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事跡
1910年6月7日 出生於浙江杭州。
1926—1931年7月 金陵大學（1952年併入南京大學）學習，獲理學學士學位。
1931年9月—1935年7月 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物化學研究生、研究員。
1935年9月—1937年12月 德國慕尼黑大學化學研究所獲最優科學博士學位。
1938年9月—1939年3月 德國威廉皇家科學院海德堡醫學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汪猷1939年4月—1939年7月 英國倫敦特瑟斯醫學院考陶爾特生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1939年9月—1942年1月 協和醫學院生物化學科講師、助教授。
1942年4月—1947年8月 上海丙康藥廠廠長、研究室主任。
1947年9月—1949年12月 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
1947年1月—1949年7月 上海醫學院教授（兼職）。
1950年1月—1952年11月 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員。
1952年11月—1984年7月 中國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代所長、所長，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副院長。
1955年 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63—1990年 當選為中國化學會第二十屆理事會副理事長、第二十一屆理事會常務理事、第二十二屆理事會理事和《化學學報》主編。
1978—1984年 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1984年7月— 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名譽所長
1997年5月6日，汪猷逝世。
人物成就
汪猷，字君謀，1910年6月7日出生於杭州書香門第之家。父親汪知非是清末秀才，年輕時深受西方科學技術和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影響，遂棄功名仕途，在浙江從事測量和鹽務等工作。父母先後於1928年和1930年病故。1941年汪猷與協和醫學院兒科助教李季明女士結婚，夫妻感情甚篤。
汪猷院士汪猷聰穎好學，從小深受父親影響，喜愛自然科學。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浙江大學前身之一），就讀於套用化學系，從此汪猷與化學結下了不解之緣。1927年考入金陵大學工業化學系。1931年畢業，獲理學士學位。由於他歷年學習成績優秀，獲得斐托飛（φτφ）學會金鑰匙獎的榮譽。畢業後由學校推薦到北平協和醫學院作研究生後轉作研究員。師從我國著名生物化學家吳憲，研究性激素的生物化學。他首先使用了問世不久的瓦堡微量呼吸器測定男性激素對正常鼠和閹鼠的各部器官的影響。在名師指點下，汪猷的研究才華脫穎而出，發表了4篇論文，深得吳憲的器重。1935年8月，汪猷作為中國生理學會代表團成員與吳憲等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十五屆國際生理學大會。這是汪猷第一次去國外參加大型國際學術會議。他見到了不少仰慕已久的國際生理、生化界大師，如巴甫洛夫和胰島素髮現者班丁（F．G．Banting）等。這使他下決心奮發圖強，日後希躋身於國際著名學者之列。大會結束後，汪猷赴德國慕尼黑大學化學研究所，在著名化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維蘭德（H．Wieland）指導下當研究生。
