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河套地區一直是中原王朝和遊牧民族政權的兵家必爭之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明初，元朝殘餘勢力盤踞在蒙古高原，洪武三年鄭州知州蘇琦所上奏疏的核心思想便是依託長城，建立軍鎮，實行軍屯，實施近邊防禦。“丁酉，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其一，國家肇造區宇，西北餘孽未平，關輔、平涼、北平、遼右與夷虜相接，一有警急，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電田積粟，以示久長之規。其二，宜選股朧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事，分鎮要害，以統制諸番。若其來歸也，待之以誠，懷之以德;其叛也，喻之以義，示之以威，專明恩信，遠示綏懷，勿啟邊釁，以疑遠人;勿連兵禍，以勞中國。其沙漠非要害之處，當毀其城郭，徙其人戶於內地……上謂中書省臣曰:‘屯田以守要害，此馭夷狄之長策。李牧、趙充國常用此道，故能有功……琦言有可采者，其參酌行之。’”《明太祖實錄》卷50，洪武三年三月丁酉。儘管朱元璋對這一規劃頗為贊同，但同時又制定了進攻蒙古大漠的計畫，可見當時朱元璋本人處在攻或守的矛盾之中。和林是元朝嶺北行省駐地。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命魏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由木憐道出發，赴和林為中路軍;曹國公李文忠為副將軍，由帖里幹道出發為東路軍;宋國公馮勝為右副將軍，由納憐道出發為西路軍，合騎兵15萬，三道並進，出征漠北。騎兵15萬，用於後勤運輸保障的馬匹更當倍之，因此，此次出征所用馬匹至少在30萬匹以上，規模之壯，在洪武一朝空前絕後。久經沙場的擴廓利用明軍勝兵易驕的心理，誘敵深入。徐達冒進於擴廓與賀宗哲聯軍的伏擊圈中，‘驟與之戰不利，死者一數萬。”同樣，明軍則損失慘重。據《草木子余錄》 載，“分三路出討漠北， 大敗， 死者前後約四十萬” 。相對於人員， 戰馬損失應該更加慘重。如果說此時的朱元璋畏懼於被他稱之為天下第一奇男子的王保保( 即擴廓帖木兒) 而不敢主動出擊， 那么 “在洪武八年八月， ( 北元) 喪失了大將王保保， 十一年四月， 元主昭宗又逝世， 但明軍還不敢乘機大舉”日本學者和田清敏銳地覺察出這一現象， 但沒有給出答案。不僅如此， 在以後長達 15 年的時間裡， 也未見明軍大規模出擊的舉動，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洪武二十年。從各方面分析， 戰馬的匱乏應是制約明朝大規模軍事行動的主要因素。根據《明史》記載，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朝清點全國兵馬數，計官兵1204923人，馬僅45080匹，可見嶺北之戰後明朝軍馬的缺少。“與虜戰失利，斂兵守塞”只能用步兵固壘。“馬悉數不過二萬， 若逢十萬之騎， 雖古名將， 亦難於野戰。所以必欲知己， 筭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其結果是步兵的戰略投送能力遠遠弱於騎兵。“明軍自是希出塞矣”。明軍騎兵的嚴重缺失讓朱元璋繼承元朝最後一個行省的計畫嚴重受挫。“按此和林之偏師也，我軍鮮利，高皇蓋數悔之。”最後只能在漠南設定諸多衛所，借地利屯田牧馬助軍資，以圖反攻嶺北。而嶺北之役促使朱元璋決定採納蘇琦的建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營長城防線。如洪武六年便將北邊戰略改為防禦。“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分遣左副將軍李文忠……分駐山西、北平等處，相機擒討殘胡。遣指揮李玉入奏。詔可之。”見《明太祖實錄》卷83，洪武六年六月丙午。直到洪武后期，朱元璋才藉納哈出投降之機，命藍玉奇襲北元汗廷後，再次派遣諸子出鎮北方，並讓朱標準備遷都關中地區事宜。從朱元璋對晉王馬政的囑託來看是於嶺北之戰之後戰馬尚未徹底恢復有關，經過多年籌劃連朱元璋也不禁感嘆“朕無北顧憂矣”。為了防禦蒙古騎兵勢力的南下，拱衛中原腹里以及作為日後朱標反攻嶺北的基地，在明朝北部邊疆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防禦體系，特別是建立在河套地區附近負責河套防務的肅王國、寧夏衛、三座受降城、東勝、開平、大寧等衛所極為重要。後又在邊地逐漸形成九邊塞王軍鎮重點。
朱棣時期，將大寧都司和東勝衛陸續撤到內地，這使得明初在河套地區完整的防禦體系上出現了漏洞，河套地區直接暴露在蒙古勢力面前，蒙古諸部並以此為常駐之地頻繁南下入寇明朝邊地及中原地區。
發展過程
宣德年間蒙古部眾開始出入河套地區。
也先死後，瓦剌部逐步衰弱，韃靼部從此強盛起來。明英宗天順年間，韃靼部首領阿羅出率部潛入河套地區。
公元1461年（明英宗天順五年），韃靼部的孛來多次侵擾明朝西北地區，入寇永昌和甘州，但是被涼州都督毛忠打得大敗，孛來遣使向明朝求和，懇求入貢。明英宗朱祁鎮批准了他的請求。但是孛來入貢有一個要求就是由陝西蘭縣入關納貢。原先蒙古部落進入內地納貢，都是從山西大同進京城，大同是明邊防重鎮，守衛森嚴，而蘭縣是進入河套草原的必經之路。 於是，韃靼部的孛來使團經蘭縣入貢，然後返回河套平原，接著就不走了。後來，在這裡定居下來。盤踞在這裡的蒙古人越來越多，中原地區每到秋收的時候，韃靼部就成群結隊出去搶。
公元1465年（明憲宗成化元年），孛來等也率部進入河套地區。之後又有其他的韃靼部入主河套地區。蒙古軍事力量自占領河套地區後，遂於當地駐紮下來，從此河套就成了蒙古騷擾明朝內地的一個主要基地，而“套寇”也就成了明朝中期的主要邊患；蒙古諸部年年深入明朝邊地，殺燒搶掠，但當時的明朝政府無力收復河套，邊患一直影響到明武宗期間。明穆宗時期的“俺答封貢”以後，明朝才和蒙古的關係緩和。
然而，1591年，總督魏學曾令總兵杜桐等率軍擊殺河套部長明安，導致河套諸部又開始和明朝兵戎相見，直到1616年，總兵杜文煥在延綏邊關數次重創河套部長猛克什力等，河套部落才重新歸順明朝。之後隨著邊境互市的開閉與明朝邊塞長官的對外政策，河套地區的小規模邊患又斷斷續續地復現了。
歷史影響
由於河套地區被蒙古人霸占，大明的北部邊境，從此長久承受蒙古胡騎的肆虐。這都是明英宗朱祁鎮埋下的禍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