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打工族

洋打工族

解釋:如今,越來越多的外國留學生來到中國求學,或許是為了掙錢完成學業,或許是為了培養一種自立精神,總之在中國打工也成了這些洋學生留學生生活的一部分。按照國際公認的觀點,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外籍工作人員占總人口的比例一般要求在5%以上。按照上海現有的人口計算,外籍人口數應在70萬左右,但目前的數量不足10萬。因此,隨著上海國際化進程的加速,來滬工作的外國人將大量增加。

身邊老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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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中國老百姓談論的最多,也是接觸最多的老外,非蘇聯、東歐的“專家學者”們莫屬。大量的洋專家分布在各個建設領域,用本國先進的技術幫助新中國的建設。那時候,我們和他們的關係是援助與被援助的關係,老百姓看他們的眼光是崇敬和稀奇的混合體。
進入60年代,中國引進外國專家的步伐放慢,只是在文教領域還活躍著一批外國專家。進入文革後,這一工作幾乎停頓下來,曾經有著15萬常住外國人的上海,成了一座只擁有70餘名常住外國人的“空頭國際大都市”。這個時期,老百姓顧自己還來不及,沒有時間去關心別人。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國張開了雙臂歡迎國外友人的到來,提出要引進國外的“智力”來助改革開放一臂之力。來滬投資的、經商的、交流訪問的,不僅是文教專家,還有從事經濟管理和技術管理的專業人士,於是乎,我們的身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黃頭髮、藍眼睛”,他們成了我們的上司,抑或同事和朋友。我們看他們的眼光多了一份平和和從容。
突然有一天,我們兀然發覺,給老闆打工的也有老外了,酒店裡的調酒師,髮廊里的洗髮女,飯館裡的大廚,還有KTV的樂隊……他們雖然搭不上“專家”的級別,但其與身俱來的異國風情及技術特長成了我們生活中又一道風景。這時,歷史進入了20世紀90年代末,他們成了真正來中國淘金的人。
如今,走在上海街頭,隨眼一望,就能看到外國人,而和他們一起到來的各種“舶來品”,不管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也無孔不入地進入了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目光,不再因為眼前閃過不同膚色的人群而變化,我們的視線,也不再去刻意追隨他們。因為,他們和我們一樣,是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的人們。儘管他們可能對我們的某些崗位構成某種威脅,甚至可能搶掉我們的飯碗。

上海洋打工族日漸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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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申城與“老外”共事,在學校聆聽外籍教師講課,去餐廳享受外國人烹製的美食,到美容院接受外國高級技師的美容美髮,上酒吧欣賞外國演員的舞蹈……早已不是新鮮事。
以往,在人們的印象中,外籍職工一般都是外資企業的中高級管理人員、技術人員,這似乎是一種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現在享受“洋打工”服務已經成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管理外國人在上海工作就業的有關機構提供的數據表明,除了由國家政府出面引進的在上海工作的國外專家外,改革開放以來,累計已有約10萬外國人在上海工作過。最近3年來,外國人在上海就業的人數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
有關部門統計,在上海就業的外國人絕大多數是有較高學歷的專業技術人才,其中具有學士學位的占74.96%,具有碩士學位的占11.49%,具有博士學位的占2.63%。在眾多洋打工中,日本與美國人占總數的44.2%。在滬工作的外國人中,70%以上分布在上海近2萬家外商投資企業里,主要是外資企業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其餘外國專家主要活躍在上海科研、文化、出版、教育、衛生、新聞、體育等領域。
此外,上海每年還引進數百名技術管理專家,他們來這座城市短期工作,幫助解決具體技術及管理問題。引進的外國專家在上海工業、金融、科技、商業、中介諮詢、農業和教育等領域發揮著光與熱,成為這些領域了解和追趕國際先進水平、逐步按國際慣例辦事的“引路人”。已經成為國內優秀人才聚集地的上海,正在向國際大都市的目標邁進,建設與國際大都市相匹配的國際化人才機制已被提到人事工作中相當重要的地位。有關人士透露,上海將用5年時間,即到2005年,把上海建成亞洲人才高地;然後再用10年時間,即到2015年,在上海形成世界人才高地的初步框架和雛形。
按照國際公認的觀點,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外籍工作人員占總人口的比例一般要求在5%以上。按照上海現有的人口計算,外籍人口數應在70萬左右,但目前的數量不足10萬。因此,隨著上海國際化進程的加速,來滬工作的外國人將大量增加。