在維蘭德及其助手唐納（E．Dane）指導下，汪猷從事不飽和膽酸和甾醇的合成研究。找到了甾環內引進共軛雙烯的改進方法，合成了膽甾雙烯酮和膽甾雙烯醇。1937年冬，汪猷獲慕尼黑大學最優科學博士學位。1938年秋，他又去海德堡威廉皇家科學院醫學研究院化學研究所任客籍研究員。在著名化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庫恩（R．Kuhn）指導下進行藏紅素化學的研究。合成了十四乙醯藏紅素。這是當時分子量最大的有機化合物。在國內外名師和著名學術機構的優良學風的薰陶和嚴格訓練下，汪猷養成了嚴肅、嚴謹的學風和勇於創新的精神，這對他以後的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39年春，汪猷離開德國轉赴英國。在倫敦密特瑟克斯醫學院考陶爾生化研究所陶慈（E．C．Dodds）的研究室任客籍研究員，從事雌性激素類似物的化學合成研究。當時歐洲戰雲密布，我國正遭受日本法西斯鐵蹄的蹂躪。懷著振興祖國科學事業的強烈願望，汪猷毅然放棄國外優越的研究條件和物質生活，於1939年8月回國。在協和醫學院先後任講師、助教授等職。除講課外，他的大部分時間繼續在吳憲指導下從事甾族性激素的化學研究，包括孕婦尿中甾三醇葡萄糖苷排泄量的測定和中藥當歸有效成分及藥理作用研究等。他在與婦產科醫生合作的一項研究中發現了懷雙胞胎的孕婦尿中甾二醇葡萄糖排泄量特別高。珍珠港事變之後，日本侵略軍於1942年1月占領協和醫學院，研究設備、資料和研究記錄、樣品全被日本侵略軍搜掠一空。教授、醫生、學生都被迫離開實驗室，離開醫學院。
中國抗生素事業的開拓者
1942年4月，汪猷進入上海丙康藥廠，擔任廠長和研究室主任。這是一家小藥廠，主要生產針劑、止咳潤喉糖之類。當時上海淪陷、視聽閉塞。1944年他偶然獲悉國外發現了一種從黴菌里培養出來的抗生素，激起了他對新學科的研究渴望。他刻苦學習微生物學、發酵等方面的知識，決心在中國開拓抗生素研究的道路。汪猷對霉爛的桔子表面的爛毛髮生了興趣。經過幾年研究試驗，克服種種困難，終於分離得到了一種抗菌物質桔黴素。1947年汪猷的論文“桔黴素”發表於美國《科學》雜誌。國內“大公報”等報紙報導了他研究成功桔黴素的訊息。美國一家通訊社也做了報導。但是汪猷的才華和研究成果並未得到藥廠廠主的賞識，汪猷於1947年8月憤然離開丙康藥廠。
汪猷1947年9月汪猷借用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籌備處的兩間原病理和屍體解剖實驗室，同兩位自願從丙康藥廠退職跟隨他的助手繼續進行桔黴素的研究。當時他本人沒有工資和報酬，汪猷一家的生活十分拮据，但他對清貧甘之如飴，刻苦努力，埋頭研究。在助手的合作下，桔黴素的化學及其抗菌作用的研究未曾中斷。後得到林可勝、馮德培的支持被聘為醫學研究所籌備處的研究員。這一時期汪猷發表了“抗生素桔黴素”、“雙氫桔黴素”、“桔黴素及其衍生物的結構和抗菌活力”等6篇論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成立了中國科學院，汪猷被聘為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員。1952年底調入有機化學研究所任研究員並擔任副所長。由於黨和政府十分重視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使他得以對桔黴素的結構、合成、生物作用、毒性和藥理等方面進行系統的研究，終於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發表了“桔黴素”、“桔黴素駢醇”等10餘篇論文。雖然由於桔黴素的毒性，未能用於臨床，但是40年代汪猷在如此簡陋、困難的條件下，對桔黴素開始了系統的研究，成為中國抗生素研究的開拓者。他的這一研究成果獲得中國科學院1956年度科學獎金三等獎。 50年代是抗生素研究的鼎盛時期。隨著醫療保健事業的發展，迫切需要大力開展抗生素的研究。汪猷是積極的倡導者和組織者。1952年汪猷在中國科學院領導下曾參加組織召開我國首次抗生素工作會議。以後又參加組織了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和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1955年在北京主持了國際性的抗生素學術會議。這些活動都為推動我國抗生素的研究和生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與此同時，他與合作者於1953年開始研究鏈黴素及金黴素的分離、提純以及結構和合成化學。曾發表“有關鏈黴素菌株的選育、發酵及提取的研究”、“自L－雙氫鏈糖酸內脂合成L－雙氫鏈糖”、“金黴素的抗生作用機制”等近10篇論文。他和助手們在50年代即合成了幾種性能優良的陽離子交換樹脂，用於提取發酵液中鏈黴素與鹼性抗生素。他們大膽地提出用離子交換樹脂法代替當時使用的活性炭的分離工藝，並多次深入生產現場，指導和幫助解決生產工藝問題，汪猷不僅重視生產中的實際套用課題，也不忽視學科中的基礎理論研究。他和同事們在研究鏈黴素的立體化學中糾正了美國著名碳水化合物專家、鏈黴素結構的測定者沃爾弗浪姆（M．L．Walfrom）等提出的鏈雙糖胺β苷鍵的結論，確證為α苷鍵。這項成果被選入上海1960年科研成果論文集。
