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清)繆荃孫、徐松輯, 清宣統二年(1910)刻本,四卷。
查“河南”之名,唐、宋以前為縣為郡,至明設河南布政司,始為省區稱號。此書內容僅為成周以來洛陽之城附、宮殿、古蹟而已,範圍甚狹,不出今洛陽市區。
編輯者簡介
繆荃孫(1844—1919),字炎之,號藝風,江蘇江陰縣人,光緒二年(1876)進士,近代藏書家,校勘學
者。其題此書曰:游京師廠肆“一日見《河南志》抄本一巨帙,用《全唐文》格紙,封面題《河南志》,識是徐星伯先生手筆。城池、宮闕,自周至唐悉具,知是宋次道《河南志》之首冊而徐星伯先生修《全唐文》時所錄者。”文中所提之徐星伯即徐松(1781—1848),清直隸大興縣(今屬北京市)人,嘉慶十年(1805)進士,長於地理學,著有《新疆志略》、《唐兩京城坊考》等書。宋次道即宋敏求(1019—1079),北宋趙州平棘(縣名,明代併入趙州)人,進士,精於史地之學,著有《長安志》、《河南志》等書,後書佚。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徐松(1781-1848),字星伯,清代著名地理學家。原籍浙江上虞的徐松幼年落籍順天府大興縣(今北京市大興區),因聰慧勤奮,嘉慶十年(1805年),在弱冠之歲即考中舉人,二十五歲又以殿試二甲第一名、朝考一等二名的成績高中進士,改翰林庶吉士,不久授翰林編修,入直南書房。他的天賦很快得到朝廷的賞識,二十九歲那年又進入全唐文館,擔任提調兼總纂官,全面負責編修《全唐文》,利用新出碑誌和《永樂大典》等大內秘笈,以精深的史識和考據功力,輯錄了如《河南志》、《宋會要輯稿》500卷、《中興禮書》等重要的唐宋典籍,並開始了他考據學的力作《登科記考》、《唐兩京城坊考》的撰著。僅僅這些成果,就顯示了他體大思精的才學與識力,從而奠定了他作為清代實學——乾嘉學派後期中堅的地位。
書目
此書八卷八目如下:卷一京城門坊街隅古蹟;卷二成周城闕、宮殿古蹟,後漢城闕、宮殿古蹟,晉城闕、宮殿古蹟;卷三後魏城闕古蹟,隋城闕古蹟;卷四唐城闕古蹟,宋城闕古蹟。
評價
清沈受(1798—1840)論此書曰:“……《河南志》久佚,獨藉此志而隋唐東都制度,猶可考見其全,其當寶貴何如也!”(《吳興叢書·落帆樓文集·與徐星伯中書論河南志書》)沈系所謂“隋唐東都制度”即此數代城閾、宮殿建築之規格,此誠可貴,但此書之價值還可指出如下數點:第一,此中保存不少可供參考的歷史資料,如言後魏商人之豪華,“……有劉寶者最富,州郡都會之處皆宜一宅,宅各養馬十匹。宅宇逾制,服飾擬於侯王。”(卷三)後魏定都洛陽後,孝文帝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採取了較為開明的改革政策;在商業上擴大在中國境內,以至和國外的往來,貿易日趨繁榮。又如言隋大業元年(605)築羅郭城,役“兵夫七十萬”,“其內諸殿及牆院又役十餘萬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十餘萬人”(卷三)。楊廣之勞民傷財如此;其轉瞬覆亡為理所當然。第二,此中保存不少佚書中的資料。如《河南郡圖經》,晉陸機、華延雋等人的《洛陽記》,唐韋述的《東京記》等佚書,均可藉此而略窺其中的片斷內容。第三,此書還給後代的方誌開闢一條溪徑,名曰“建置”,這是明清各類方誌中不可缺少的內容。另有不少專著也主要走這條路子,如明李廉的《汴京遺蹟志》,清周城的《宋東京考》等書皆是。
爭議
此書是否如繆荃孫所言,為宋敏求《河南志》之首冊?似可商榷。宋書入狀,僅可從司馬光所作之《序》(見《司馬溫公文集》六十六卷)略知其大旨。而此《河南志》多有元代資料,可知絕非宋書原文。沈受曰:“是書實出元人之手,而宮殿坊市,則直錄宋敏求之書,間加改竄。”(同上《落帆樓文集》)據上所引資料,“實出元人之手”一句,自無問題,余亦臆斷耳!在是書卷首尚有圖紙五幅:曰東漢東都城圖、魏金塔城圖、後魏洛陽宮城圖、西晉洛陽京城圖、宋西京城圖。阮元曰:前四圖”……非後人所能造,必唐以前人舊書之遺蹟也。”亦臆測之詞。第五圖則為謬荃孫所塞入,更不知所由來。
存本
此書為今僅存之河南古方誌,辛經繆氏整理、校訂、雕板問世,保存文獻,功不可沒。此書除《藕香零拾叢刊》本外,尚有《永樂大典》輯本,靈岩山館本,抄校本、抄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