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多一吉里

《沙多一吉里》是現代作家巴金創作的一篇散文。

作品原文

沙多一吉里

在法國我比較熟悉的地方是沙多—吉里,我住得最久的地方也是沙多—吉里,一年零一兩個月。五十年來我做過不少沙多—吉里的夢,在事繁心亂的時候,我常常想起在那個小小古城裡度過的十分寧靜的日子。我的第一部小說是在這裡寫成的,是從這裡的郵局寄出去的。我頭上的第一根白髮也是在這裡發現的,是由這裡的理髮師給我拔下來的。①我還記得那位理髮師對我說:“怎么就有了白頭髮,您還是這么年輕呢!”我在小說里說他是老年的理髮師,其實他不過是中年人,當時我年輕,因此把年長於我的人都看得老一些。那個時 候我住在拉封丹中學裡,中學的看門人古然夫人②和她的做花匠的丈夫對我非常好,他們是一對老人。在學校里我收到外面的來信較多,那些信都是古然夫人親手交給我的。我和兩個同學在沙多—吉里度過第二個暑假,那一段時間裡,我們就在傳達室里用餐,古然夫人給我們做飯,並且照料我們。這三四個星期,學校里就只有我們和他們夫婦,別的人都休假去了。總學監還在城裡,但也只是每隔七八天到學校里走走看看。在我的腦子裡許多熟人的面貌都早已模糊了。只有古然夫婦的慈祥的面顏長留在我的記憶中。我總覺得我有一張他們老夫婦的合影,可是找了幾次都沒有找到,後來才明白這只是我的願望和幻想。

我留在沙多—吉里最後那些日子裡,每天在古然夫人家(也就是傳達室內)吃過晚飯,我們三個中國人便走出校門,到河邊田畔,邊走邊談,常常散步到夜幕落下、星星閃光的時候。我們走回校門,好心的老太太早已等在那裡,聽到她那一聲親熱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樣。一九六一年我回憶沙城生活的時候曾經寫過這樣的話:“她那慈母似的聲音伴著我寫完《滅亡》,現在又在這清涼如水的靜夜伴著我寫這篇回憶。願她和她那位經常穿著圍裙勞動的丈夫在公墓里得到安息。”

在我靠邊挨斗的那一段時期中,我的思想也常常在古城的公墓里徘徊。到處遭受白眼之後,我的心需要找一個免斗的安靜所在,居然找到了一座異國的墓園,這正好說明我當時的窮途末路。沙多—吉里的公墓我是熟悉的,我為它寫過一個短篇《墓園》。對於長時間挨斗的人,墓園就是天堂。我不是說死,我指的是靜。在精神折磨最厲害的時候,我也有過短暫的悲觀絕望的時刻,仿佛茫茫天地間就只有一張老太太的臉對我微笑。

但是這些都過去了。經過十年的考驗,我活了下來,我還能夠拿筆,我還能夠飛行十七個小時。我居然第二次來到沙多—吉里,我居然重新走進拉封丹中學的大門。我走進五十年前的大飯廳的時候,我還在想我是不是在做夢。

飯廳的外形完全沒有改變,只是設備更新了。我進了每天經過多少次的廚房,我過去住在大飯廳的樓上。廚房裡煥然一新,從前的那張長桌和那把切麵包的刀不見了。有一次在假日,我用那把刀切別的東西,割傷了左手的小指頭,到今天刀痕還留在我的手指上。經過廚房我上了樓,臨窗的甬道還是那個樣子。只是我住過的房間改小了③。當時住在緊隔壁的就是那位學哲學的朋友,他現在是華中師範學院的教授,他聽說我到了法國,卻想不到我“會去拉封丹中學大飯廳樓上我們同住過的宿舍”。兩個房間都是空空的,好像剛剛經過粉刷或者修整。我手邊還有一張五十一年前的舊照;我的書桌上有成堆的書。我在房門外立了片刻,仿佛又回到那些寧靜的日子。我看見自己坐在書桌前埋著頭在練習簿上寫字,或者放下筆站起來同朋友閒談。我又走下樓,走到後院,到枝葉繁茂的苦栗樹下,過去我起得早,喜歡在這裡散步,常常看見那個在廚房勞動的胖姑娘從校長辦公室里推開百葉窗,伸出頭來微笑。我又從後院走進有玻璃門的過道,從前在假日我常常拿本書在過道裡邊走邊讀,幾次碰到留小鬍子的總學監,他對我的這種習慣感到驚奇。然後我又走到學生宿舍樓上的房間,另一個中國同學曾經在這裡住過,也是我當時常到的地方。