中國生物有機化學的先驅者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國家對科學事業的重視，大為激發了汪猷對振興祖國科學事業的熱情，他的研究生涯進入了黃金時期。60年代開始，汪猷先後開展了生命基礎物質——蛋白質、核酸、多糖的研究以及有機催化、生物催化、石油發酵和單細胞蛋白生產，模擬酶化學，生物合成等研究。他的研究活動幾乎包括了這一時期我國生物有機化學的全部內容。這些研究都以出色的成果載入了我國有機化學發展史冊。
1965年9月，我國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結晶牛胰島素，它是第一個全合成的、與天然產物性質完全相同的、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質。胰島素的分子組成和結構是1955年英國科學家桑格爾（F．Sanger）闡明的。雖然此後各國科學家都開展了胰島素人工合成的探索，但由於胰島素結構複雜、合成工作量繁複浩大，直到1958年英國《自然》雜誌還斷言“人工合成胰島素在相當長時間裡未必會實現。”可是，在這場世界性的科學競賽中，中國科學家領先了，我國得到了人工合成的結晶的牛胰島素。這一舉世矚目的成果博得了國際科學界的高度評價。結晶牛胰島素的全合成是由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和北京大學部分科學家合作進行的。王應睞、汪猷、邢其毅等負責領導組織這項研究工作。汪猷還直接參加了牛胰島素A鏈和C14標記的牛胰島素的全合成等研究項目。對合成方案、產物的鑑定分析標準都提出了明確具體的要求。汪猷與合作者發表了“肽的研究”、“結晶牛胰島素的全合成”、“牛胰島素A鏈的合成及其與天然B鏈組合成結晶牛胰島素”、“C14標記牛胰島素A鏈和C14標記牛胰島素的合成”等論文。胰島素合成成功，推動了我國多肽激素醫藥工業的建立和生化試劑工業的發展。
自1968年開始至1981年完成的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的全合成是繼胰島素全合成以後我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中又一成就，是我國生物化學及有機化學研究史上又一項嶄新的科研成果，也是汪猷科研生涯中耀眼的篇章。1967年4月在北京由當時國家科委主任聶榮臻元帥主持召開有關基礎理論研究的座談會上，汪猷首先提出把核酸化學提到日程上來，作為下一步的攻堅目標。這一建議得到了與會科學家的贊同和聶榮臻元帥的支持。經過醞釀與調查，1968年中國科學院正式下達任務，把“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列為重大科研項目，組織了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上海細胞研究所、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學、上海化學試劑二廠等單位，前後100餘位科技人員從事這項研究。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分子量在2．6萬道爾頓以上，是由76個核苷酸（其中有4種常見的核苷酸、7種修飾的核苷酸）通過磷酸二酯鍵連線而成的生物大分子。汪猷是協作組副組長，他和協作組組長王應睞及協作組領導成員王德寶等對這項高難度研究進行精心規劃。經過13年的艱苦奮戰，終於在1981年11月完成了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的全合成。