“洋打工”說明中國用工制度走向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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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老外”都把上海當做了“打工”的好地方。這些人月收入最高的可達10幾萬美元,因此,一方面“洋打工”對申城發展貢獻的納稅金額就相當可觀;更重要的是,他們給上海的就業觀念、就業市場帶來了一些變化。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董克用教授認為,如果在規範的條件下,用人單位在關鍵崗位雇用幾個少量的外籍員工是可以的,但不應提倡成為普遍現象。各國對本國的勞動力是採取保護措施的,對外國就業者是嚴格控制的。目前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應大力培養中國的就業者。另有學者認為,洋打工的出現正說明中國綜合實力的增強,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種現象會越來越多,大可不必驚呼“狼來了”。偌大的中國就業市場,承載幾個“洋打工”是不成問題的,如果我們的員工不珍視目前的就業機會,讓“洋打工”拔了崗位的頭籌,那么,砸我們飯碗的不是洋打工而是我們自己。
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的用工制度正向多元化發展。餐飲業、飯店管理業、文化娛樂業、IT業等洋打工的增多,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一種促進,同時也是一種挑戰。此外,“洋打工”幫助我們與世界交流和溝通,同時“洋打工”也把我們的變化向世界各地傳遞。隨著我國加入WTO,如何有效地調控外國就業者的進入,同時迅速提高國內人才的國際競爭力成為人才市場的當務之急。

洋學生打工族

如今,越來越多的外國留學生來到中國求學,或許是為了掙錢完成學業,或許是為了培養一種自立精神,總之在中國打工也成了這些洋學生留學生生活的一部分。在上海東北角的國際文化交流學院裡,就活躍著一批勤奮的—— 
  

法國來的“時裝模特”

克里斯多夫,法國西南部一所高等商學院的學生,主修專業為東亞經濟貿易。他一直希望能來中國學習漢語,切身感受一番東亞地區的風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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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已經二十出頭的人是不能再向父母伸手要錢的,克里斯多夫準備在上海自己養活自己一年。最初經朋友介紹,他為一個在上海的法國家庭照看孩子。這對夫婦都是法國某大公司駐上海辦事處的高級職員,住在虹橋地區的一棟別墅里。他們十一歲的兒子在上海法國學校讀書,數學成績太差,克里斯多夫的主要工作就是輔導這個男孩的數學,為此他可以免費吃住在別墅里,另有每月1000元人民幣的報酬。主人為克里斯多夫安排了單獨的臥室,臥室里裝有一部歸他獨個使用的電話,當然說好電話費由他支付。為了省錢,克里斯多夫從不打國際長途電話,而是在學校的圖書館用E-mail跟法國的家人聯絡。可是有一天他的電話賬單上出現了兩次打往法國的國際長途電話費用,他向主人一家詢問,沒人承認用過他臥室里的電話。就為了這件事,克里斯多夫辭掉了這份條件蠻不錯的活,在學院附近租了一間中國人的房子,每月房租300元,另加水電煤雜費。斷了生活來源的他,連這點錢也是個沉重的負擔。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某天這位中國房東家來了親戚,請克里斯多夫一起吃頓飯。席間,那位親戚見這個法國小伙子長得很帥,高大挺拔的身材天生一副好衣架子,便問他願不願當某個品牌的西服形象代言人。這位親戚是上海郊區一家合資服裝廠的廠長,餡餅就這樣從天上掉下來了。
此後克里斯多夫每天上午在大學學習漢語,下午去郊區的服裝廠或廠方的各處銷售點打工,有時是為了拍攝新款西服的廣告,有時就穿上該品牌的西服直接站櫃檯,也參加一些展銷活動。他有英俊的外表,又是個洋人,很能吸引中國顧客的視線,有位小姐在一個星期內為自己的男友、父親和弟弟購下了三套這個牌子的西服。克里斯多夫說,在法國只有明星才會有這么多人來關注你,他很高興自己一不小心成了服裝模特兒。當然,克里斯多夫所得到的報酬也是很可觀的,抵得上一個中國白領。有了錢,克里斯多夫依舊住在那間300元房租的小屋裡,他用打工掙來的錢遊覽了大半箇中國,一直走到西藏。他說要不是還得回法國完成學業,他真想留下做個上海人。因為給服裝廠打工,克里斯多夫對中國服裝行業的生產銷售情況有了感性認識,而法國的服裝業又是世界的領頭羊,克里斯多夫希望將來能找到一份與中國做生意的工作,最好從事服裝貿易。
 

