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佐才，廣東梅縣人，家名溫九高，學名溫灝、溫鎬，號佐才。他是光緒己丑科（1889年）舉人，功名為花翎軍機處存記，江蘇即補道，誥授榮祿大夫。生於鹹豐十一年（1861），在民國九年（1920）去世。由此可知，溫佐才的故居名為榮祿第，是因他獲得榮祿大夫官銜的緣故。
記者從溫佐才的侄曾孫溫載祥處了解到，榮祿第並非溫佐才所建，乃是溫佐才的父親溫世京兄弟倆共同興建，是一座三堂兩橫的建築，中軸線為兩房共有，橫屋則各居一半，因此又名親睦堂，即兄弟兩房和睦共處的意思。
溫佐才的家族算來也是書香世家，祖父溫棠是清朝的貢生。他的父親溫世京，號鳳樓，則是道光己酉科舉人，曾任江蘇陽湖縣、金山縣知縣，代理武進縣事，後升同知、以軍功保花翎作知府候任。溫佐才的哥哥溫揚是光緒乙酉科舉人，不過在40歲的時候英年早逝。溫佐才叔叔的兒子溫枚（子壽）由附生納貢，後來在三堡學堂、廣益中學成為知名的教育名宿，《梅縣溫氏族譜》也由其擔任總編輯而成。由此可以看出溫家是丙雁一帶頗富聲望的家族。
折衝樽俎，蜚聲港島
族譜記錄的是溫佐才的最高功名，編修於溫佐才晚年，出版於他去世的第三年，個人傳記付諸闕如。事實上，奠定溫佐才歷史地位的經歷，是他在十九世紀末來到香港，參與洋務運動中的商務活動。
一位舉人，一位書香門第子弟，為何選擇從商之路？這可從溫佐才為廣東東莞學者王炳耀所著的《拼音字譜》作序內容了解一二，溫在文中抨擊傳統文字和八股科舉，提到“余世讀詩書，幼舉科業，四戰棘圍，始離席帽，南宮三上，又遇罡風。其於文字之甘苦，既已親嘗。”他於1889年考中舉人後，三次到北京參加會試均落第。大概在1895年後，溫佐才放棄科舉之路，來到香港擔任電報局總辦一職。
在香港，溫佐才與眾多梅州籍的南洋僑商保持聯絡，包括張榕軒、謝夢池、戴春榮、張弼士等人，也與家鄉的著名人物黃遵憲、溫仲和、丘逢甲、饒芙裳等保持聯絡。從有關文獻可知，溫佐才還曾擔任招商局的中國通商銀行的董事，與盛宣懷、鄭觀應等洋務派人物保持頻繁的接觸。後來在電報局被郵傳部下令改歸官辦的過程中，溫佐才還與盛宣懷、鄭觀應等股東就股票收購價格進行博弈。
溫佐才在香港還開設了廣嘉興客棧，由他的侄子溫葆六管理。據辛亥革命元老姚雨平生前回憶，當時同盟會華南的總機構設在香港，《中國日報》是革命黨人的接洽點，由於溫葆六也是同盟會員，所以客棧成為往來廣州、香港的同盟會員的住宿首選。其實，溫佐才的電報局也招攬了不少梅州籍人士工作，外交家、舉人梁詩五的侄子梁擴凡也在其麾下任職，成為早期的同盟會員。正是由於溫佐才橫跨清廷官場、商務和僑界的角色，在香港浸潤十多年。20世紀初年，香港嘉應商學公會成立的時候，他深孚眾望擔任首任主席。
在香港期間，溫佐才非常關注家鄉嘉應州的發展。1900年前後，嘉應州由於水災和政局動盪，大米供給緊張，當時嘉應州的紳商黃遵憲、溫仲和、謝益卿等倡導成立嘉應運米公司，發動南洋僑商賑濟災民，從南洋和安徽蕪湖等地糶米，溫也是參與其事者之一。1905年，丙村三堡學堂成立，合金盤、錦洲、雁洋三堡致力創建，溫佐才作為金盤堡的代表，捐資一千塊大洋，與丘燮亭、江柏堅、謝魯倩、李實秋（輝丞）等一起推動校務的順利開展。
奔走滬港，熱心國事
溫佐才擔任港電報局總辦的職務多久，由於檔案的缺失，目前無法確定，可能擔任至1910年前後。離職前，他參與順天直隸、秦晉等地的賑災捐納活動，被直隸總督袁世凱等保舉，官銜不斷提高。而到1909年報效海軍經費一萬元，得到以道員發往江蘇即補，並交軍機處存本的褒獎。
晚年的溫佐才還活躍於上海政界。辛亥革命後，俄羅斯趁中國國內動盪之機，暗中支持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等進行分裂活動，各省志士發起救蒙會等，溫佐才與于右任、伍廷芳、熊希齡、虞洽卿等發起成立救國社，向社會各界以及袁世凱執政的中央政府呼籲，探尋辦法捍衛祖國領土的完整。1912年，救國社由於右任任社長，周金箴、溫佐才任副社長。至1913年3月，于右任離任後，溫佐才又繼任社長一職。
此外，溫佐才參與了不少社團事務，不單單是香港的嘉應商學公會主席頭銜。他還擔任了上海嘉應五屬同鄉會會長、上海廣東省同鄉會發起人、上海平和期成會發起人、旅滬粵人各團體罷市善後協會主席、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評議員等職務。這些職務的擔任顯示，他的商業活動拓展到了上海，他是鹽業商業銀行的招股人，是上海永安有限公司的參董員，還是粵路公司的股東，曾參與發起上海明良文科學校的創辦活動以及成立廣東俱樂部。
1916年6月，護國戰爭迫使袁世凱取消帝制，憂憤而死。溫佐才與社會各界人士一起通電，呼籲驅除盤踞廣東的袁世凱餘黨龍濟光勢力，迫使沾滿革命黨人鮮血的龍濟光率部撤往海南島瓊州。
1917年，溫佐才又與準備南下參與護法運動的程璧光聯繫密切，這些都說明，溫佐才在近代史上，尤其在香港與上海的洋務、政治、社會活動中占有一席之地。
溫佐才於1920年去世，可惜的是，目前有關他的歷史文獻呈碎片化的現狀。他的堂弟溫子壽總編的《梅縣溫氏族譜》始編於1917年，恰恰是在他去世後兩年的1922年完成，拘於資料和體例所限，對他的生平著墨不多。這位香港嘉應商會首任主席在社團建設上的貢獻和近代史上的地位，有賴於歷史學家未來的研究、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