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人工合成的含有全部修飾核糖核苷酸的並具有接受丙氨酸、參與蛋白質生物合成等生物活性的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這項研究使我國在生命基礎物質的研究上步入了新的階段，且為國家培養了一支從事核酸化學和核酸生物化學的研究隊伍。為我國的基因工程、核酸的工業生產、核苷類抗癌藥物的研究與生產奠定了基礎。汪猷與合作者發表了“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的全合成”、“核酸化學研究”、“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3′－半分子（36—76）的合成”、“生物學上有趣的天然大分子的合成研究”、“多核苷酸合成的研究”等多篇論文。汪猷還在國際核酸化學會議、中德核酸蛋白質學術討論會及中美天然產物化學討論會上做了學術報告。儘管他工作繁忙，但對此項工作的指導十分具體、細緻。他提出並成功地將羧醯咪唑套用於核糖核酸的醯化反應，使核酸化學合成中單體的保護方法的研究獲得了進展。隨後他又套用31P核磁共振和計算機技術進行羧醯咪唑醯化機制和反應動力學的研究並取得了成果，發表了“在寡聚核糖核苷酸合成中偏磷酸酯在TPS或DCC激活核苷酸的反應中的作用”、“N苯甲醯咪唑與核糖核苷酸的反應機制”、“用31PNMR法研究核糖核酸酶A水解核酸的機制”等論文。
在進行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研究的同時，汪猷還承擔了另一項重大科研項目——天花粉蛋白的化學研究。天花粉是我國特有的引產中藥，宋代已有記載。1966年底有機化學研究所的科研人員開始從事這方面研究。1972年汪猷在國家科委的一次科研規劃會議上，建議將天花粉的研究列為中國科學院重點課題。他認為這項基礎理論研究，既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又有明確的套用前景。自1978年開始，汪猷參加和直接指導了對天花粉有效成分天花粉蛋白的一級結構的測定，並與協作單位共同完成了二級結構與空間結構的初步測定。這是完全由我國化學家和物理化學家完成分離、提純並測定一級及空間結構的第一個蛋白質。當汪猷將這一研究成果在1985年國際純粹與套用化學聯合會（IUPAC）藥用天然產物有機化學討論會上演講時，受到與會科學家的熱烈歡迎和高度評價。他曾與合作者發表了“天花粉的科學評價—歷史，化學與套用”等多篇論文，並主編了《天花粉蛋白》一書。 汪猷在多糖化學研究方面也有建樹，最突出的成就是與屠傳忠等共同研製成功高效、安全的新型代血漿（即血管擴張劑）——羧甲基糖澱粉。這是我國獨創的代血漿，和國際上廣泛套用的代血漿——右鏇糖苷比較效果相同，但具有原料易得、工藝簡便等優點，已在臨床上廣泛套用。1979年英國《自然》雜誌有一篇評論高分子代血漿的文章中曾提及中國有不少成果是“重複西方專利資料”，但這項成果則是“原始的”（首創性的）。外國學者到上海有機化學所參觀時，至今仍對這個項目很感興趣。值得一提的是，當初代血漿問世後，需進行健康人安全試驗，汪猷是志願受試的首批報名者之一。
60年代初，汪猷提出開展有機催化和生物催化的基礎研究。汪猷和王大琛從事的生物催化研究，迅速取得了成果並顯露了套用前景——石油微生物轉化。汪猷敏銳地意識到這項研究對國民經濟尤其是對農牧業的重要意義，遂不失時機地把這項研究轉向套用基礎研究，把實驗室研究成果擴大到中試和設計試生產，組織協調各項套用試驗。汪猷是我國石油發酵生產單細胞蛋白研究的開創者。曾發表“石蠟油微生物氧化產物支鏈九烷酸和十二烷酸研究的初步報告”、“石蠟油微生物氧化產物羥基羥酸研究的初步報告”、“分枝桿菌石蠟油發酵液中的支鏈脂肪酸”等論文。汪猷還在1973年維也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會議和1981年巴黎單細胞蛋白國際會議上分別宣讀了“關於石油蛋白作為新飼料的若干問題”和“中國正構烷烴酵母作為食物的進一步研究”等論文。石油發酵生產的單細胞蛋白作為飼料的研究已通過國家鑑定。 汪猷在50年代後期負責並如期完成了國家急需的二個活性染料的剖析任務。在60年代負責完成了對高感光度高空偵察片中片基和增感染料剖析的軍工任務。1985年以來，汪猷領導開展了抗瘧藥青嵩有效成分青嵩素的生物合成研究。發表了論文“青嵩素的二維核磁共振研究”、“青嵩素的生物合成研究”、“青嵩素和青嵩素B生物合成中的關鍵中間體——青蒿酸”。