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
《清史稿》載，“明時茶法有三：曰官茶，儲邊易馬；曰商茶，給引（茶引，舊時茶商納稅後由官廳發給的運銷執照）征課；曰貢茶，則上用也。清因之。”歷史上福建茶屬貢茶，“不頒引，故無茶課。唯惟茶商到境，由經過關口輸稅，或略收些落地稅，附關稅造銷，或匯入雜稅報部。此嘉慶前行茶事例也。厥後泰西諸國通商”，大批茶葉開始遠銷海外，“茶務因之一變”（《清史稿·食物志·茶法》）。於是有了“海上茶葉之路”。
賽岐舊碼頭之一五口通商後，賽江的港口經濟得到迅速發展。港口經濟中，最重要的當數茶葉。根據《中英南京條約》的規定，福建省被迫開放的有福州、廈門兩個商埠。英國侵略者提出開放福州的一個重要意圖就是為了茶葉貿易。當時華茶在英國的銷路最大，而清政府嚴守閉關政策，禁止茶葉從海路出口，令閩茶從陸路運入江西，再翻山越嶺進入廣東，由“粵之十三行逐春收貯，次第出洋，以此諸番皆缺，茶價常貴。”如果改由福州出口，英商才可以控制茶市，而且海運路程最短，可以大大減低英商販茶的運費，以獲取巨額的利潤。
福州口岸開放之初，清政府仍堅持禁止閩茶從海路出口，直至鹹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斷了江西陸路，才不得不同意開放福州為茶葉出口碼頭。時值閩紅新秀坦洋工夫初創，福安和周邊各山縣的毛青茶匯集坦洋精製成工夫茶出口。成品茶先用溪船運至賽岐，再從賽岐碼頭過駁大船運往福州馬尾口岸，由於工夫紅茶主要用於外銷，以賽岐為起點的海上茶路形成。
早期閩東運往福州的茶葉有兩種走法。一條是全程水路，即各地匯集到賽岐碼頭的茶品過駁大船後，沿賽江南下，出白馬門，經三沙灣，過東衝口，進入東海，然後循岸線駛往福州口岸。另一條路則是水陸兼程：出白馬門後先從海路到寧德飛鸞碼頭登岸，然後改用肩挑，翻越飛鸞嶺，循官道經羅源、連江到達福州。
外銷坦洋工夫紅茶隨茶品派發的防偽廣告坦洋工夫靠著賽岐的港口優勢，成為閩紅的領軍者。光緒七年（1881年），坦洋工夫茶總產量5萬箱，產值 100萬大洋，創下歷史紀錄。坦洋村因“產茶美且多，有武夷之風，外邦稱為‘小武夷’”。（清光緒《福安縣誌》）海上茶葉之路的暢通使坦洋工夫成為天之驕子。
在坦洋工夫的帶動下，北路茶（閩東北地區所產之茶）得以迅猛發展。光緒十年（1884年），政和工夫紅茶創製成功。政和工夫以政和為主，鄰縣松溪以及浙江慶元地區所產之茶也集中政和加工。政和工夫紅茶從陸路經周墩挑到穆陽，再用溪船順水運達賽岐過駁大船出洋，以賽岐為起點的海上茶路進一步熱鬧起來。
發展
三都澳海關大樓遺址閩東海上茶路開闢46年後，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三都福海關成立，此後三都澳成為閩東廣大茶區的天然航運中心。從賽岐港起運的茶葉全部全程走海路直達福州口岸，不再走飛鸞嶺官道。根據《三都澳海關十年報·1899—1901年》的統計，出口貨物中茶葉是大宗，占全部貨物的99%以上。三都澳成為賽江航運業的轉運口岸和以茶葉為主要出口商品的關稅碼頭。
1915年萬國博覽會中國館北路茶的起運點主要是賽岐，但不只是賽岐一處。三都福海關成立後，寧德縣北部山區（不含周墩）部分茶葉沿霍童溪運至八都碼頭轉寧波船出口（或用肩挑由陸路翻越飛鸞嶺直達福州）；屏南、古田和寧德的虎貝、洋中、石後等地出產的茶葉先集中寧德鐵沙溪（今蕉城濂坑村），然後出西陂塘，經三都澳運往福州；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在沙埕開闢口岸，此後福鼎縣的白琳工夫和白茶、綠茶則集中沙埕港外運出口。以上各起運點中，從寧德八都和鐵沙溪起運的茶品主要是綠茶，運到福州後再窨花精製成花茶，供應國內市場。而閩紅工夫茶（精製紅茶）屬外銷茶，是應海外市場之需，在三都福海關完稅後過駁輪船，經福州口岸遠涉重洋，進入國際市場，主要銷往歐美，賺取洋人的銀兩。
經過清末短暫的休整，坦洋工夫紅茶藉助三都澳開埠再創輝煌。民國4年（1915年），坦洋工夫紅茶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艷壓群芳，獲得金牌獎章，為華茶贏得了榮譽，從而奠定了作為中國名茶的歷史地位。
