體；同時還有不少“組織內逍遙派”，既不參與活動，也不另選門庭。因此，大約經過了一兩個月的動盪，有百餘人剝離出來，局面便基本平穩下來，聯司依舊保持了老大的地位。那些由叛逆而重新組建的小組織受到聯司的敵視在所難免，刁難和挾制時有發生，久而久之，他們自然逐漸地向反到底靠攏，而他們一時又不願意匆匆忙忙地再次被一個大聯合吃掉。於是幾經聯絡協商，我們組建了一個“不倒旗”的聯合體，即各個組織依舊保持相對的獨立性，聯合體取名叫“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其指揮機構卻叫作“聯絡處”，以表明其帶有鬆散的性質。聯絡處的組成其它組織各出一人，反到底出三人，我和張克忠在內。大概是由於我對反到底的復興起了比較明顯的作用，我被推舉為“召集人”，成為頭頭。後來事實證明，所謂“不倒旗”不過是一種過度形式而已，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地增進交流，在與聯司的鬥爭中又需要協調配合，所以從感情到形式都逐漸地融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聯合體了。至此，與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單位一樣，我廠終於也完全形成了兩大派的局面。相比之下，聯指雖人數略少，但具有二百多人的規模，且都是經過了反覆、背水一戰的堅定分子，其活力及影響足以同聯司分庭抗禮。
這種兩大派並存的局面大約持續了一年。必須說明的是，在這期間我們廠沒有發生大面積的停工停產，也沒有發生嚴重的武鬥及打、砸、搶事件，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兩派都沒有與社會上的兩大派直接掛鈎，沒有參與社會上兩大派的活動和鬥爭，這樣外界力量無從直接插手我們廠的運動進程和具體事務。當然，為了爭奪某個物件、某個場所，或者發生了口角辯論、吵吵鬧鬧的時候，互相推推搡搡以至拳打腳踢的事是屢見不鮮的，但都是本廠職工，總是有所顧忌，不致把事情鬧得太大。生產方面，有那位副廠長領著幾個逍遙派人士算是一個班子勉強維持著運轉。影響肯定是有的，部分的或短時的停產時有發生，一是因為紀律渙散，管理鬆弛；二是外界的原材料供貨也不及時，甚至於省局下達計畫也有銜接不上的情況。兩派民眾組織則各有一個班子，核心人物脫產或半脫產，平時的任務包括：按照縣軍管會的通知或廣播、報紙的訊息，及時寫一些“打倒美帝”，“打倒蘇修”以及聲討和批判黑幫人物的標語和大字報；中央有什麼重大舉措或領袖發表了“最新最高指示”，及時地召集民眾敲鑼打鼓以示歡呼慶賀；蒐集到有利於自己一派觀點的首長講話之類的小道傳單，及時抄成大字報張貼出去。其實兩派的主要精力都在於處心積慮地削弱和瓦解對方，鞏固和擴大自己一方的力量，這方面的努力是貫徹始終的。比較而言，倒是那幾個被打倒、靠邊站了的當權派越來越安逸，開初階段他們的任務是每天打掃廠區（包括廁所）的衛生，後來不知從幾時起（據說是因為沒人發給他們掃帚之類工具）他們便無所事事了，兩派的人居然都無暇顧及。
過了一年，即一九六八年春，軍代表進駐，第一項任務就是實現最後的大聯合。經過長期的爭鬥與摩擦，兩派的敵對情緒十分嚴重，當時人們覺得要聯合簡直是難以想像的。而軍代表竟然有其內部自傳的絕方，那就是把兩派的頭頭和骨幹人員攏在一起辦學習班，而且規定了鐵的紀律：一是每個人都必須發言；二是發言內容必須是而且只允許是說自己一派的缺點；三是絕對不允許說對方的缺點，人家的缺點由人家自己說；四是誰違犯了以破壞“文化大革命”論處。憋了將近一個月，硬是把學員們憋得可以平心靜氣地商談正經事了，於是新的大聯合得以實現。大聯委由七人組成，即兩派各推舉三人（我和張克忠以及聯司的兩位大炮都在內），另外還從逍遙派人士中推舉一人參加。第二項任務是解放幹部。原先被奪權、罷官、開除黨籍的“走資派”，除一名副廠長因歷史上有瑕疵而暫時擱置，其他人全都得以解放。第三項任務就是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由九人組成，即軍代表一人，革命領導幹部一人（原黨委書記），民眾代表七人（即大聯委原班人員），報經省軍管會批准（因我們廠是省屬企業）。至此，這個廠誕生了正式的權力機構，兩大派民眾組織的歷史宣告終結。