1986年，在蛋白質化學和核酸化學研究的基礎上，汪猷組織人力開展了模擬酸化學的研究，已發表“具有合成核酸活性的多肽I．C－端去四肽和去六肽核糖核酸酶A及其水解和合成活性”等5篇論文。 汪猷的學術成就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受到了國家的嘉獎。其中有二項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人工全合成牛胰島素（1982年7月）及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全合成（1988年8月）；一項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天花粉蛋白的化學（1988年8月）；一項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三等獎（1956年1月）；以及多項全國科學大會獎（1978年）。
在半個多世紀的研究生涯中，汪猷始終站在有機化學發展的前沿，在生命基礎物質的研究以及其他天然產物化學的研究方面取得多項成就，為我國有機化學的發展做出貢獻。
為中國有機化學事業的發展再做貢獻
汪猷是我國有機化學家的傑出代表。這不僅由於他在有機化學研究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還由於幾十年來他為國家培養、組織了一支訓練有素、學有所成，能承擔重大科研課題的隊伍，建設了有機化學研究基地。自1952年汪猷被調入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後，相繼任副所長、代理所長、所長、名譽所長。他把全部精力傾注於有機化學研究所的成長和發展。畢生追求就是振興中國的有機化學事業，進而推向世界先進水平之列。
汪猷根據我國有機化學研究的實際狀況和有機化學發展的規律提出有機化學研究所體制、專業設定的“二經二緯二輔助”的方針，二經是有機合成化學和物理有機化學；二緯是天然有機化學和元素及金屬有機化學；二輔助是配合全所研究工作，建立分析化學實驗室和生物化學實驗室。隨著電子計算機技術的迅速發展，1973年汪猷又及時提出建立計算機化學實驗室。有機化學所有著雄厚的有機合成研究力量，但70年代前沒有一個專門的研究室從事物理有機化學的研究。1973年汪猷提出建立物理有機化學研究室，請擅長物理有機化學的蔣錫?出任室主任，組織從事有機化學中理論問題的研究。從研究所的體制上保證了基礎研究的比例。汪猷在執長有機化學所的數十年間，帶領全所人員積極承擔國家下達的套用研究課題的同時，鼓勵科研人員勇於進取，努力開展基礎性研究，勇於開拓新學科、新領域。汪猷先後主持領導了近10項基礎性研究課題，他也親自參加和組織了多項重大套用性課題，甚至是任務性研究。近40年來，有機化學研究所在基礎研究和套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豐碩成果，共發表研究論文2600多篇，獲得研究成果達300項。這些成就正是研究所穩定、健康發展的證明。
汪猷十分重視人才的培養。作為主管業務的所長，他深知建設一支具有真才實學、勇於探索的精兵強將對於科學事業的重要性，50年代開始，汪猷親自主持制訂全所科研人員的業務學習計畫，使他們較快地掌握了最新的有機化學基礎理論、分離技術、立體化學、譜學等知識。他還多次親自為本所專業外語及文獻閱讀輔導班、有機化學微量操作短訓班、有機化學實驗班、德文訓練班授課。1955年起招收研究生，至1965年汪猷共培養研究生7名，還培養了一批在職科技人員。汪猷注重培養學生的獨立工作能力、紮實的基礎知識和認真、嚴謹的研究風尚。1978年後，汪猷是國務院和中國科學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並親自負責指導研究所的研究生培養工作。80年代末，他不顧自己古稀高齡，兩次去新疆、一次去雲南考察，指導邊遠地區的科學事業，為當地有關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人才培養、儀器保養等作詳細指導，幫助他們解決一些研究上的難題。如新疆化學所在天然有機化學方面力量比較薄弱，在汪猷的支持下，有機化學研究所派出周維善、林國強赴疆進行短期工作培訓。汪猷還親自代培了一名維吾爾族女進修生，還為新疆化學所代培研究生。蛋白質的結構分析在我國曾較薄弱，汪猷結合天花粉蛋白一級結構的測定研究課題，於1980年邀請西德B·維特曼·利博特（B．Wittmann－Liebold）和亨辛·埃特曼（A．Henschen－Edman）這二位蛋白質結構化學家到有機化學研究所舉辦蛋白微量順序測定講習班。後由該所再辦學習班，把這一新技術推廣到全國許多單位，為提高我國在這一領域的測試水平做出了貢獻，受到了好評。