出洋箱茶納稅報票儘管如此，但是時值歐洲經濟大蕭條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盟國和協約國正你死我活地奮力廝殺，哪有閒錢和逸致享受中國的美茶！加上戰爭後期閩紅最大的買家帝俄發生了內戰，戰後英國政府給予印度茶葉優待，使得北路茶的出口量急劇下降，坦洋工夫在英倫也是有價無市。直到民國11年（1922年），閩紅的國際貿易才開始逐漸恢復。這時福安實業家王泰和於4年前開闢的三都澳至福州的輪航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輪船運輸進一步增強了閩東茶人“烏換白”（紅茶換白銀的形象說法）的信心，以坦洋工夫為領軍的閩紅三大工夫在歐陸再次閃亮登場。國際市場的大量需求使紅茶生產大放光彩。長溪水系各溪河沿岸中心茶市比比皆是，坦洋村不再一枝獨秀，福安一邑茶號多時達到百餘家，以賽岐碼頭為出發點的海上茶路風光無限。
福安的坦洋、穆陽，福鼎的白琳，政和的鐵山，壽寧的斜灘，周墩（今周寧，舊屬寧德縣）的東洋是北路茶的重點茶區。以上除了白琳，其餘茶區出產的茶品大多經由賽岐碼頭過駁出口。
坦洋茶莊發行的茶票，上有英國國會圖案民國16年（1927年），坦洋茶商胡修誠在賽岐創辦“裕通輪船公司”和“裕泰來茶葉公司”；幾年以後（上世紀30年代前期），福安茶商合資成立了“福壽輪船公司”，實現了用輪船將茶葉從賽岐直接運往福州口岸的願望，使以賽岐為起點的海上茶路更加便捷。
從賽岐碼頭起運出口的北路茶與年俱增。根據當時福建省政府統計處《福建之茶》載，“上自政和新村，下至寧德、霞浦，方圓幾百里，周圍六、七縣，茶葉均為福安所購”。“內地之運輸，除一部分陸路用肩挑外，其餘皆由水路運輸”；“壽寧之茶……經武曲、社口而往賽岐”；周墩（即周寧）之茶則“直接由陸路挑運至福安之穆陽，經賽岐出口”。
賽岐上岐頭賽岐有著如此巨大而且長盛不衰的茶葉運轉業務，民國23年（1934年）福建省政府在這裡設立了“福建省建設廳茶葉局辦事處”和“中國茶葉公司福建辦事處賽岐包運管理棧”，加強這一方面的管理。
民國23年（1934年）“福安茶地面積達6萬畝，占全省茶地面積的10.3%；茶葉產量達5.1萬擔，占全省茶葉產量的21.7%，居於全省第一位。”民國24年（1935年），福安全縣共有茶莊67號，遍布縣內各主要茶區。
民國11—26年（1922—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16年，是以賽岐碼頭為起點的海上茶葉之路的輝煌時期。
終結
省政府停徵茶捐的訓令剪報茶葉作為福建省的大宗特產，歷來受到政府和社會的普遍重視。全面抗戰以後，為爭取經濟戰線上的勝利，廣拓國際貿易，換取外匯，支持長期抗戰，閩省當局按民國政府的既定政策，推行茶政改革，實行茶葉管控。
抗戰初期，福建省貿易公司在福州創辦福春茶廠，第一分廠設在賽岐，生產準山茶和花香茶（均屬綠茶系列）銷往蘇俄。民國27年（1938年）5月，廈門淪陷，福州局勢空前緊張，當局奉令將全部閩茶運往香港進行貿易，以確保茶葉的外貿安全。松溪、政和兩縣之茶也改由壽寧至賽岐出口。從賽岐碼頭起運的北路茶一律逕運香港。這一年外銷閩茶近10萬箱，其中福安茶（未含經賽岐外運的外縣茶）約占全部外銷閩茶的37%。
民國28年（1939年），由於歐戰的影響，國際商路阻滯。為充分利用當時十分有限的運力，國民政府以“重質不重量”為外銷統制策略，以期儘可能多生產優質茶品，各茶商茶行嚴格按照省茶業管理局核定的茶類準制箱數產制優質茶葉。由於政府當局的鼓勵，民國28年外銷閩茶增加到近19萬箱，其中福安茶約占28%。是年外銷閩茶除紅白茶外，還有部分綠茶（花茶）和青茶（烏龍茶），後兩種茶以往主要是內銷和僑銷，戰時為增加經濟力量，也加入外貿隊伍。
外銷坦洋工夫紅茶包裝盒的廣告民國29年（1940年）7月，三都口岸遭敵轟炸，三都港成為死港；民國30年（1941年）4月，福州淪陷。既而太平洋戰爭爆發，從亞太到歐陸，戰雲密布，商旅斷絕。儘管省政府公布了種種鼓勵優質茶葉產制的政策，依然無法挽救茶業頹勢。北路茶也跌入絕境，海上茶路幾乎無茶可運。
抗戰勝利後，中國茶業開始逐步復甦。到民國37年（1948年），中國大陸出口紅茶已超過戰前（1936年）的60%。北路茶和閩東海上茶葉之路也同步復甦。
外銷坦洋工夫紅茶包裝盒的廣告民國37年（1948年）福安全縣登記註冊的茶廠茶號總計82家，原料毛茶來源除本縣外還包括周邊縣區，主要生產紅茶、綠茶（花茶）和烏龍茶，紅茶約占半數。紅茶轉運香港外銷，花香茶運往天津銷售華北，烏龍茶則經由香港銷售南洋。
1952年6月，三都港奉命關閉，閩海關三都支關撤銷，以賽岐為主要起點的閩東百年海上茶葉之路終結。
（李健民《賽岐紀事》，海峽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p80－p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