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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關於中學教育的座談會上，一位青年教師直言不諱地指出，沒有什麼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之分，有的只有“人的教育”和“非人的教育”之別。一句話就擊中了要害，抓住了當今我們教育中存在的最大癥結，即人的教育的缺乏。（本文完成後，我在5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看到文章，也在討論人的教育的缺失）包括重慶南開中學在內的老中學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它們最大限度地實施了人的教育，孜孜以培養有有愛心、有尊嚴感、關懷社會、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而不是有用的工具或機器作為教育的最終目標。（我不同意本書將南開校園稱作“人才搖籃”的提法，所謂“人才”這個概念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將人當作“才”，分成三六九等，讓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莊子筆下那棵百無一用、得保平安的老樹來的。）用愛因斯坦的話說：“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 老南開中學就提供了這樣一個無法替代的活的先例，近200位曾在沙坪壩求學的莘莘學子如今都已白髮蒼蒼，他們的回憶在相當程度上復活了一個時代的記憶，那是一個已飄逝的傳統，但在他們的生命深處卻留下了永遠也抹不去的印記。張伯苓校長、許多任課老師、同窗學友的音容笑貌，那些一輩子都忘不掉的課堂，那些熱烈的課外生活，沙坪校園的一草一木，每一個生動的細節幾乎都已化入他們的血液，融匯為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養分。我為這些遠去的歷史感動著、溫暖著、滋潤著。南開的校訓是“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抗戰勝利後的那個秋天，舉行一次作文比賽，題目是論述南開精神。一位高一學生突然想到南開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學”，“日新月異”就是破舊立新，他“越想越激動，字跡潦草，墨跡斑斑，卷面骯髒”，結果竟獲得了第二名。一絲不苟的喻傳鑒主任親自找他談話，問“你知道你寫得這樣亂為什麼還得第二名嗎？”“就因為你論述南開精神有獨到之處，……可見你肯于思索，有頭腦……現在的中國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學啊！” 這不僅是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的一個例子，也是無時不在實行教育的證據。作為人的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民教育的特點就是開放、多元、兼容，允許自由討論，學校里並排張貼著《中央日報》與《新華日報》，學生可以對照著看。高年級學生經常對各種思想觀點開展討論，“而老師絕大多數並不搞政治化的說教。” 1943年1月，這些少年學子曾就真理標準展開過一場無拘束的討論。在每周的周會上，學校經常會邀請各種不同觀點的社會名流來演講，周恩來、馮玉祥、馬寅初、孔祥熙、何應欽、陳立夫、孫科、翁文灝、王芸生、王雲五、胡政之、老舍、曹禺以及訪華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等都在其中。“在那個講台上，你能獲得不少雖然零碎但卻是課堂上沒有的知識。你也可以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
時事辯論賽也是南開的家常便飯，“戰爭促進抑毀滅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實現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誰勝？”……讓一位女生永生難忘的是，高二那年她參加全校男女生兩部舉辦的一次辯論賽會，題目本來是一件生活瑣事，張伯苓校長散步時偶然看見海報，說沒出息，什麼時候了，淨辯論這些小事。當夜題目就改成了“美國是否應該參戰？”其時離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參戰已不遠。無論他們的翅膀多么稚嫩，他們的思考多么膚淺，他們在校園裡獲得的這些訓練，對開闊他們的視野、培養他們的世界眼光，終將產生深刻的影響。
