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寸頭 src="http://cimg2.163.com/cnews/2007/10/11/20071011102517e9ac5.jpg" >
來自安徽樅陽的農民工汪亮解在北京買了一張體育彩票,隨後踏上了返回老家的歸途。40天后，當他回到北京時，意外得知臨回老家前買的那張彩票中了500萬元大獎。但是，此時已過了體彩中心規定的兌獎期限，這注大獎已被北京市體彩中心當棄獎由電腦自動打入調節基金賬戶。在嘗試各種方法索要獎金仍被告知不能兌獎後，汪亮解決定狀告體彩中心，他認為體彩中心設定的28天兌獎期限為霸王條款。（9月20日《北京晨報》）
眼看就要成為百萬富翁了，卻因為一次回家之旅讓美夢泡湯，我想每一個人都會對這個農民工彩民的遭遇抱以遺憾和同情，這也許是廣大網民聲援汪亮解的一個主要原因。但同情歸同情，現在的問題是，哪怕是通過法律渠道，汪亮解能要回那注500萬元大獎嗎？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要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要說500萬，哪怕是500元，也幾乎沒有可能。為什麼，體彩中心已經講的很清楚，500萬已經打入調節基金了，哪怕體彩中心的領導想幫汪亮解這個忙，也是愛莫能助。如果體彩中心能讓汪亮解領走大獎，那就意味著破壞了以前制定的規矩。而且法律似乎也支持不了汪亮解。
現在問題的焦點是，２８天兌獎期限是不是屬於霸王條款。所謂謂霸王條款，是指經營者一方單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義務、減免自身責任的不平等的格式契約、通知、聲明和店堂公告或者行業慣例等，它大量存在於消費領域，一些公用企業和依法具有獨占地位的經營者，沿襲舊體制下的規定，或僅從行業自身利益出發制定慣例，對消費者權利多方限制，嚴重侵害廣大消費者權益。
體彩中心是體育彩票的發行部門，也可算是經營一方。從上面霸王條款的定義來看，滿足霸王條款要符合以下三個要件：一是經營者單方面制訂，二是逃避法定義務的不平等格式契約，三是嚴重侵害了消費者的權益。如果套在這個事件上來，不難看出，體彩中心的28天期限基本符合第一個要件，至於逃避法定義務和嚴重侵害消費者權益則，似乎談不上。
而且，因為買彩票屬於一種遊戲行為，既然是一項遊戲規則，我們則要求遊戲的雙方都能遵守這中間的規定，你要是認為這個遊戲規則不公平不合理，大可以不玩。
至於律師認為，兌獎期限２８天是體彩中心自行設定的，事先未與彩民協商，就將在規定期限內未兌獎的彩民視為棄權，顯然嚴重違背了彩民的意願，侵害了其最主要的領取獎金的權利。這樣說未免過於強詞奪理。如果真要與彩民協商，試問全天下彩民不下千萬人，如何協商，這完全是不現實的。而且，即便協商，能協商出一個結果嗎？
同時，我們必須正視的一個現實是，汪亮解與500萬擦肩而過，很大程度上與他自身的失誤分不開的。既然你買了彩票，無論多么忙，都應該關注當期的開獎號碼，哪怕委託別人詢問。而且，汪亮解買彩6年了，應該知道這個28天的兌獎期限，這28天內你一點不過問，無疑是放棄自己的知情權和兌獎權，我們似乎也不能光怨恨彩票部門的規定不合理了。