改革開放以來，汪猷積極為研究所的業務骨幹的出國進修、留學創造條件。他根據研究所的專業設定方向、學科發展趨向，有計畫有重點地派遣科研人員，讓他們到國外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回國報效祖國。
汪猷受中國化學會委託擔任《化學學報》主編達24年。由於他的不懈努力，學報由復刊時的季刊發展為雙月刊，進而為月刊，篇幅也不斷增加。並且於1983年創辦了《化學學報》的英文版，使國際化學界能及時了解中國同行的研究進展。
汪猷積極為中國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和友誼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他是1955年北京抗生素國際會議、1979年中國一前聯邦德國蛋白質和核酸學術討論會、1980年中美天然產物化學會議的主持人之一。他組織並主持有來自五大洲33個國家和地區的400餘名科學家參加的1985年國際純粹與套用化學聯合會（IUPAC）上海藥用天然產物有機化學討論會，其學術水平和組織工作均受到與會科學家的高度評價。50年代以來，他曾到比利時、荷蘭、英國、奧地利、捷克、民主德國、聯邦德國、古巴、澳大利亞、羅馬尼亞、法國、瑞士、瑞典、美國、蘇聯、日本、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進行參觀訪問、考察、講學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與許多國際著名科學家建立並保持著友好的往來和密切的聯繫。汪猷的學術成就受到國外同行的讚譽。他被聘為國際著名的有機化學雜誌《四面體》、《四面體通訊》的顧問編委（1982—至今），《四面體計算機化學》和《四面體不對稱合成》的顧問編委（1989—至今）以及《核酸研究》編委（1982—至今）。1984年他被列入美國馬爾基（Marquis）第七版名人錄，1984年3月當選為法蘭西科學院外籍院士，1986年當選為美國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學會名譽會員。1987年11月慕尼黑大學按德國傳統為獲得博士學位50年並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汪猷舉行了重發博士學位文憑的隆重儀式。這是一種極高的榮譽。1988年他又當選為德國巴伐利亞科學院通訊院士。1990年在他80歲時，《四面體》以其第46卷第9期作為獻給汪猷80壽誕的專刊，輯錄了海內外著名有機化學家專門為他撰寫的學術論文。其中包括美、法、英、德、日、瑞士、香港等地著名有機化學家，這是國際化學界對汪猷的學術成就所給予的殊榮。
求索不息 嚴以律己
汪猷有著為祖國科學事業徹底獻身的精神，多少年來，他總是早起晚睡，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科學研究就是他的全部生活．他已發表論文100餘篇，獲獎成果近10項。半個世紀以來，他始終站在學科發展的前列，勇敢地迎接挑戰性的難題。30年代他研究甾體，40年代研究抗生素，以後是合成胰島素和核糖核酸。他對“無涯之知”的求索從未停息。多少次他與同行或學生探討甚至爭論一些科學命題。他反對停滯的觀點，勇於進取。因此當胰島素合成後，他思索在深化蛋白質化學所取得成果的同時，開展另一重要的生命基礎物質——核酸化學的研究。經過國內有關科學家的集思廣益，形成了“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的課題。歷經13年，前後上百人的艱苦研究，核酸合成的任務完成了。在歡慶這一成就時，汪猷發表了“無涯之知，世代之功”（《紅旗》1982年第4期）的文章。告誡他的同事、助手和學生“學無止境”，不要滿足於已得之功，揭開自然科學的奧秘需要世世代代不懈地努力。汪猷身體力行，儘管當時他已過古稀之年，仍壯心不已，繼續去攻克新的科學堡壘，1985年和1986年他組織人力開展了兩項國內尚屬空白和尚無系統研究的重要學科；生物合成和模擬酶化學，至今已陸續發表多篇論文，取得了可喜結果。