結社、演出、辦壁報，這一切都是自發的，是他們興趣、才華、理想的萌動，活躍了他們青春的生命，使他們在實踐中學會表達，學會獨立思考。校園廣場上到處張貼著他們自辦的壁報，內容五花八門，既有探討人生，也有關懷國事的，《健報》《公能報》《曦報》《晨鐘報》《野猿報》以及以“民間報紙”（區別於班報、校報）自許的《翔翎報》等競相爭妍，他們甚至通過各種渠道親自登門採訪邵力子等政要。經濟學家茅于軾讀高三時，也曾和幾個同學一起辦過一個名為 “旁觀者”的英文牆報。
作為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學，南開學子中有不少國民黨政要的子弟，但他們在校園裡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們也從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學之間逞威風，一樣的穿校服，一樣的吃食堂，這也是學校的規定。唯一特殊的是在辦壁報時，高一學生王次五曾利用特殊身份直接採訪他爸爸（外長）王世傑，寫出了像模像樣的獨家專訪。
操場上更是南開學子們自由馳騁的場地，每天下午三點半，所有學生都要走出課堂，融入火熱的課外活動中（主要是體育活動），如果學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課被發現的話，要立刻記大過一次。對體育的重視已成為南開的特色之一。
當然南開對美育和鍛鍊動手能力的技藝活動也很重視。音樂教室里，音樂教師阮北英幾乎是不分晝夜地教每個班、每個組，從中國民歌、抗戰歌曲直到西洋古典樂。1980年代，當幾個60歲的學生在80多歲的阮老師面前，流著熱淚唱起他從前教的歌時，已經幾十年沒有聽過這些歌的老師也激動地哭了。
在學業的傳授上，南開的老師更有獨到之處，不拘泥於本本，沒有成見，往往沒有現成的框架、整齊劃一的答案。一位同學作文開頭第一句寫道：“遠遠的東方，太陽正在升起。”國文老師陶光在“的”字後面加了個逗號，變成了“遠遠的，東方，太陽正在升起。” 這樣的作文課堂講評是能讓學生終生獲益的。南開中學自編的國文課本，首席語文教師孟志蓀是主編之一，蔣介石所喜歡的王陽明一篇也未能入選，曾國藩家書也只選了一篇。順便說一句，蔣介石几次來看望張伯苓，也“未聞校方出來組織三呼萬歲之類的舉動”。在權勢面前不卑不亢，保持學府尊嚴，這些都顯示了老南開中學傲然獨立的精神氣質。
南開校友中有近40%的人從事與化學有關的事業，就是因為化學老師鄭新亭的啟迪，他常對學生說：“科學領域內現在仍不為人知的東西很多很多，任何一個問題都夠你研究一輩子的！”他的課更是深入淺出，生動活潑，而且與日常生活的緊緊聯繫在一起。學生又怎么忘得了他講醋酸鉛具有甜味的性質時所舉的例子：“在家鄉小孩摘吃沒有熟而酸澀的梅、杏時，往往偷來母親、姐姐的鉛粉抹在梅、杏上，梅、杏就由酸變甜了。”
老南開在莘莘學子的心田中種下的決非只是知識的種子，而且植入了最樸素的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從本質上看，南開的教育就是培養、鼓勵、激發學生的個性、創造性，比課堂上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學校和老師總是千方百計地給他們創造一個開放、包容的成長環境，使他們獲得身心健康成長的必要條件，從而作出自己的選擇。一個人的青少年時代有幸在這樣一個環境中薰陶過、歷練過，無論走到那裡，他都會駐足回望，這是什麼樣的專業化教育都無法比擬的人的教育。也只有那樣的南開才不會將升學率、考試分數作為絕對指標，把這些當作衡量一個學生優秀與否的唯一尺度，所以才會發生這樣一幕：
物理老師魏榮爵在南開的教學水平之高、教學態度之嚴謹都是有口皆碑的，決不是不負責任胡亂評分的人。1941年畢業的謝邦敏富有文學才華，是孟志蓀的得意弟子，但數、理、化成績不佳。畢業時考物理交了白卷，他即興在卷上填了一首詞。魏榮爵評卷時也在卷上賦詩一首：“卷雖白卷，詞卻好詞。人各有志，給分六十。”使這位學子順利畢業，並考入西南聯大法律專業，後來登上了北大講壇。
正是有了一代教育家張伯苓那樣的校長，有魏榮爵、鄭新亭、孟志蓀等一大批優秀、負責的教師，即使在在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里，重慶南開中學也始終保持著高水平的教學質量，繼續弘揚激發、培育而不是扼殺每個孩子個性和創造性為核心的辦學理念，最大可能地踐行了人的教育，成為民族危亡時期弦歌不絕的搖籃之一，以其無比生動的實例書寫了中國教育史上耀眼的一頁。時隔半個多世紀後，《沙坪歲月??重慶南開校園回憶錄》的出版不僅復活了這段歷史的記憶，難道不也是在呼喚人的教育，再度在我們生身的這片大地上紮根、開花、結果嗎？
傅國涌《呼喚人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