其實，對於這注500萬大獎的歸屬，我認為，在沒有被汪亮解領走之前，它既不屬於汪亮解，也不屬於體彩中心，應該屬於千千萬萬個彩民，是他們數以萬計的2元買彩錢，才累積出了這個500萬。既然如此，對於500萬元的處置，也應該由廣大彩民來決定，比方全民投票決定500萬的歸屬，這樣似乎更公平！
青年周末10月11日報導 34歲的汪亮解從安徽來京打工7年了，最近一張過期的500萬彩票擾亂了他的生活。2007年9月11日，當他得知自己7月底買的一張彩票中了500萬時，同時也得知錯過了票面規定的28天兌獎期限，這張彩票已經作廢。可惜、痛心、懊惱、鬱悶……一齊湧上這個月入不過千元的民工心頭。他的代理律師正在加緊設計最省錢的訴訟程式。
他的物質生活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但他的精神世界，經歷了之前三十多年都沒經歷過的曲折反覆，並且，已經影響到了他的正常生活。
從得知中獎到現在的一個月，汪亮解只出去找了兩個活，只掙到了不到三百元工錢。而且，消瘦、胸悶、失眠伴隨著500萬彩票而來。汪亮解的律師劉金海曾對記者說，汪亮解和體彩中心打官司最差的結果也是維持現狀，並沒有什麼損失。但現在看來，他的生活已經回不到中獎之前的狀態了。
500萬大獎沒來，胸悶、警惕、消瘦、失眠來了
“七星彩如果你要全包，就得花2000萬元，但中獎只能最多中一注特等獎，7注二等獎等等，把稅繳了最多不過450萬元。”一個經驗豐富的老彩民對記者算了這筆賬。8元錢就中了500萬，這樣的運氣帶給汪亮解的除了500萬未曾到手也許將永遠不能到手的大筆橫財外，也許還有更多別的東西。
“不要到我們住的地方來”
10月5日，記者才在北京八寶山捷運站附近的一個綠化帶見到了汪亮解弟兄倆。
記者多次提出想到他們住的地方看看，都被哥哥汪亮田拒絕了。
“我邊上的人都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朋友不多，老鄉也不多。我們小店流動人口也不多，都是外地人，平時不看報紙，他們應該不知道也不關心這個事情。我擔心怕他們都知道會不太好。反正現在名字和人對不上號，我覺得挺好的。”汪亮田說。
胸悶、消瘦、失眠相伴而來
記者眼前的汪亮解一米七左右，穿著黑色的舊西服，在不太冷的秋天裡，他穿了好幾件衣服，層層疊疊的領子露在外面。褲腳還帶著幹掉的泥土痕跡。說起話聲音很低，再加上難懂的安徽口音，很難聽清。他的習慣動作是手指夾著煙，撓他的板寸頭。
常年在外打工的他並不太關心自己的身體狀況，只知道沒生過什麼大病。但他哥哥汪亮田卻站在一旁瞅著弟弟，然後說：“瘦了一大圈。”
以前在工地上幹活，一天勞作十幾個小時，通常躺下就能睡著，但現在，他經常躺著發獃，一呆就快天亮了。
平時除了沒活乾的時候自己買點饅頭鹹菜湊合吃一下，一個月買上一百元左右的彩票之外，他幾乎可以不花一分錢。但是他菸癮挺大。一天要抽掉兩包煙。在彩票事件之前，他一天只要一包煙。雖然是最便宜的“雙葉”，一包2元錢，但如果長期下來，一個月要多花掉他60元錢，相比他一月不到幾百元的收入來說，算是不少了。
“煙錢恐怕省不下來。”汪亮解悶悶地說。
他並沒有把那張彩票隨身帶著。“帶在身上就老想看。老琢磨，就頭痛、胸口發悶。幹活的時候會好一點。”汪亮解說。
哥哥勸他今後不要再買彩票
汪亮解一年大約可以往家裡寄去五千元，這是家裡的主要收入來源。汪亮解的活計都是自己四處打聽出來的。每幹完一家的活，就要在大雜院附近打聽，最近忙不忙？需不需要幹活的？