在啤酒館搞“改革”的德國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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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凡,來自德國慕尼黑,大學裡所學的專業是汽車發動機製造,只是為了想看看中國的馬路上究竟有多少大眾汽車而來了上海。史蒂凡的父母離婚多年,即使在德國,他也是靠政府的獎學金過日子。他最怕中國人將他當成闊老外,所以常常把“我是一個德國窮人”掛在嘴上。來上海不久,朋友們帶他去了上海衡山路一家德國人經常聚會的啤酒館,那裡賣的啤酒很貴,生意卻不錯。可是在史蒂凡眼裡,這個啤酒館的氣氛比起慕尼黑的啤酒公園來差遠了。他自告奮勇地對老闆說,如果允許他在啤酒館搞一點小小的改革,他能保證叫這兒的生意額再翻一番。老闆同意讓他試試,於是史蒂凡幾乎跑遍上海,買來一種特大號的玻璃啤酒杯,酒館小桌上的桌布也換成了跟慕尼黑啤酒公園一模一樣的紅白格子布。他還親自下廚房烤制德國南方風味的肉腸,搭著啤酒一塊兒賣,果然啤酒館的生意愈加紅火起來。老闆似乎離不開史蒂凡了,正式請他每晚來這兒工作幾個小時,從晚上七點到凌晨一點。漸漸地客人們只要看到這個穿白襯衣黑馬夾的德國小伙子在櫃檯前忙碌,就會多喝上幾杯,要是哪天不見史蒂凡,便覺得杯中的啤酒也走了味。

可史蒂凡在上海的身份畢竟是學生,夜夜打工,早上就起不了床,差不多天天上課遲到,有時候實在太累了就逃課。同班的各國留學生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德國貓”,白天睡覺夜裡幹活。不過史蒂凡在同學當中還是很有人緣的,遇某人生日或聖誕節之類,他會做個小東請大家喝一杯啤酒。作為回報,每逢考試來臨,喝過啤酒的人也會幫助他共渡難關,考個60分是穩的。若問史蒂凡回德國後是不是也想開個啤酒館,他會一本正經用港台腔的漢語回答你:“你有沒有搞錯喔,我是造汽車發動機的工程師耶。”前文提到的法國留學生克里斯多夫,與史蒂凡是漢語班的同窗,這對法德兄弟都因為在上海打工打得錢包稍稍有點兒鼓脹起來,於是便做伴去游中國。他們兩人所拍攝的中國各地的風景照片,可以裝滿一個小號的拉桿箱,這也是他們在中國掙到的一筆財富。

