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善洪教授濃濃書香氣息書房裡，談到自己一本本極有分量的著作時，沈教授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研究學術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
新中國成立後，杭州的哲學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空間，當時對馬克主義哲學的研究以宣傳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知識為主，杭州大學也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一支初具規模的科研教學隊伍，沈善洪在1957年出版的《唯物辯證法基本規律》便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成果。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杭州哲學界重視對歷史上浙江區域文化和思想家的研究，形成一支實力較強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隊伍，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1980年，沈善洪主編的《中國哲學史概要》問世，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內較早出版的一部具有新見解的中國哲學史專著。
在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的三十多年中，包括浙江學者在內的整箇中國大陸學界，除了一些教科書和通史性著作及為數不多的論文之外，值得重視的關於“浙學”的研究論著並不多，也沒有舉辦過有關浙東學派的學術研討會。1981年10月，剛剛組建的浙江省社會科學研究所與全國中國哲學史學會聯合在杭州舉辦了首次“全國宋明理學討論會”，這對浙江學者的學術研究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鼓勵。在這前後，沈善洪與王鳳賢合著的《王陽明哲學研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並在《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研究》、《浙江學刊》等刊物發表了一系列重新評價陽明學的論文，對浙學和浙東學派研究的活躍起了開風氣的作用。
1983年9月，由杭州和寧波的主要學術單位從事思想文化教學研究的學者發起成立了“浙江省中國哲學史研究會”，由沈善洪擔任會長，其後，沈善洪教授擔任主編，開始著手編輯點校《黃宗羲全集》和《王陽明全集》。
黃宗羲是我國明末清初偉大的啟蒙主義思想家，也是博學多才的學問家，在我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沈善洪教授和參與編著的專家學者，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方法，全面系統地研究其著作，吸收其民主性與科學性的精華，無疑地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是很有裨益的。1985年，《黃宗羲全集》第一冊出版。此後，歷經十年，備極艱辛，到1994年出齊了《黃宗羲全集》12冊。先後有浙江、上海、北京的20餘名專家學者參與了資料的收集整理。沈善洪作為主編，召集了兩次編校協調會議，並為全集寫了一篇長序。這是國內首次對黃宗羲著作進行的全面整理，為研究者提供了比較權威的黃氏著作文本，受到學術界的廣泛歡迎和高度評價。
“中國倫理學說史研究”是20世紀80年代初列入浙江省社會科學研究院的重點課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提出“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沈善洪與王鳳賢從80年代社會發展的歷史高度，撰寫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較系統的中國倫理思想通史———《中國倫理思想史》。
在著書的過程中，沈善洪和王鳳賢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觀點、方法，對上迄春秋戰國下至“五四”運動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倫理思想學說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考察、梳理和探討，詳盡地占有第一手史料，並對引文一一表明出處或加以注釋，力求做到語出有源、論出有據，較清晰地勾勒出中國倫理思想學說的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和學術發展概況。就20世紀80年代中國倫理學界的研究狀況而言，《中國倫理思想史》可謂具有補白的功效，對於當時中國哲學研究的深入和發展有重要意義。即便是今天，《中國倫理思想史》仍不失其史料價值和學術參考價值，仍是一部有關中國倫理思想史方面的必讀書。
談到對傳統文化的研究，沈教授說，要堅持獨立研究，打破原有的框框，在這一領域內框框是很多的，除了傳統的漢學和宋學的框框之外，還有各種各樣新框框。對於不合理的內容，要敢於摒棄，敢於創新。其次要敢於懷疑，獨立思考。中國傳統中，凡是因循守舊都不可能有所創新。浙江的學術傳統在於擅懷疑，能獨立思考。
上下兩冊的《浙江文化史》不久前剛剛出版，這是年近八旬的沈善洪教授主編的又一部著作。不僅如此，沈善洪教授在退休之後還擔任韓國研究所所長。談到對日韓文化的研究，沈教授講到，不能因為日韓的歷史沒有我們悠久就忽視對其文化的研究。對日韓的研究並不是把他們的文化置於中國文化之上，而是補足對東北亞文化的研究，也是對西方文化的間接研究，很有意義。
談到浙大的未來，沈老充滿希望，他鼓勵學生們要奮發向上，實事求是，培養自己獨立的人格，特別“希望同學們能認真地思考問題，認真地做學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