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大概有人會認為是二銅，因為那個時候的銅官山、銅陵縣，都屬池州的轄境；要是再向前，問到唐、宋時代的池州知名產品，有人可能就會答不上來了。
其實，稍加研究歷史，即可知曉。正史的《新唐書》的“地理志”，和唐代著名地理名著《元和郡縣圖志》的“池州”名下，所列每年奉獻給朝廷的貢品，第一大宗，即是：紙。說明起碼從唐代起，池州的造紙業就相當發達，君不見今天的池州境內，不還存在著個唐朝時形成的地名：“紙坑山”嗎！
紙的歷史
紙，向來是中國傳統的“文房四寶”之一，又名列中華民族的“四大發明”。傳統說法是東漢的蔡倫發明了紙，實際上蔡倫之前，也有紙的流傳。不過那時的紙，是用紡織品的縑或帛為之的，今天的“紙”字，之所以用“糹”為偏旁，是紙以紡織品為質的證明。東漢時，蔡倫認為縑、帛的價格太重，一般人都用不起，遂發明出“用木膚、麻皮等”造紙的辦法，並將這項發明創造於元興元年（公元105年）上報朝廷，漢和帝大加稱讚，得以推廣，以致出現“天下鹹稱蔡侯紙”的勢態。
蔡倫的造紙法，從推廣到大批量生產，是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過程。《三國志》上說，魏文帝給吳大帝孫權的詩賦，是“秦書”，給吳的大臣張昭的信，才是“以紙寫”。所謂“秦”，還是紡織品。說明當時統治集團高層還是紙、帛兼用。西晉時，造紙業雖有長進，但依然是供不應求，故《晉書》上說：左思花十年功夫寫成的《三都賦》，受到皇甫謐、張華等文壇大家褒揚和寫序作評，很快引發出轟動效果，以致形成“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說明當時的首都（洛陽），也還保證不了紙的供應。當時的葛洪，雖說是太守之子，本人又有縣令的官職，他寫詩作文，也是“常乏紙”。一般的布衣士子，則更難用上紙了。
在晉和南北朝時期，造紙業有了不少長足。沒有這種“長足”，那位曾寓居池州境內的南梁昭明太子的私人藏書，是難以達到“數萬卷”的。東晉時，對朝中用紙的質量也有了要求。當時的造紙原料，主要是麻、藤、楮樹皮，所以東晉規定朝中必須使用藤角紙。北朝時成書的科技名著《齊民要術》里，鼓勵百姓廣種楮樹，因為楮樹皮可以造紙，其利甚高，指出：“種三十畝者，歲砍十畝，三年一遍，歲（可）收絹一百匹”。一年的造紙原料楮皮的出賣收入，能達到購“絹一百匹”的價格，可見其利之大，因此北朝的造紙業也有了較大發展。.
池州紙業歷史
從唐代起，池州的造紙業就相當發達，君不見今天的池州境內，不還存在著個唐朝時形成的地名：“紙坑山”嗎！
以造紙業而形成的地名，在池州的歷史上是唯一的，在全省乃至全國，亦屬少見。反襯出唐代池州造紙這一產業的發達。“紙坑山”之外，當年的池州還有哪些製紙作坊，因缺乏史料文獻記載和文物遺存，一時還不敢妄言。
據清乾隆《池州府志》第二十五卷載：“唐宋池州土貢紙。”宋代為池州造紙的鼎盛期。《石林燕語曰：“宋學士制用白麻紙。白麻者池州楮紙也。”《東坡志林》曰：“竹紙豈宜墨。若池、歙精白版，真乃可試墨。”宋王安石題詩“次韻酬王微之贈池紙”（王哲，字微之，宋嘉佑初任池州府知州）。池紙已成為官宦、文人饋贈的極為珍貴的禮品，可見當時池州造紙業技術的先進和質地的精良。南宋時池州紫岩（今貴池區涓橋鎮紫岩村境內）紙特別出名。明清以來，池州造紙更為發達，範圍更為擴大，九華河、秋浦河、清溪河等流域村莊皆利用山溪水力建造紙作坊多處，所產紙大多銷往京城，極受士大夫的歡迎。近代以來，由於造紙原料匱乏，消費市場變化，工藝落後等原因，池州造紙才逐漸衰落下去。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貴池區清溪、秋浦二河上游還有零星的一兩個小作坊以巴茅桿為原料，用傳統工藝製造紙張。池州古代造紙原料主要為青桐樹皮、青檀樹皮和楮樹皮，青桐為人工栽培，後二者為野生。據民間經驗，造紙以楮皮為最佳，纖維細膩而柔韌，明清時期暢銷京城，有造紙者因此而能交接達官貴人。青桐樹皮纖維粗而長，色白，也可用來搓繩，為紙宜墨。宋代著名的白麻紙疑即以此為原料。
唐之後經五代至宋朝，池州依然是江南造紙業的主要生產地。以致朝廷、皇室都喜用池州用楮樹皮生產的楮紙。宋朝時，曾在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五位皇帝朝廷為官，又是學問博洽、精熟掌故的葉夢得，於他的著名史料筆記《石林燕語》中，有這么一段記載：“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冊書用簡，以竹為之；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日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藤紙；赦書皆用絹黃紙，始貞觀間。或雲，取其不蠹也。紙以麻為上，藤次之，用此為重輕之辨。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之‘白麻’。今制不復以紙辨。號為白麻者，亦池州楮紙耳。”
記述唐朝皇帝詔書上用紙的制度不同，凡自中書省草擬經皇帝批准後，又從中書省發出的，用的是“黃紙”。之所以用“黃紙”，“取其不蠹”（即不生蛀蟲）則是個主要原因；而由翰林院學士草擬，並從翰林院發出的詔令，則又用的是“白麻紙”了。同時明確指出，當時奉行的紙，是“以麻為上，藤次之”。從皇帝的手詔之類（即“發日敕”）才能用“黃麻紙”，可見“麻紙”的等級、地位之高。
