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出版社: 上海書店出版社; 第1版 (2009年10月1日)
正文語種: 漢語
開本: 32
ISBN: 7545801482, 9787545801484
內容簡介
《清季的洋務新政(第1、2卷)》內容簡介：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清季的洋務新政》是樊百川先生的遺著。樊先生生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他於1923年在河南新鄭縣出生，1951年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即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以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見長，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是他的第一本著作，曾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屆優秀科研成果獎。他生前有一個龐大的研究計畫：一是要撰寫多卷本的《清季的洋務新政》，二是要撰寫多卷本的《中國資本主義史》，三是要編輯一套《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其中的《清季的洋務新政》，在他完成了《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之後即著手撰寫，在即將完成之時不幸積勞成疾，於1996年10月13日去世，只有此項研究的副產品——《淮軍史》得以完成，於1994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他兩項研究計畫亦已有寫作構想和許多的資料積累，因樊先生的去世而成為憾事。
作者簡介
樊百川（1923-1996），河南省新鄭縣人。1947年考入北京大學。1951年由北京大學畢業，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即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直至逝世。生前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經濟史研究室籌備組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研究生導師，兼任國防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1992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種津貼。
主要研究成果有：撰寫和發表論文近20篇。參與寫作范文瀾主編《中國近代史》中的有關農民運動和經濟史的內容；郭沫若主編、劉大年主持《中國史稿》中的若干章節。個人著有《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50萬字）、《淮軍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8萬字）。其中《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獲四川出版社優秀圖書獎、中國社會科學院首屆優秀科研成果獎、光明日報社優秀學術著作獎。
目錄
第一卷
洋務新政正名議（代序）
第一卷 洋務新政的興起和推行
第一章 外國侵略者在中國培植代理人
第二章 洋務派的產生和形成
第三章 洋務派的主體——曾、李集團
第四章 洋務派思想及其與清流派之爭
第五章 總理衙門的設立和洋務新政的推行
第二卷 洋務新政的半殖民地軍事設施
第六章 陸軍的採用西方近代武器與近代兵制的變革
第七章 近代海軍的籌建與覆敗
第八章 北洋艦隊的建立與覆滅
第九章 半殖民地近代軍火工業的畸形建設
第十章 控艦艦製造工業的興衰
附錄六 造修船艦統計
結語
附錄一
附錄二
編後記
序言
一、“洋務運動”一詞的來歷與質疑
把19世紀洋務派因辦“洋務”而引發的一部分“借法”活動，叫做“洋務運動”，到今天幾乎已經是相沿成俗，而忘其甚謬的事情了。
“洋務運動”一詞，並非所指19世紀事情發生時期所固有，乃後人於數十年後所強加。現尚不知確切始於何時何人①，但知20世紀30年代後期，已為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所使用。不過自此以後二十餘年間，並未為較多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所接受。其為較多學者所接受，則始自1961年中國史學會主編的《洋務運動》八冊資料出版以後。
後記
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清季的洋務新政》是樊百川先生的遺著。樊先生生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他於1923年在河南新鄭縣出生，1951年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即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以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見長，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是他的第一本著作，曾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屆優秀科研成果獎。他生前有一個龐大的研究計畫：一是要撰寫多卷本的《清季的洋務新政》，二是要撰寫多卷本的《中國資本主義史》，三是要編輯一套《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其中的《清季的洋務新政》，在他完成了《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之後即著手撰寫，在即將完成之時不幸積勞成疾，於1996年10月13日去世，只有此項研究的副產品——《淮軍史》得以完成，於1994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他兩項研究計畫亦已有寫作構想和許多的資料積累，因樊先生的去世而成為憾事。
樊先生去世後，我與他的夫人談起樊先生的後事，樊夫人說最遺憾的是《清季的洋務新政》一書，大部分已經寫完，但尚未全部完成，現在人走了，書稿也就成了廢物，十分痛心，希望我能把樊先生未完成的部分完成。我想，這是樊先生的遺作，我即使狗尾續貂，也難以與樊先生的思路、觀點、風格保持一致，最好能把遺作整理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東西出版，以反映樊先生的思想。於是我就把遺稿接了過來。按照樊先生原來的計畫，《清季的洋務新政》是3卷本，約150萬字。
文摘
變法維新所推行的一切近代事業，普遍地概括以“新政”之名①。風氣所至，連清政府也不得不把他們在20世紀初被迫允行的事業，稱之為“新政”。到這時，在不少的人中，“新政”一詞已經只剩下“新的政事”這個詞義，幾已忘卻它原作“初政”的本義了。
把“新政”一詞由“初政”的原義，轉為兼具或改為“新的政事”一義，從表面上看，也是悖離了本義。但“新”字之有新1日之“新”的字義，自古已然。從文字上講，把“新政”一詞解作“新的政事”之義，並無不通，可以同“初政”之義並存，作為一詞兩解，並行不悖。實際也可視為本義的引申，而非截然兩歧。況且“新政”一詞引申作“新的政事”解釋，在洋務派活動時期已然，絕不悖離歷史實際，而非後人所生造和強加，尤為順理成章。這同後人歪曲“洋務”一詞本義及其引申詞義，而強加給洋務派者，根本不同。所以“洋務”一詞不能用以概括洋務派的“借法”活動，而“新政”一詞則可。這也是“新政”一詞一出，立即為許多學人所接受的緣故。
然而“新政”一詞又不能單獨專用來概括洋務派的“借法”活動。一是“新政”一詞的“初政”本義仍存，容易相混。二是無以同後來發生的幾次“新政”相區別。必須用專有的限制詞來加以限定，使其具有不與他事相混的特別標誌。
過去有人因為洋務派經常以“自強”來標榜，遂亦用“自強”作限制詞，稱“自強新政”，來概括洋務派的“借法”活動。但一則“自強”一詞在洋務派只是一個既未達到，又未認真追求的虛妄不實之詞，如上文已經談到的那樣；二則詞語仍泛，在中國近代史上數起以“自強”相號召或標榜的重大事件中②，仍難明指是何人和何時所進行，單指哪一件重大事件。這自然不能定作概括洋務派全部“借法”活動的專用科學詞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