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前 言
沈復出生於十八世紀後半期的蘇州，當時正是清朝最興盛的時期。他做過政府文員，會畫畫，偶爾經商，也遭受過愛情悲劇。在其四十五歲左右時開始描述他的“浮生六記”，而且，自從這“六記”於十九世紀被發現以來就一直讓中國人愉悅不已。
儘管《浮生六記》遠不止此，但在中國人心目中它是一篇愛情故事。就其本身而論，在一個西方人看來，這是一篇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品。因為儘管《浮生六記》的確是關於沈復和他的妻子芸娘的愛情故事，但這是一個發生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愛情故事——他們的愛與沈復狎妓、妻子想替他找妾這些事情共存並生，相互交織。
《浮生六記》是一份有價值的社會文獻，書中對歌伎這一角色的描寫就是一個例子。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的歌伎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因為我們所有的惟一與之相對應的人是妓女。但歌伎在中國是受人尊敬而且也值得尊敬的，她們的性也決不一定是可以用錢買到。正如荷蘭漢學家高羅佩在他的《中國古代房內考》一書中所敘，歌伎常常比她表面上侍奉的那些男人更加獨立和有權威。《浮生六記》改變了我們的觀念和猜測，這些改變雖小卻意義重大，從而使《浮生六記》成為對西方人而言很重要的一本書。
中國讀者在這本書中找到了別的東西。我們一定要想到，直至最近，包辦婚姻在中國都是非常普遍的。即使是現在，父母的巨大影響，經濟或社會的巨大壓力在婚姻伴侶的選擇時依然存在。
因此這樣一本源自帝國文學傳統的、盛讚忍耐和浪漫愛情的作品當時極易成為，而且以後一直是中國讀者喜愛的東西：這本書最近剛在中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而且也是中國幾十年來出版的重要的關於愛情的書中的第一本。
沈復在這本書里向我們描述的他和妻子的生活，可能是他那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中最大膽直白、情真意切的。他給我們描摹了一幅關於芸，他的舐犢之情和他的妻子的精美圖畫。芸的生活窘迫，但她能淡然處之。沈復關於她的肖像，作為中國傳統文學對一位婦女生活的最現實的紀錄，沈復在對他妻子的描寫中，注入了極大的柔情。
這本書中引人矚目的大膽直白之處遠不止於此。當然清朝時的官方文學告知我們當時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是少之又少。小說、戲劇及神話傳說的確讓我們對這些有所了解，但往往又拘泥於故事情節的細微之處，以至於無暇顧及當時的中國人是如何度過他們的時間的。《浮生六記》的確講述了這方面的大量細節，同時又設法避免了許多在西方讀者看來是繁複晦澀的東西，而這些在當時的許多中國大眾文學作品中是很多見的。我們很幸運，因為沈復在傳統的中國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不是大學士卻是一位學者。
以沈復和我們的標準，他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失敗者。在官場上，他最大就是一位很有權勢的朋友的幕友，這是清朝許多不走運文人所充當的角色。他不是一個好的畫家，生意也做得不好，常常債台高築，在書結尾時他似乎已完全被他的家人疏遠。
然而，儘管大多時候他是一個犧牲品，為人正直的他仍然義無反顧地選擇正義。出於對同僚不義行為的憎惡，他辭去官職，同時，他又非常有紳士風度，沒有告訴我們那些讓他不快的行為。一個大人物要強迫農家女子做自己的小老婆時，他救了她，讓她回到父母身邊。他是個值得信賴的朋友，而結果常常是讓他付出代價。
如果說沈復在許多方面都不成功，他的許多失敗是與他所在的階層——衙門裡的幕友相關的。衙門中的幕友這個職業自身幾乎就是一個失敗。
幕友這個職業的產生和中國行政管理的獨特之處有關。首先，有這樣的一條規則：異地為官，即官員不得在自己的家鄉任職。縱觀後封建時期的中國各朝，這是標準的做法，以確保官員在管理本區事務時不受當地親友的影響，從而做到公正。
第二點是源於這樣的觀點：政府官員必須首先是學者，然後才是官僚。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之一為很小的一群人管理，他們在初次上任之前，在行政管理方面毫無訓練，他們對稅法的了解不比對千年來詩歌的了解更多。
因此，中國典型的地方官在為官一方時，常常發現自己對當地幾乎一無所知——的確，他可能傷心地發現自己甚至對當地的語言都不知道——只是對各種各樣紛繁複雜的律法及風俗習慣有些微的了解，而他竟然是要按照這些律法及風俗習慣來行使自己多重的管理責任。他需要別人的幫助，而這種幫助他在幕友那兒可以得到。
幕友受過教育，又有專業技能，是地方官在學者的倫理道德與帝國政府面對的現實之間架設的橋樑。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哈佛大學出版社，1962）將幕友分為七類專業：刑名，錢穀，征地，掛號，書啟或書稟，朱墨或紅黑筆，賬房。儘管《浮生六記》中沒有明確的陳述，但沈復似乎是專攻律法的，是七類中最地位顯赫的一個。
幕友幾乎為地方官起草所有的檔案。他們為他提供建議，幾乎處理所有的公函，幫助組織庭審，替地方官起草回復上峰的詢函，而這些行為起先很可能就是幕友建議的。幕友的好壞可能成就一個地方官，也可能毀了他的前途。幕友的實力是非常強大的。
幕友同時又具備非官方的身份。除了很短暫的一次失敗的實驗，清朝從來就沒有正式承認過他們的存在。他們受僱於地方官——不是政府——由地方官招募而來，報酬也是出自地方官自己。幕友的酬勞豐厚。瞿同祖估計說，他們是衙門裡惟一能自食其力的工作人員，而且受人尊敬。無論何時沈復記錄自己為某一地方官效力，他總是說是被邀請就職的，這並非是他的矯飾之詞。一旦受聘，幕友的地位就遠非僕人能比，憤而辭職絕非稀罕，而且，如上所言，沈複本人就不止一次這樣做過。