從知道自己中了500萬又拿不到的那時候起，將近一個月過去了，汪亮解只幹完了一攤活，現在又找了一個正幹著。“之前根本沒心思找活，每天就在家裡看著彩票瞎琢磨。”汪亮解的工作主要是抹白灰。小工一天三十元錢，大工一天四十元錢。剛剛做完的那個活，幹了一個星期，拿到了兩三百元工錢。
在回家了一趟之後，老家的老婆孩子依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父親差點就成了百萬富翁。汪亮解打算官司有了結果再告訴家人，當然，得是好結果。
“如果……”汪亮解不太願意回答這種假設性的問題。他的500萬彩票夢剛剛上演就破碎了，他甚至都還沒來得及謀劃差一點就到手的巨獎如何花銷。“最重要的是把我岳父接到北京來看病。不管有沒有500萬，只要我攢夠錢就成。”汪亮解說。
“最近還買彩票嗎？”記者問。汪亮解撓撓頭，沒有回答。哥哥汪亮田在一旁說：“我看還是別買了，不是什麼正事。”哪怕500萬曾經離自己的弟弟那么近，汪亮田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
大獎、媒體和律師給他希望，又給他失望
狂喜之後墜落谷底
9月11日，汪亮解從安徽老家回到北京。當天下午，他到外面上廁所時，發現地上一張有些舊的《假日休閒報》。已經有六七年“彩齡”的汪亮解把報紙稍微一翻，眼睛就定格在體彩版上。“七星彩”是汪亮解最經常買的彩票種類，一共有1000萬中排列方式，也就是有1000萬種可能，中獎的機率也就是一千萬分之一。
正因為如此，汪亮解在報上看到一串熟悉的號碼後，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立刻抓著報紙跑回不遠的出租屋，找出放在一個煙盒裡的還沒對獎的彩票，和報紙上的信息核對。果然，其中一串7個數字及排列順序，和報紙上的中獎號碼一模一樣。這意味著，他的這張彩票，中了七星彩的最高獎——500萬元人民幣。
汪亮解拿著彩票在空無一人的出租屋裡翻來覆去地看。他還沒來得及好好品嘗中獎的狂喜滋味，就注意到票面上寫的一行字：兌獎期限為28日。
他隱約覺得有些不安。2007年7月29日乘火車回安徽的那天，他在北京市豐臺區吳家村一個彩票點買了這四注彩票，在他買好的當天，七星彩就開獎了。28天的兌獎期限已經過了半個多月。“多少還能拿回一點錢。”當時的他心存希望。
他找了個電話，打給了同在北京的哥哥汪亮田。汪亮田在距離汪亮解住處大約一里地的地方開了間小賣鋪。汪亮解一說中了500萬，汪亮田立刻打斷了他：“你起什麼鬧？胡扯吧？你就糊弄我好了！”說完掛斷電話。
汪亮田一直勸弟弟別再買彩票。他自己也曾經是彩民，有兩年“彩齡”，但從來沒中過一分錢。“我一直認為那些中獎的都是騙人的。”汪亮田對記者說。
第二天一大早，汪亮解帶著彩票和報紙來到了哥哥開的小店。果然不錯，按照報紙上的信息，弟弟可不是中了500萬大獎？！汪亮田把電話遞給弟弟，讓他趕緊給體彩中心打電話。
在電話里，汪亮解報了彩票的期號後，對方告訴他，這張彩票已經過期了。汪亮解一聽急了，對著電話扔出了一連串安徽方言。汪亮田搶過電話，終於弄明白弟弟的彩票已經過了28日的兌獎期限。他反覆詢問工作人員，還有沒有補救的辦法。“我至少問了10遍，他都說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汪亮田說。
掛斷電話後，弟弟汪亮解沉默不語。