樂不思蜀的俄羅斯姑娘

妮娜,出生在俄羅斯海參崴的漂亮姑娘,來上海之前還從未去過首都莫斯科,因為從海參崴到上海要比去莫斯科近得多。妮娜最初對上海的嚮往,源自中俄兩國的邊境貿易。那時候邊境市場上出售的中國貨,只要標有上海兩個字,就賣得比別的貨貴,當然看上去也確實好看。妮娜在海參崴大學讀旅遊專業,從一年級起就開始修漢語課,希望將來能成為一名帶團到中國旅行的導遊。功夫不負有心人,那年全校只獲得一個公派到上海進修漢語的名額,便落到了妮娜頭上。妮娜形容她第一次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的感覺,恨不得長出一百雙眼睛來。她從沒見過這么多的人,這么多的漂亮東西,可是當她仔細看清了她喜歡的那些服裝首飾的標價,她差點沒暈過去,一雙運動鞋標價700元人民幣,差不多等於80美元,那是海參崴一個大學教師一個月的工資啊。妮娜真有點心酸,她沒想到在上海她是一個這么窮的窮人。後來同學們帶她去了襄陽路市場,那裡的服飾也很新潮,比南京路便宜多了。歐美日本同學懶得討價還價就會買下,可她直到第三次走進襄陽路市場,才敢買下一隻15元的仿銀手鐲。不過那天她遇到了正在販衣服的俄羅斯老鄉,他們告訴她上海東邊有家娛樂城,常有俄羅斯水手、買賣人在那兒聚會,讓她有空也去玩玩。後來妮娜按圖索驥找到了那裡,果然聽到了久違的鄉音。俄羅斯老鄉喝著酒唱民歌,妮娜有點興奮也上去唱了幾句。娛樂城的老闆很欣賞她的嗓音,就放了幾首前蘇聯時期的歌曲錄音,《紅莓花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等等,問妮娜會不會唱。這些都是妮娜父母那輩人喜愛的曲子,妮娜從小就耳熟,但她只會用俄語唱。老闆說用俄語唱更好,原汁原味。這樣,老闆就跟妮娜訂了口頭協定,讓她每天晚上去唱那些蘇聯老歌,一晚上100塊錢,周末多些,最主要的是看她能不能讓客人掏出小費。妮娜的歌很快就受到了歡迎。某個周末晚上,一位中國客人聽了她唱的歌,付了50元小費,幾天后又帶了些朋友來。他們都是五十開外的中年人,個個衣冠楚楚,自己開著車,看得出事業有成,他們聽妮娜唱那幾首老歌百聽不厭,給的小費也很可觀。老闆告訴妮娜,這幾首前蘇聯時期的老歌曾經在中國非常流行,中國五十歲以上的人差不多都熟悉,所以才會如此喜愛。妮娜自從打上了這份工,每月掙的錢遠遠超過了那點公費生的獎學金,她不僅給自己買了漂亮的衣服首飾,每月還能寄一些錢給父母,她非常慶幸自己在上海能交上這樣的好運。
一年很快過去了,按規定妮娜應立即返回海參崴大學,但她早已樂不思蜀,不想離開上海了。她給學校去信,希望能再延長一年的進修期。校方沒有同意,於是妮娜的獎學金斷了,如果她不馬上回去,母校還可能將她除名。妮娜要想在上海合法居留,必須自己掏錢繼續在上海的大學裡註冊學習漢語,否則她無法得到居留證。儘管這樣,妮娜還是破釜沉舟地選擇了留在上海,她一邊在娛樂城唱歌,一邊尋找各種機會,她要在上海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
常來聽妮娜唱歌的中國客人中,有一位是某公司總經理,該公司有一些與俄羅斯的貿易來往,總經理有意讓妮娜將來去那兒工作,前提是她必須把漢語學得更好。妮娜已經放棄了當導遊的理想,也不在乎那張海參崴大學的文憑,除了上漢語課,就在娛樂城唱歌打工,她希望早一點結束這種動盪不定的生活,在上海找到一份真正穩定的工作。

傑西姆:打工遭遇苦惱  

 
傑西姆是個高大健壯的黑人小伙子,祖國在非洲的喀麥隆,他來上海已經第四個年頭了,很快將拿到中國大學的物理學碩士學位。由於是公費來華求學,獎學金不多,僅夠應付基本的日常生活,又因為路途遙遠,四年來他沒有回過一次喀麥隆的家。傑西姆學習努力,生活簡樸,開始並沒有動過在上海打工掙錢的念頭,後來因為寒暑假中,留學生們紛紛回國,校園裡空蕩蕩的,他感到格外孤獨,就想找點兒事乾。法語是喀麥隆的官方語言,他打的第一份工,是在上海某外語培訓中心教法語課,雖然課酬很低,而且每次去上課來回要騎兩個多小時的腳踏車,傑西姆卻很熱愛這份工作,他想藉此機會多交一些中國朋友。可是過了兩個星期,傑西姆就被辭退了,原因是那些來學法語的中國學生希望能有一個正宗的法國人來教他們,而不是一個非洲人。 
第二份工是傑西姆的中國同學替他找的,暑假裡為一個上海國中學生當家教補習物理,每小時報酬40元。開始傑西姆很不習慣上海人家里進門就一定要讓人換鞋的規矩,他覺得這有欠禮貌,但他什麼也沒說,入鄉隨俗嘛。那個國中男孩不但物理成績不好,還好像不太有教養,第一次上課時就對傑西姆說:“你是黑人,不要坐得離我太近。”後來有一次上完課,傑西姆聽到男孩的母親對家裡的保姆說:“把這個黑人用過的茶杯分開來洗,萬一有愛滋病怎么辦?”傑西姆完全聽懂了這句話,他受不了這種帶種族歧視性的污辱,主動辭掉了這份工。以後傑西姆再也沒有動過打工的念頭,他說他很喜歡上海,但是對某些上海人的狹隘偏見表示氣憤和不理解,上海是個開放性的國際大都市,上海人也就應該具有海納百川的寬闊胸懷才是。