有必要在此一提，曾在患難之日陪伴過我的小賈、小羅，一年多來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隨著我，成為我的“鐵桿”臂榜。我們之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十兩派後時代魔法仍肆虐
如果說對立的兩大派民眾組織的形成是潘多拉魔盒裡飛出的妖魔，那么兩派民眾之間積累起來的嚴重派性則是那妖魔所施的魔法，妖魔雖被收回，魔法繼續肆虐。在革委會成立之後又先後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反擊右傾翻案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運動中，這種派性起到了推波助瀾、惡化後果的作用。對於按當時的政策應該打擊的對象，本來應當由軍代表或革委會點名予以揪斗，關進“牛棚”，由糾察隊予以專政，但實際上凡是家庭出身或歷史或社會關係有些許瑕疵的人，如果參加過或明顯傾向過一派組織，那么不管是否符合政策，對立一派的人則糾集起來對其進行揪斗，有的被強行關進“牛棚”。不管何種情況被關進“牛棚”的人，對立一派的人（包括有些糾察隊員）都可以對其隨意地拷問、折磨。對於這些情況，軍代表、革委會也不敢過分阻擋，因為怕落個壓制民眾、袒護壞人的罪名。由於這一切是在權力機構的籠罩下發生的，被揪斗的人自感“永世不得翻身”，有的人遂自選絕路。這個廠整個“文革”當中有九人自殺，大部分發生於這一時期。
但對於有界限可循的原則問題，軍代表還是堅決地予以干預，有兩件事情為例。
給衛東兵團及聯司擔當過高參的兩位科長，被原不爭春的民眾揪住不放，說他們是插進民眾組織挑動民眾斗民眾的“黑手”。幸虧這二位的出身、歷史等各方面都甚為清白，而且又早早地抽身脫離了聯司，因此軍代表宣布他們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令其寫一份檢查張貼出來，就此平息事態。
再就是有關我本人。我的一位親戚當時運動中出了問題，對方單位來人找我外調，由此在我廠傳開，原聯司的許多人糾集了好幾次要揪斗我，但軍代表堅決給我以保護，說我“出身貧苦，根紅苗正，而且在促進大聯合方面立過大功，是好同志。”結果只是讓我辭去了革委會成員的職務，我的“文革”經歷就此劃上了最後的句號。但我也不是白白離開革委會的，與我同時被勸退的還有原聯司的胡大炮，軍代表宣布對他勸退的理由是“鬧派性”。這個理由當時聽起來有些莫須有的味道，難怪不僅本人私下裡喊冤，許多聯司方面的人也為他叫屈，認為是給我作了陪綁。事實上軍代表的這種安排也的確煞費苦心，其用意，一是避免因我退出而導致權力機構內的不平衡；二是避免聯指方面的民眾因感到壓力而引發騷動；三是這位胡同志動不動就瞪起眼睛大喊大叫的習慣的確使人有些頭痛，給其歸納為“鬧派性”，懲一儆百，藉此剎一剎民眾中派性肆虐的勢頭，當時還真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無政府主義的混亂現象逐步得到了遏制。
進駐我廠的軍代表共三人，帶隊的一位人稱蔡營長，四十來歲，作風撲實老練，為人堅持原則而又不失厚道，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十一尾聲
結合進革委會的其他幾位民眾組織代表，如張克忠、牛大炮等人，也並不值得稱羨。不久以後，上面宣布對我們廠實行軍管，設立軍管會（大概是由於產品特殊而生產又上不去），無形中革委會便不宣而散，幾位民眾代表自然哪裡來哪裡去，回到原工作崗位。別人都無所謂，只有牛大炮怎么也不肯返回原本的車工崗位上去（大概是覺得面子上掛不住），結果受到照顧，給安排到倉庫當了保管員。
又過了不太久，又撤消了軍管，照理似乎應該再恢復革委會，因為“文革”並未結束，“革命委員會好”的“最高指示”仍在宣傳，各級政府的掛牌和公章都是革委會，但我們廠里已組建了黨委，恢復了廠長、科室等行政體制，無人再提革委會的事，上頭也無人過問。那個年代有許多事情誰也說不清。
最後歸結到潘多拉妖魔所遺留的魔法。自從革委會不再存在，有關原先兩派圍繞奪權進行鬥爭的種種往事逐漸地成為人們的笑談，由兩派鬥爭而產生的派性也在笑談中逐漸地煙消雲散，只是在許多人心裡落下的傷痕將一時難以平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