曾以為北京電視台能幫他領到獎
汪亮田突然看到一張《北京晚報》。他自己很少買報紙，通常是別人帶過來放在這裡的。他找到上面的新聞熱線打過去。
“我當時想著，記者能給幫忙去說說嗎？”兄弟倆去見了記者，接受了採訪。而且用的是真名，沒想過要隱去。接下來的幾天，汪亮田小賣鋪的電話幾乎成了記者熱線。兄弟倆想去一趟體彩中心，結果因為記者太多而一推再推。
這時的他們還不知道，在汪亮解回安徽老家的那幾天，京城的大小媒體幾乎都報導了“500萬將成棄獎”的訊息。
9月18日，北京電視台的記者給汪亮田打電話，讓他們帶著彩票去北京市體彩中心。“當時可高興了，覺得電視台肯定是有什麼辦法了，搞不好可以領獎了。”汪亮解把裝著彩票的煙盒妥妥貼貼地裝在兜里。
可是去了現場，體彩中心的工作人員在攝像機的注視下把那張彩票放在機器上掃描了彩票上的條形碼。“就只過了一下，然後告訴我們彩票不能用了，500萬沒有了。”汪亮解說。他重複了好幾遍“就過了一下”，這個簡單的“儀式”和他的預期相距甚遠，怎么說也是500萬啊，就這樣被判了死刑？
兄弟倆轉向電視台的記者尋求幫助，但記者表示也沒有辦法。“他們好像就想去拍一下鏡頭。”汪亮田說。
從那以後，他們兄弟倆就不願意再接受媒體的採訪了，體彩中心他們也再沒去過。
律師在媒體上公開表示願意幫忙再次燃起希望
9月16日的《檢察日報》登了對兄弟倆的採訪文章，同時還提到了兩位北京律師，他們向記者表示，“我們準備冒一把險，挑戰兌獎規則中的‘28天’規定，幫助汪亮解通過訴訟程式挽回損失”。
當時忙於應付媒體的汪氏兄弟倆並沒有太在意這句話。當媒體已經無法幫汪亮解要回500萬時，哥哥汪亮田想起了報紙上的這句話。他找當時採訪他們的記者要到了律師的聯繫方式。
汪亮田一個人去了律師事務所。這個一點法律知識也沒有的安徽人只關心兩個問題：打官司能不能要回獎金？打官司要花多少錢？
“我們跟他解釋什麼是‘霸王條款’。打官司，從理論上來說，我們是有把握贏的。”劉金海律師告訴記者。至於訴訟費用，律師告訴汪亮田，知道他們是打工仔，準備設計一個不需要太多訴訟費的辦法來起訴。
打官司不太可能一分錢不花。汪氏兄弟明白這個道理。汪亮田思考半天，對記者說了一個數字：“一千多我們還是可以承受的。”
為了打官司，汪亮解又回了趟老家，花了四天時間和三百元錢路費，補辦了一張臨時身份證。長假期間，汪亮解正式和劉金海、楊航遠兩名律師簽約，委託他們進行訴訟。
汪氏兄弟的父母也在北京。兩位老人得知兒子要和北京體彩中心打官司，很是擔心。
汪亮解沉默良久之後，抬頭直視記者，說：“就算這個事不發生在我身上，也會發生在別人身上。”一瞬間，這個寡言的打工仔似乎有了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神情。
50萬賣掉彩票也沒戲了
9月21日，汪亮田在小店裡接到一個電話，稱有一個彩票點的老闆想出50萬買他弟弟的那張彩票。汪亮田當時沒反應過來對方是什麼意思，就說：“那就幫我們聯繫一下吧，我找弟弟商量一下。”連對方的身份都忘記問了。
後來看了報紙才知道，是方莊一家彩票中心的老闆找到報社記者，表達了這個意圖。之後，這個電話再沒有打來。“不太可能有人花50萬買這張彩票吧？我不太相信。”50萬買彩票的事，汪亮解從來沒有表示不賣。“50萬不少了，能在老家乾不少事了。”汪亮解說。但他哥哥馬上補充說：“現在我們已經和律師簽約了，怎么做，得問問律師了。”