這一天和下一天都是假日,看不見一個學生。這樣倒好,免得驚動別人。說實話,我自己也想不到會有沙多—吉里之行。我沒有主動地提出這個要求,雖然我滿心希望能夠在這個寧靜的古城哪怕待上二三十分鐘,可是我沒有理由讓同行的人跟隨我尋找過去的腳跡。殷勤好客的主人中有人熟悉我的過去,讀過我的文章,知道我懷念瑪倫河上的小城,便在日程上作了安排,這樣我就到沙多—吉里來了。連遠在武漢的“哲學家”也感到“事出意外”,我的高興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我離開巴黎去馬賽上船的前夕,最後一次到沙多—吉里去,只是為了拿著身份證到警察局去簽字,以便在中國公使館辦回國的簽證。這是早已忘記、臨時發現、非辦不可的事。我買了來回的火車票,來去匆匆,非常狼狽,心情十分不好。這一次坐小車沿著高速公路開進沙多—吉里,在學校的院子裡停下來。年紀不太大的女校長冒著細雨在門口迎接我們,還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副市長和一位老同學,他已經是詩人和作家了。

學校有大的變化,而我不用介紹和解釋,便了解一切。我覺得對這裡我仍然熟悉。一棵苦栗樹,兩扇百葉窗,都是我的老朋友。但是在我身邊談笑的那些新朋友不是顯得更友好、更親切嗎?我從來沒有像這樣把過去和現在混在一起,將回憶和現實糅在一起,而陶醉在無窮盡的友誼之中!我甚至忘記了時間的短暫。副市長從學校把我接到市政廳,打著傘送我進去。那是我過去沒有到過的地方,在那裡市長安·羅西先生為我們代表團舉行了招待會,用熱情、友好的語言歡迎我們。我和他碰了杯,和在座的法國朋友碰了杯,從市長和副市長的手裡分別接過了沙多—吉里的市徽和沙城出生的偉大詩人拉封丹的像章,對我來說,再沒有更珍貴的禮物了。過去我想念沙城的時候,我就翻看我回國寫的那幾個短篇(《洛伯爾先生》、《獅子》、《老年》和《墓園》)。今後我看見這兩樣禮物,就好像重到沙城。何況我手邊還有老同學阿·巴爾博贈送的他的三卷作品。

這一次我又是滿載而歸,我得到了廣泛的友誼。在市長的招待會上表示感謝的時候,我講起了古然夫人慈母般的聲音帶給我的溫暖。但是從市政廳出來,我們就離開了沙多—吉里。就只有短短的幾十分鐘!我沒有打聽到古然夫婦安葬在哪裡,也沒有能在他們的墓前獻一束鮮花。回到北京我才想起我多年的心愿沒有實現。不過我並不感到遺憾。這次重訪法國的旅行使我懂得一件事情:友誼是永恆的,並沒有結束的時候。即使我的骨頭化為灰燼,我追求友誼的心也將在人間燃燒。古然夫人的墓在我的心裡,墓上的鮮花何曾間斷過。重來沙多 —吉里也只是為了擴大友誼。我沒有登古堡,過橋頭,可是在心上我重複了五十一二年前多次的周末旅行。回到上海,回到離開四十天的家,整理帶回來的圖書、畫冊和照片,我感覺到心裡充實。我幾次走到窗前,望著皓月當空的藍天,我懷念所有的法國的友人。……

回到上海我又想起住在武漢的“哲學家”,他來信問我:“不知瑪倫河橋頭賣花小鋪是否仍在?你還去買了一束鮮花?”他比我先到沙多—吉里,對那個寧靜、美麗的古城有同樣深的感情。他還記得橋頭的花店,我們在校長夫人和小姐的生日就到那裡買花束送去。花店裡有一個名叫曼麗的金髮小姑娘,遇見我們她總要含笑地招呼一聲。倘使她還健在,也是七十光景的老太太了。那天下著小雨,我在車上看橋頭,花店還在,卻不是從前那個樣子。我沒有下車停留。後來我才想:要是能夠留一兩天問清楚每個熟人的情況,那有多好。其實,憑我這一點印象,真能夠打聽清楚我想知道的一切嗎?五十年並不短……而且中間發生了世界大戰。連拉封丹中學的外國學生登記名冊也不全了,我只找到一個熟悉的人:“巴恩波”,我找不到“哲學家”的大名,也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LiYaoTang(李堯棠)。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相關詞條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