老闆的兒子也打工

楊榮書,印尼籍華裔,其父在印尼有一家生產服裝的公司和幾家連鎖服裝店。楊榮書大學畢業後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就成了父親的雇員。去年父親把他派到上海,除了學習漢語之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了解上海服裝的流行趨勢,因為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信息發達,歐美服裝的最新潮流,要不了多少日子就會在上海濺起浪花。楊榮書為父親打工可謂兢兢業業,當然他向父親索要報酬時也絲毫不會顧及親情而少要一分錢。每天上午上課,下午和晚上楊榮書就出入於上海各大商廈的服裝部,各種時裝精品屋,看到新穎別致的款式或用炭筆迅速畫下素描圖,或用數位相機拍攝後傳回印尼。時間一長,他常去的那些大商廈的營業員都認識了這位只看不買的小伙子。楊榮書也有些不好意思,這種做法多少也算剽竊了別人的設計成果。 
為父親打工所掙的錢除了付學費和日常生活開銷外,剩下不多,楊榮書還是節省下一點錢,打算為母親定做一件絲綢旗袍作為生日禮物。他買好衣料後跑了許多裁縫店,最後在淮海路一家大綢布商店的附屬製衣處遇到了一位好裁縫,雖說工價不菲,但這件旗袍卻是楊榮書所見過的最精緻的做工。母親收到這件禮物後竟捨不得穿,掛在自家的服裝店裡當裝飾品招徠顧客。楊榮書結識了這位裁縫後,提出為他的工場打雜做小工,分文不要,只想學點兒裁縫手藝。裁縫師傅好生奇怪:“你爸爸開著服裝公司,將來他老了還不傳給你嗎?哪裡用得著你出來吃苦學手藝?”楊榮書說家裡兄弟姐妹多,父母的財產不一定分得到他,再說他想早點兒真正獨立,有一份屬於自己的事業,如果將來回印尼能當一名裁縫,來上海一趟也算不虛此行。

東瀛女兒的真情奉獻

大島依香,圓臉短髮的日本女孩,背著個雙肩包,像個花季的高中生。她可是留學生中地地道道的“打工好手”了,所不同的是,她打的這份工沒有一分錢的報酬,全憑自願。每天中午在大學上完課,大島依香就騎上她那輛山地跑車去莘莊附近的一所“民工國小”給中國孩子上課。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外地民工,原先白天父母們去幹活,孩子們便四處亂跑。後來在當地居委會的幫助下,利用一處廢棄的倉庫建了這個“民工國小”。說是國小,其實也就是二十來個學齡前的孩子,沒有正式的老師,由社區幾個熱心的退休老人義務將孩子們招攏在一起講講故事,主要是為了解除安全方面的隱患。依香剛來上海時,有一回跟朋友騎車郊遊迷了路,問路問到了這所“民工國小”,一位老人替她指了路,從此她便跟這個地方結了緣。也因為依香在日本時當過幼稚園的老師,特別喜歡孩子。依香的漢語水平不很高,但因為是日本人,從小會寫方塊字,而且寫得非常漂亮,依香就把自己在大學裡學到的漢字教給孩子。她教得十分用心,孩子們的長進也很快,學齡前的孩子已經認識了一百多個字。由於民工來自中國的四面八方,二十幾個孩子在一起也是各種口音都有,依香就教孩子們念漢語拼音,說國語,反正大學裡的漢語教師怎么教外國留學生,依香就學著怎么教民工的孩子,她的水平是足以勝任這份工作的。
孩子們的父母見一個日本女孩天天大老遠跑來教書,還不收一分錢,心裡過意不去,經常從家裡帶來吃的東西送給依香。依香的雙肩包里裝過年糕、臘肉、鹹鴨蛋;也裝過花生、菱角、小核桃。有一回依香在上課,一個孩子的父親蹲在門外,不聲不響地把依香的山地腳踏車擦得晶光鋥亮,依香感動得直向這位民工鞠躬。孩子們叫依香“大島老師”,每天上完課,二十幾個孩子擁著依香出門,直到她騎車的身影看不見了才各自回家。不久,大島依香要回日本去結婚了,孩子們的父母送了她一大堆紅紅綠綠的東西,這些禮物雖有點土氣,卻是真情一片,依香說她要珍惜地帶回日本去給親人朋友們看看。依香還向孩子們保證,她一定會再來上海看他們,因為地球上所有的孩子都是最可愛的。
中國正越來越為世界所矚目,外國學生來華求學已開始出現潮湧般的勢頭,洋學生打工族的隊伍也會不斷壯大。那么讀了他們的打工故事後,又會給中國人一些什麼啟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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