幕友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他們又來自何方呢？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必須如此，以求勝任——大部分人曾經不止一次地參加過科舉考試，因為那是當時教育制度的自然結果。如果他們通過了考試——有一些當然是成功了——他們自己就進入了仕途，不會做幕友了。
因此我們現在討論的是這樣一群人：他們或拒絕，或被拒絕進入仕官階層，他們曾經為了仕途的最高點而學習，最後卻連最小的官職都沒有。
這種處境一定非常痛苦。幕友在中國偉大的詩人和治國者的傳統里長大，卻不得不過著這樣一種生活——做別人游移不定的手下，他們惟一的領域就是衙門職員那處於陰影中的世界，他們惟一的權力來源於他們的主人，而對於主人懷有一定的嫉妒心理，這也是非常自然之事。
在思考沈復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時，所有這一切都必須瞭然於胸，因為我們必須承認，表面上看來，沈復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或許我們最難理解的是他怎么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無力養家餬口，表面的原因是，這么做可能與他自己的定位不符。例如，妻子病了需要求醫問藥，他就開了一爿賣畫的小店——他承認這只能維持她所需藥物的部分開銷——而不是（我們必須殘酷地注意到）去找一份雖然地位較低，卻可能為他提供比較穩定收入的工作。
這樣的事實是毋庸置疑的，因為這是沈復自己列出來的，儘管他不像我們剛才做得那么直白。那么沈復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無賴呢？廣大讀者自有公斷，但我們確實認為，在做出判斷之前，有幾點需要考慮進去。
的確，沈復非常浪漫，喜歡夢想，常常在自我欺騙的怪圈中迷失方向。但我們必須注意到，沈復所受的教育就只是為了讓他在生活中充當仕官的角色，沈復所在的階層中沒有人接受過除了這種教育之外的其他訓練。的確，在我們看來，沈復在那種教育與他的生活毫無關係之後還念念不忘，但或許他只是認為這種教育可能帶給他的美好前景，或者較其他人更沉迷於附庸風雅之中。在一個更加實際的層面上，值得問這樣的問題：如果他決定找其他的事情做，什麼樣的職業適合他；或者，就此而言，他那一手遮天的父母會同意他從事怎樣的職業。
儘管承認他個人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在我們看來，沈復無力承擔責任原因並非在此。他用以艱難度日的只有他理解的那一套既定的規則，他的悲劇就在於這些規則使他難以為繼。正是這同樣的悲劇，在他的這本書寫成後的幾十年里，又開始在他所有的同胞身上重演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本書原稿殘缺，《浮生六記》中的最後兩記在本書的手稿被發現並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首次出版時就遺失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世界書局在上海出版了據稱是一個叫王均卿的人在蘇州發現的全本，而且在台灣這種版本已經印行了數次。但世人皆知全本中的這兩記是偽作，是從其他作者的書中抄來的。此譯本的附錄三有相關偽作的細節。除了這些信息之外，我們只有以沈復自己說這本書寫於1809年來證明了。
這本書的特點在翻譯時有些挑戰性。沈複本人也承認，他寫作不總是明晰直白的。這本書中有些暗指不清，有些幾乎無法理解。有時所言事實前後牴牾。沈復關於書的概念和我們當今的概念也有很大差異。《浮生六記》不是我們現在所習慣的按時間順序寫就的記敘文章，相反，沈複選取了不同的題材，講述自己人生的方方面面。這本書的本意是以六個不同的層面構建了一個人的“浮生”，每個層面與其他任一層面幾乎毫無關聯。我們希望沈復有過渡性文字的時候，他幾乎沒有；我們希望他提供合乎邏輯的解釋，他常常隻字不提。文中的句子不時兀自獨立，缺乏連貫。因此，本書是供人掩卷沉思的，而且以我們的標準，要細細閱讀。書中有許多未言明之處。但是，書中的言說無不飽含那個時代的生活特點。沈復作為一個沒落家庭的不安定分子，給我們留下了一幅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生動畫卷，這幅畫卷常常與我們這個時代的某些地方有著驚人的相通之處。
如果這樣的作品以前都沒有引起譯者的注意，那就不正常了。林語堂在1953年先譯出了這本書，在《天下月刊》和《西風》上連載。林譯的本書曾以多種版本出版。
先行者應該得到我們無比的敬意，但是我們還是覺得，將《浮生六記》完整地譯成現代英語還是有可能的。通過大量（我們希望不要過量）的註解和地圖，這個譯本會將沈復的描述更加完整地展現在現代英語讀者面前。沈復為彼時彼地的讀者而作，而這一切都已不復存在了。我們希望為這部作品所作的一切，能有助於它存活於當代西方讀者心中，正如它的作者希望它存活於自己的同輩人心中一樣。
我們努力為讀者提供全譯本，用余國藩先生的話來說，“對原作最大程度地明晰的忠實”。但是，對我們譯本的修正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謹懷著對原作的敬意，歡迎這些修正。
作者介紹
沈復（1763~？），字三白，號梅逸，江蘇蘇州人。年輕時秉承父業，以游幕經商為生，後偕妻離家別居，妻子客死揚州。46歲時有感於“蘇東坡雲‘事如春夢了無痕’，苟不記之筆墨，未免有辜彼蒼之厚”，乃作《浮生六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