“如果有人出50萬買這張彩票，哪怕更少一點的錢，我們都建議他賣掉。賣掉彩票，並不影響打官司。再退一步說，就算賣彩票會影響到訴訟，我也建議他賣。我們介入這件事的初衷有兩個，首先是幫到汪亮解，其次是完善彩票制度。賣掉彩票顯然能對他的生活起到幫助，而要完善制度，如果純粹讓汪亮解來買這個單，對他太不公平了。我們可以給有關部門建言，或者通過輿論的力量。並非只有打官司這條路。”律師劉金海告訴記者。
10月9日，記者致電方莊這家彩票店時，曾向媒體表示對這張彩票很感興趣的李經理拒絕了記者的採訪，並掛斷電話。
希望一次次升起，失望一次次降臨，要打官司了，汪亮解的心又提到嗓子眼，他沒心思幹活了。
老家是個閉塞的小山村，不看報紙
體彩中心已經盡到告知義務？
7月29日晚開獎之後，北京市體彩中心就在電視上、報紙的彩票欄等地發布了開獎和領獎信息。隨著最後期限的日益逼近，體彩中心也想了其他辦法。在各個彩票點彩票售票終端機上發布告知信息，各個媒體也開始關注這個500萬大獎的神秘得主。體彩中心的工作人員甚至還找到了這注彩票的出售點——北京市豐臺區吳家村甲1號的老闆，請他回憶當時購買彩票的人的特徵。但是這些努力都沒有等來彩票的主人。
8月26日是對獎的最後期限了。當天是周日，但體彩中心的工作人員仍然在加班等待幸運兒的出現。到夜裡12點59分，熬夜守候的工作人員終於收拾東西準備下班。不少評論認為，體彩中心已經盡到了告知的義務。
老家是僅有幾戶人家的小山村
彼時的汪亮解，正在安徽樅陽的一個小山村里照顧患膽管結石的老岳父，順便照看一下家裡的幾畝水稻和棉花地。
結婚後，汪亮解就搬到距離自己家十幾里地的妻子家去住，他是大女婿，在他們那個山村里相當於“半子”了。妻子後面還有3個妹妹，其中兩個在校念書。“他岳父病了，他不可能不回去。家裡一個男人都沒有是不行的。”汪亮田說。
在這個只有幾戶人家聚集的小山村，那裡不通電話，人們也幾乎不看報紙。汪亮解除了幹活和照看岳父，已經完全忘了自己留在北京的那四注彩票。
買了將近7年彩票的他，從來沒試過買完彩票扔在一邊不理。偏偏這次把彩票遺忘了一個多月，他覺得冥冥之中似有注定。
“那注彩票是我隨便選了幾個號。我幾年前還算過，哪個號可能性大些。後來都發現是騙人的，再研究也沒用。我就隨便選。我選完那注之後，心裡咯噔的一下。當時也沒在意，買好就吃飯去了。”
打工仔在京不需要朋友
哪怕汪亮解當時人在北京，只要他不去彩票點買下一期彩票，他也不會知道外界在尋找他這個幸運兒。
汪亮解租住在北京西郊的一個大雜院裡，租金一月一百。大雜院裡住著一群和他一樣來北京討生活的人。有賣菜的，有做裝修的，有收破爛的。他們幾乎不會買報紙，更不會上網。就連這樣一個住所，汪亮解也是三天兩頭就換。他是一個裝修工，如果碰到能幹上十幾天的活，他就會把房子退掉，去工地上住。他的家當很少，除了幾件衣服，就是一台在舊貨市場花幾十元錢買的黑白小彩電，只有沒找到工作的時候才會打開來解悶。
汪亮解來北京雖說已經7年了，但一口濃重鄉音仍然沒有改變。“我不用學國語，不和本地人打交道。”汪亮解有點不好意思地解釋。
現在，汪亮解正跟隨著一個四川人在北京的某個樓里幹著裝修活，連他哥哥都聯繫不上他。在沒有固定朋友的環境裡，汪亮解就像一根隨波逐流的水草，沒有人能在一個固定的地方找到他，包括親人。體彩中心依靠媒體所作的尋找工作，觸及不到汪亮解以及他的生活圈子。
汪亮解馬員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