汪猷對研究工作刻意求新、求精的精神是他治學態度的又一特點。他大膽、積極地採用新方法、新技術。在他主管有機化學研究所期間，非常重視大型儀器設備的配置和更新。我國第一台用於有機化學研究的紅外光譜儀和核磁共振儀都率先建立於該所。他總是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積極套用新技術。從事抗生素研究時，他率先採用當時還屬先進的技術，如離子交換、層析和電泳等。在胰島素、核酸和模擬酶的研究中，他將同位素技術、核磁共振、計算機等先進技術及時用於檢測、動態跟蹤、機理研究等。他首次套用計算機擬合方法於天花粉的結構測定，取得了可喜的結果。凡是汪猷直接負責的研究課題，從路線設計、合成方法、分析手段、數據處理直到撰寫論文，他都親自指導，嚴格把關，一絲不苟。胰島素的全合成曾開過二次鑑定會。在1965年底的第一次成果鑑定會上，參加會議的大多數專家對研究結果都表示滿意，但汪猷作為這項成果的主要負責者之一，帶頭髮難，指出胰島素的合成雖然基本完成，但數據不夠充足，應再補充一些必要的數據再進行鑑定。他的這種嚴謹求實的學風受到與會者的讚賞，使幾個月後召開的第二次鑑定會取得圓滿成功。
汪猷愛護青年，提攜後學。1984年他主動退出了所、室領導崗位，放手讓中青年化學家去挑擔子。他說：“中青年思想敏捷、精力充沛，以中青年更新老年，必然有利於科學技術的開創和發展。當然老的科技工作者有更成熟的經驗，更豐富廣博的學識、見聞、思慮，但體力日衰、反映漸鈍的自然規律是不可抗拒的。老科學工作者應該主動地、有意識地、實事求是地培養青年接班人。”他的行動給該所的老同志起了表率作用，推動了該所體制改革的步伐。
汪猷博聞強記。他能熟練使用英、德兩種語言，能閱讀法、俄、日文獻，諳熟中外科學史中的典故、軼事，他常借這些故事教誨他的助手和學生，指點成才之路。 汪猷酷愛寫詩，藉以敘情記事、抒懷言志。
汪猷為人正直，品德高尚，言行一致，身體力行，寬以待人，嚴以律己，絕不謀一己私利。“文化大革命”中汪猷被誣陷，身處逆境，仍堅持原則，拒不承認強加於他的罪名，也絲毫不說假話。他默默地忍受著“文化大革命”遺留下的巨大創傷，並不鳴冤叫屈。在他復任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所長後，他一如既往，寬厚待人，從不計較私怨。粉碎“四人幫”之後，組織上著手解決一部分高研人員的住房問題，有一套較理想的房子，組織上打算讓汪猷搬進去，汪猷婉言相謝說：“我的住房已經可以了，我年紀已大，也住不了多長時間，還是給別的同志。”他把較好的住房讓給了另一位高研。
汪猷克己奉公、公私分明。他每年的外事活動、學術交流、外出開會頻繁。凡是私人用車、複印資料堅持自己付款，外事活動中凡以個人名義請客送禮或郵寄年曆等費用，從不向公家報銷。相反，出國訪問或參加國際會議，他儘可能地節約一伙食、交通費用，把省下來的錢包括在國外作學術講演所得酬金為研究所添置打字機、幻燈機，購買急需的試劑等等。實行獎金制度以來，無論是論文稿費、研究成果的獎金、月度獎、年終獎等等，他都分文不受。甚至連《化學學報》的主編費、審稿費也統統交給編輯部。他認為他所有的成果都是依靠大家的努力，功勞是大家的。 近幾年來，汪猷曾推薦多人出國，為研究所的業務骨幹創造了許多留學、進修的條件。但他卻從未為自己學化學的女兒寫過一封推薦信，沒有為她提供出國機會。當有人問他為什麼不安排自己的女兒出國時，他回答：“出國學習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爭取，如果我先給她聯繫，那在研究所里我還怎么執行好國家的政策！”汪猷就是這樣一位嚴以律己、不謀私利的優秀學者。
汪猷於196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熱愛黨，維護黨的威信，擁護社會主義。他黨性強，時時以共產黨員的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自1959年至1987年，他曾被選為第二、三、五、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1986年汪猷被評為上海市優秀黨員。他的一言一行，嚴格地履行著他入黨時立下的誓言“我決心爭取做一個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忠實的馬列主義信徒和實踐者，黨的革命事業的先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